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1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梅橙县报导）在2025年1月举办的尼克松国家癌症年度大会（Nixon National Cancer Conference）上，专家们探讨了全社会对医疗权威机构的信任危机。尽管治疗和护理水平有了巨大进步，但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患者建立信任，消费广告将患者直接转变为客户。
2024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对超过一万名美国成年人做了一周的调查，回应率90%，超过9,500人回复。其中，支持科学家在公共政策辩论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人占51%，2020年为60%；认为科学对社会能产生积极影响的美国人占57%，2019年占73%。2023年对科学家较信任的公众占73%，2019年占86%，这三项都在下降。
希望之城（City of Hope）副首席医师爱德华·金（Edward S. Kim）博士主持小组讨论，加州橙县纽波特诊断中心核医学物理部主席哈泽姆·切哈比（Hazem H. Chehabi）博士和来自路易斯安娜州的血液和癌症专家、播客主持人桑杰·朱尼贾（Sanjay Juneja）博士从医生的角度畅谈了看法。
医病互信问题
金博士谈到，民众对癌症和其治疗方法还在不断地认识中，医病互信问题已存在几十年，并不仅是在COVID之后。
朱尼贾说：“信任始于诚实、透明和权柄（ownership），涉及易犯的错误和期待，还有文化心态”，医生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每种癌症的治疗效果也不同。从医护角度看，核心理念是让患者参与其中，但同样的诊断可能引来幸福感和恐惧，与患者和家属的心理和情感有很大关系。
切哈比说，患者会带着信息寻医，包括他们从网站上找到的或技术讲座听来的，“我与患者见面时不轻视、不评判对方的观点，会花时间与他们交谈，询问情况、解释临床治疗、分期诊断和反应评估”；建立互信从分配时间和会面开始，“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给予患者时间做决定”。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永远不要害怕向医生提问，花时间与医生面对面交谈，提出所有的疑问，并分享信息，在做决定前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但这并不容易”。
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78%民众对医学家以公众最佳利益行事有信心，但仅45%的人认为科学家是良好的沟通者。金谈到，他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长大，信任住在街对面的家庭医生，人们会按照医生说的去做；但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来源获取信息。
切哈比在医疗委员会任职时，看到有些医生能提供最好的专业帮助，但也有受到纪律处分的。医德很关键，但很难改变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要么医生与病人进行合乎医德和诚实的交流，要么没有，这是医界必须努力的事。
癌症治疗的风险和伤害
全国非营利组织美国癌症医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在2025年1月16日的报告中说，从1991年到2022年，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了34%，约450万人免于死亡，但受到多种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威胁。报告预计，2025年美国将有超过200万新癌症病例（每天5,600例），癌症死亡人数将达到61.8万人。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22年的报告，心脏病是美国人第一大死因，而癌症仍是第二大死因。
金博士说，当医生给出良心建议时，患者、家属或朋友不一定能相信，经验与痛苦让他们不相信。面对罹患转移性乳腺癌至少15年的患者，医生判断真正令她衰弱的是慢性疼痛。但当金博士向她解释，要试试这个或那个止痛方式时，她却觉得医生是在推销。
朱尼贾说，这种情况很常见，也非常有挑战性。当医生给二三期的患者进行化疗时，会希望他们不要发烧或住院，但化疗会有副作用如掉头发；6个月后患者病情复发，那时“对医生的信任就支离破碎了”，而医生还得解释扫描的结果，有时结果并不如意。
切哈比说，原则是不要伤害，但轻重程度的副作用难免，所以“最重要的是充分了解患者以及家属的态度和能接受的程度”。
朱尼贾说，现在我们有了“靶向治疗”。但仍有10%的人甚至没接受过治疗所需的分子检测，这在拉丁裔或非裔中这比例可达15%。如果病患是癌症四期，他会建议做分子检测──而这是“教育”工作。
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
现在的医生除了治疗外，还要处理电脑文档、账单和保险等。切哈比说：“但你必须找到时间与患者建立关系和信任。我会和所有来的患者一起查看扫描图像，把它安排在我的日程里，这也是使命。”
“人工智能（AI）技术也许有帮助”，朱尼贾表示，“我们确实在一遍又一遍解释同样的事情：微观疾病以及肿瘤是如何演变的、对治疗后果的预见等”。他提到“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在几秒钟内就能解释为何未扩散的乳腺癌需做化疗、会有什么副作用等。“但这是冒犯还是信任？”他说，非治疗专业人士也可做这种工作，但这种AI技术确实减少了劳动负担，也有巨大的潜力。
社交媒体俨然成为头号信息场所，“像我女儿那样的年轻人从社交媒体如TikTok等获得了很多信息和指导”，朱尼贾说，那些信息未被检视、缺乏诚信。所以，当有大量信息反对传统医学时，医生们需要验证；其次，需要接受“常青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教科书和医学会议也是人们获得信息的来源，金博士说，困难的是对信息的过滤，“对我们许多编写教科书的人来说，教科书没有太大的帮助”。另外是全国各地的会议，如果有开创性的研究，那会被媒体报导；但未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的讯息，就要去实践和找到真相。◇
责任编辑：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