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1月06日讯】（接上文）伦理来源于天道，是天道秩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映射。真正的伦理具有先天理性的特质，并在社会体系中转化为普遍性的自然契约，构建出一种天道与人伦相互统一的伦理社会结构。中国的传统社会正是这种伦理社会的典范，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全球文明中独一无二的创举。
20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开始被解构。中华民国的共和制国家系统中缺乏与传统伦理社会的衔接，存在巨大的系统漏洞而被共产主义钻了空子；而中共建政后，从国家体系到社会体系全面摧毁了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结构。
中共解体后，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并重建传统伦理社会结构，不仅需要在现代宪政体系中融入伦理规范，更需要在民间恢复敬天敬神的文化传统，重建传统的天人关系，以为伦理社会提供永不枯竭的先天源泉。
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伦理社会的产生
中华文化的源头是道家修炼文化。修炼是中华文化的最核心内容，是一种人和天道的直接沟通方式，也是人可以成神的一条返本归真的道路。中国人的祖先轩辕黄帝以天子修道成仙的方式，为中国人留下了道家修炼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起源。
道家修炼文化揭示了天道运行的规律，创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天命观，不仅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也塑造了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儒家文化将这些天道秩序和价值体系融入社会关系之中，以五伦关系为纲，形成体系严密的伦理规范，构建出一套基于先天理性的伦理体系。可见，儒家文化来源于道家，是道家修炼文化所揭示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天命观在社会关系中的真实展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方面，儒家文化扮演了自然法的角色。
儒家文化在信仰体系上展现出儒道相通、神天同构的特色，敬天和敬神是一回事。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一个人要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再怎么向上天祷告也无济于事。此外，诸如“三尺头上有神明”“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尽人事，听天命”“某事在人，成事在天”等这些民间俗语不属于特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属于儒家文化所奉行的天命观在世俗社会层面的诸多表现。儒家文化讲天理良知，“仁义礼智信”是人的良知的体现，同样也是天理在人间的展现。“礼者，理也”，儒家所追求的礼治社会，同样也是天理良知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展现。
人类的道德规范源自天道与天理，伦理中的自然法则必须在高于人类的神与上天的威严之下才能建立，也必须依赖于人们对神与上天的敬畏，才能在内心生效并内化为自律的道德准则。因此，伦理社会形成的前提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将天人关系视为首要的社会关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敬天敬神、遵循天理被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
此外，中国之所以能产生伦理社会，儒家文化的超宗教性也是重要原因。天道、天理不是掌握在具体的某个宗教集团的神职人员手中，而是以先天理性的方式普遍地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层面上。正是儒家文化为天道和人伦（人道）之间架起了无缝衔接的文化网络，像一张张巨大无比的神经网络一样，将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天道天理严丝合缝般地接在一起，构筑了天人合一的社会体系和伦理体系。
儒家文化的这种超宗教性，在宗教范畴之外构建起敬天敬神的世俗文化，也因此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宗教包容性，中国传统宗教、中东和西方宗教在中华这片土地上和平共处，从不发生宗教战争，这是儒家文化伦理社会结构之优越性的另一项历史见证。
西方社会为何没有发展出伦理社会
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在思想层面以哲学和理性著称，在社会制度层面以城邦民主制度而闻名。但是希腊文明同时又是一个奴隶制社会，表现出血腥残暴和违背天理的劣性，与中华文化追求天理良知的伦理社会可谓天差地别。
古希腊文明未能发展出伦理社会结构，在哲学层面上是因为古希腊思想家们所阐述的伦理观大多基于后天理性，它的起点是经验与理性分析而非神圣的启示或天道法则。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许多关于德性（virtue）、正义（justice）和伦理（ethics）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了幸福生活的条件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然而，这些伦理概念基本上都是依据后天理性构建的经验和抽象概念，依靠理性推理来产生社会秩序，缺乏神圣性基础和天道威严，因此很难在社会心理层面映射为自觉自律的伦理规范。
与此同时，古希腊社会仍然保持着奴隶制，并将公民与奴隶视为具有天然等级差异的群体，希腊哲人所阐述的伦理思想更多地停留在精英阶层的哲学讨论，主要聚焦于个体修养和理想城邦的设计，并未形成贯穿整个社会结构的伦理秩序。此外，最让后人诟病的是，希腊的民主制度演化成多数人的暴政，竟然将传授先天理性智慧的先知苏格拉底处死，这也直接扼杀了希腊文明向伦理社会转型的一丝希望。
基督教文明兴起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将希腊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希腊哲学的后天理性解释基督教信仰，构建了一套从神圣性延伸到世俗理性的伦理框架，初步形成了基督教伦理社会的雏形。然而，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二者的内在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导致基督教伦理社会在中世纪后期逐步瓦解。文艺复兴正是利用希腊哲学的人文性（后天理性）对经院哲学的神圣性基础发起挑战并加以解构。
随后的宗教改革彻底抛弃了经院哲学，强调人与神通过《圣经》直接沟通的信仰方式，这才重建了真正具有先天理性的基督教伦理思想，这便是基督教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只强调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神圣性的启示只用于个人的自律，只存在于家庭和社会关系之中，并未延伸到国家系统之中。在国家体系上，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方国家依然通过传承自希腊哲学的后天理性构建了社会契约国家（宪政国家系统）。美国是新教伦理体系下最典型的国家，新教伦理规范了美国的社会和家庭关系，而华盛顿以个人对神的信仰宣誓为美国宪政注入了神圣性源泉，如本篇系列（中）所述。二者的相互配合，才保障了美国宪政稳定运行200多年。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古希腊哲学中的这些后天理性在近代科学与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一步演变为工具理性，即以效益、效率和利益为核心价值而忽视伦理与天道的终极价值。这一过程也加剧了现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价值真空和道德相对主义问题，人与神的联系越发疏远。当今西方社会无神论、唯物论盛行，新教伦理体系已经被工具理性解构得支离破碎，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面临宪政危机与信仰危机。如何重建基于天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为宪政注入神圣性源泉，融入伦理的内涵，正成为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严峻课题。
相较而言，儒家伦理植根于天道与人道的一致性，人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顺应天道的规律来建立社会秩序。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源自对天道的体认，属于先天规范，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的和谐关系，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伦理体系，并构建出稳定传承数千年的独一无二的伦理社会，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真正文化自信。
修炼文化的重现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天道是伦理的先天源泉，赋予伦理先天理性的特质。一个现代中国人要能真的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相信天理正道、善恶有报，这个人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自觉维持道德和伦理规范，伦理内涵和伦理体系才有可能再度在中国社会的土壤里滋生成长。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伦理社会的重构，首先在于确立天道尊严在中国社会和国家体系中的至高权威，也就是首先要在中国社会重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关系。
然而中共统治中国之后，系统性地破坏了中华儒释道传统文化，尤其是十年文革更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毁坏殆尽。中华文化重建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也就是文革的后期，中华大地上开始出现气功热，气功带来的祛病健身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重新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意图探究其中的奥妙。1982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亲自验证了气功和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针对当时的气功热制定了著名的“三不政策”，即不宣传、不争论、不批评，并支持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气功、特异功能和人体生命科学展开科学研究。
气功实质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佛道修炼文化，特异功能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神通，是修炼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这也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有关人体、生命、神佛和宇宙天道等更深奥的道理和规律。文革后出现的气功热实质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体制下的一次突围，气功热帮助中国人重新认识修炼文化，为后来法轮大法的传出做了铺垫。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大师在长春向世人传授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大法，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可以返本归真，使自己的生命升华到更高境界。法轮功传出后，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不用出家，在世俗中修炼，这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带来契机。一方面法轮功学员修心重德，敬天敬神，为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建立了真实的天人关系。同时，通过修炼，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平不断提升，伦理规范逐渐内化为他们自觉自律的道德准则，为中国社会重建伦理社会结构带来希望。法轮功修炼团体无疑已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方净土。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修炼文化，道家修炼文化开创了中华文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修炼文化体系更加丰富。人类历史上也只有修炼文化才可以揭示天道和人伦规范的真实关系，只有将天人关系的真实内涵注入到社会关系中，才可以让人类文明内生出伦理社会结构。
法轮功的传出与蓬勃发展，标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浴火重生。法轮功的修炼文化也超越了传统宗教的内涵，不仅为中共解体后中华文明的重建提供了文化、哲学、道德和伦理的源泉与保障，也为当今西方文明化解信仰危机和伦理危机带来了宝贵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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