【大纪元2025年01月06日讯】一九九二年初，台湾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致函立法院表示，“消费者保护法”（消保法）与“公平交易法”（公平法）二者应相辅相成，而“公平法”已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四日正式实施，希望延宕多年的“消保法”赶紧排入议程，早日通过。另外，行政院经建会当时亦表示，综合服务业发展趋势与市场情况，金融业的外汇操作人员、证券业中的市场分析人员、一九九二管理服务业中的企管顾问人员与房地产业中的估价人员等四类职业，应列为未来优先实施服务业专业执业证照在当时制度的实施对象。这意味着职业证照将开始全面推广。
这些事件明显告诉我们，台湾社会早已步入“管制”的时代，表面看是“公平”、“道德”社会将藉由各种法规的强迫而形成，有人自诩为“步入先进国家”的必备要件；但进一步观察所谓先进国家走过的轨迹，却会发现理想与现实不仅有差距，或许是事与愿违而尝受反向的苦果。想到这里，我们不禁特别怀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去世的史蒂格勒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对于美国实施类似“公平法”、“消保法”，以及证照制度的得失，有着兼具学理和实证之双重深刻探讨，正是台湾社会、其实是全球社会可作借镜，而且更是世人此时此刻加以研读、并进而借机认识史蒂格勒教授。
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在美国的华盛顿州出生，是中欧移民的后裔，从小就在一个相当开放的环境里长大。大学时缺乏适当引导，最初念商学，在西北大学拿到企管硕士后，受到Coleman Woodbury 这位经济学家的激发，才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乃于一九三三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芝加哥学派代表性人物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正是人才鼎盛的时期，老师们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先驱者，都属于古典的自由主义伟大学者，如奈特（F. Knight），赛蒙斯（H. Simons），以及范纳（J. Viner）。教授阵营固然极强，研究生们也并不差，鲍丁（K. Boulding），卡尔逊（S. Carlson），弗利曼（M. Friedman），瓦列斯（W. A. Wallis）等人都非泛泛之辈。在此种智慧、脑力充分激荡的环境下，乃造就出史蒂格勒的非凡成就。史蒂格勒在奈特的指导下，撰写经济思想史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三八年得到学位，而该论文也在一九四０年顺利出版。
尚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史蒂格勒就于一九三六年被舒兹（T. w. Schultz，1979年诺贝尔尔经济学奖得主）网罗到爱阿华州立大学任教，一九三七年，发表第一篇重要的文章于最富学术盛名的《政治经济期刊》（JPE）上，谈的是奥国学派先驱孟格（C. Menger）的经济学，这也是他的研究本行——经济思想史。毕业之后，史蒂格勒转到明里苏达大学，其间曾于一九四二年赴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在那里，奠定了他重视人民与国家实证、从事实证的基础。
亟力反对经济管制
几近战争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史蒂格勒再回到明里苏达大学，并与弗利曼同事，当年发表了一篇直线规划的著作；一九四六出版了充满实证的《价格理论》这本书（当时极难得有实证），该年也与弗利曼合写了一本批评“房租管制”的小书，痛斥管制将难免产生扭曲房租市场的结果，使空间误置。这本小书激怒了美国所谓的自由份子，但史蒂格勒仍然勤于出招，又在该年写了一篇批判“最低工资率”的文章，指出最低工资将会带来资源误置，且对总合需求、家庭所得，以及贫穷都将有害的结果。
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与弗利曼拆伙，受聘至布朗大学，弗利曼则赴芝加哥加入芝加哥学派阵营。一年之后，史蒂格勒再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一年，讲授产业组织和经济思想史。一九四七年时，史蒂格勒已经从事了在目前颇受重视的总因素生产力测量的先驱性工作，而就在该年，他应海耶克的邀请，远赴瑞士参加“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始会，成为开创者之一。那次会议中，诸多崇尚自由的俊彦齐集一堂，其中，对史蒂格勒最有深远影响的是结识达瑞克特(A. Director)这位益友，由之得到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的许多观念。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史蒂格勒还曾担任蒙贝勒兰学会的会长。
一九五八年是个重要的一年，在外浪迹二十年的史蒂格勒，终于再回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荣任Walgreen 讲座教授，正式加入正是日正当中的新芝加哥学派阵营。当时的芝加哥学派就已强调重货币理论、小政府，以及自由市场的理念，这个学派深深影响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并吸引住史蒂格勒的后半辈子，在芝加哥终其一生。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开始，史蒂格勒就对政府管制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在一九六0年代初期致力于管制的经济效果之精心研究，一九六〇年与佛里德兰（C. Friedland）合作的<管制者能管制什么？>是他在这方面的初试啼声之作，该文针对电力公司的费率管制作了实证分析，发现管制对价格没有效果，其后又连续发表了对政府管制政策的实证评估之作，将管制政策无效而且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作用等等讯息，源源的输给大众。由于他的这种努力，一个经济研究新领域就逐渐萌芽、茁壮，这个新领域就是后来极重要，且使布坎南（J. Buchanan）获取诺贝尔奖的“公共选择学派”。史蒂格勒的公共选择理论是在分析：政府官僚的行为是由“自利”引发出来，管制者通常不是从事“公共利益”，而是保障受管制对象的利益。就在密集研究管制行为的这段期间，史蒂格勒涉足了许多公共事务，并担任数个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且曾担任设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体系与政府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有关管制论文集，在一九七五年以“人民与国家”（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之名结集成书出版。
一九六四年，史蒂格勒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AEA）会长，发表了〈经济学家和国家〉这一篇重要的文章（收在《人民与国家》这本书中），对国家保护个人这件事详论其哲学和理论的观点。他的自由观及对国家保护个人的看法，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学家像传道者》可以见其梗概。
迟来的诺贝尔奖
一九八二年对史蒂格勒是重要的一年，那年秋天，诺贝尔奖桂冠终于落到他的头上，表彰他“对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政府管制的因果之研究”的贡献。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主任坎贝尔（W. G.Campbell）认为，他的得奖不但“理所当然”，而且是“迟来的”。史蒂格勒的受奖词〈经济学的历程和进步〉，是一篇重要的方法论，文中，他将其资讯理论应用到市场上，开创了经济科学的新观念。资讯理论是史蒂格勒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强调资讯是种昂贵的物品，也是造成价格差异的主因，在搜集资讯过程中，蒐寻（search）行为非常重要。资讯的广泛散布是降低蒐寻成本的不二法门，而政府的干预却往往适得其反。
史蒂格勒无疑是20世纪全球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不但长于理论，更擅长以实证得出证据来作论证的有力基础。他不但开创了经济学的新领域，也因为具有幽默、机智，以及优美的文笔，将枯燥的学理通俗化的传达给大众，对社会各阶层亦有深远的影响。坎贝尔开玩笑的说，如果每位经济学家都能具有史蒂格勒的表达方式，经济学也不至于被冠上“忧郁科学”的称号了。据说史蒂格勒将其小船命名为“论文（Treatise）”，如此，有人问他空闲所为何事时，他即答曰：“从事论文的工作”，由此更可见其幽默。
在20世纪末的芝加哥学派，弗利曼、史蒂格勒、以及瓦列斯三人，曾被学者称为“三剑客”，但这三人中，以弗利曼的名气最响。其实，不论文采、演说口才，以及学术理论，或通俗作品等方面，史蒂格勒都不逊于弗利曼，而在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这么重要的课题上，史蒂格勒的贡献还更有过之呢！
1998年史蒂格勒出版了一本亲笔自传，个人主要参酌该本自传，再配以《人民与国家》等文集，并夹杂个人的一些观察，写成这本小评传。全书分成九章，第一章简述史蒂格勒的生平；第二章记述史蒂格勒的教师生涯；第三章简介史蒂格勒眼中的芝加哥学派；第四章描述寇斯定理的出现；第五章简介史蒂格勒的学术贡献和经济学布道；第六章写出史蒂格勒认为的“大恐慌和战争时期的经济学”；第七章介绍史蒂格勒如何看待“独占”；第八章写史蒂格勒谈“经济学家”；第九章最终章则盖棺论定史蒂格勒这位“经济学布道家—反管制大师”。
与《海耶克》、《弗利曼》、《亚当·史密斯》、《寇斯》、《洛克斐勒》五本书一样，本书也以通俗方式呈现，没有注解和参考文献，希望普罗大众一目了然，轻松愉快地认识史蒂格勒这位反管制大师，尤其在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并大力推行“反管制”、“松绑”政策的此时，更有必要从史蒂格勒身上及其著作来了解个中迷津。
本书之成，除感谢史蒂格勒及被引述的先进学者外，对于李秀卿、林珮如二位好友的帮忙，以及《大纪元》的刊登也表达感谢。当然，更衷心期盼读者赐正。
吴惠林 谨识于台湾台北市 2024年11月27日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