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1月27日讯】1958年史蒂格勒返回母校芝大任教后，与弗利曼等学者将“芝加哥学派”这个招牌擦得其亮无比。究竟“芝加哥学派”是什么？有不少说法，也有专书出版，而史蒂格勒这位当事者又是怎么看的呢？
史蒂格勒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蒙贝勒兰学会（Mont Pelerin Socity，简称MPS）首次聚会之前，亦即1947年4月之前，经济学领域中尚未出现芝加哥学派这个名号。1930年代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与其他地区是有些许差异，但大多数主要的大学也都能这么说。
芝加哥学派的酝酿成形
当时，奈特对政治行为的道德与智识意涵感到怀疑，尤其对中央经济计划更不以为然，但他对竞争经济的伦理基础也同样严厉批评。赛蒙斯在1934年出了一本有名的小书《自由放任的实是计划》（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书中倡导自由放任，但那是很奇怪的自由放任。他居然建议电话和铁路之类的基本工业应收归国有，理由是管制的成效不彰。赛蒙斯极力促进所得税的公平政策，以及对广告之类的商业活动订定详细管制。他的大部分计划几乎是社会主义与私人企业资本主义和平共存。不过，在货币政策上，他认为必须遵循法则而不是采用权衡性的操纵，此想法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芝加哥学派。具体而言，他主张该法则应是一个综合性物价指数的固定比例，很明显的，该法则就是后来对货币供给增加率建议的源头，该建议倡导货币供给应每年增加3%或4%。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范纳，他有19世纪的自由倾向，反对教条式的或简化的或“极端的”立场。其他芝大教授在政策偏好上差异极大，譬如，道格拉斯赞成政府在经济层面应扮演吃重角色；李岚(Simoon Leland)在租税上持传统意见；米立斯是个古板的劳动经济学家；敏斯(Lloyd Mints)只写有关中央银行政策的文章；休兹潜心于数学和统计的结合；蓝格(Oskar Lange)则为社会主义者。
范纳和他当时的学生，曾宣称当时并无明显的芝加哥学派之名称或学说形成。史蒂格勒也没发现在1950年以前，经济学界有认知芝加哥学派的迹象。不过，1960年代以前，经济学界已广泛同意芝加哥学派确实存在。张伯林（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在1957年出版的《朝向更一般化的价值理论》（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芝加哥学派，他认为该学派的特色是“热中攻击独占性竞争的理论”，还以“反独占性竞争的芝加哥学派”称之。而米勒（H.L.Miller）可能是撰写第一篇完整介绍芝加哥学派及其中心思想的论文者，该文刊在196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期刊》。到那时芝加哥学派算是正式成形，不但广受认同，也广遭贬抑。
史蒂格勒认为芝加哥学派有两大中心论点：一为政策立场，二为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政策立场是芝加哥学派比较被认同的特质，而1946年回返芝大的弗利曼， 很明显是这些政策观点的主要建构者。他在1946年以前甚少谈论经济政策，只有一些在二战期间探讨通货膨胀的文章，以及1946年和史蒂格勒合著的一本小书《屋顶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该书旨在抨击“房租管制”。
回到芝大后，弗利曼有了急遽的转变，他致力于三方面的工作，也形成芝加哥学派的基本信条。第一、他使已暮气沉沉的货币经济学重现研究生机，除将货币数量学说加以整修外，还扩展其应用范围。不仅用于研究经济行为，而且对凯因斯学派发动强力攻击。第二、弗利曼极力为自由放任的政策卫护，同时提出重要的新政策建议。第三、他以多种重要的方法发展并采用现代价格理论。
在驳斥凯因斯学派经济学方面，弗利曼成功地驱散凯因斯教条，有效地对抗在美英两国大多数总体经济学家的反击。他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实证法则，亦即，货币供给的变动与全国货币所得的变动息息相关。在政策讨论中，货币角色的重要性无疑地应主要归功于弗利曼的贡献。
弗利曼所强调经济运作中，货币存量变化的重要性，的确是1930年代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根本信念。他不只承继这项传统，还加以发扬光大。弗利曼做了很多实证研究，纪录了货币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强大的历史角色，同时也应用此理论作为批评凯因斯理论的利器。他以高超的技巧进行这些工作，他的思路极为明晰且反应很快，常能在热烈辩论中，完全掌握适当的论点，使他在面对辩论或打笔仗时，成为难缠的辩论者。弗利曼是一个杰出的实证工作者，随时准备怀疑自己的信念就是某个问题的关键，依据实证资料进行最精巧的分析。弗利曼很有本事引发对手愤怒，从而花费很多精力替他的观念打广告。史蒂格勒觉得，弗利曼作为辩论者的唯一瑕疵是，他的胜利往往往是短暂的，被他打败的对手多会偷偷地自言自语说“几天之内，我一定要想出来怎么答辩。”
不过，史蒂格勒认为弗利曼不是个擅耍诈术者，而是相信自己所说的，同时也只说他相信的。当他俩1957-58年在史丹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共事时，有一次两人搭档进行一场娱乐性辩论，对手搭档是梭罗（Robert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瑞德（Melvin Reder）。辩论主题是“解决了：犯罪划不来。”当时史蒂格勒为他们正方提出一个有趣的、但可能有误导性的经济论点，可是弗利曼拒绝采纳，说“就算是开玩笑，一个经济学家也不可能误用经济分析。”由此可见弗利曼是多么严谨，史蒂格勒要大家想想看，我们每天不知道要遇到多少个正式场合的误用例子。
几十年来，许多有分量的货币经济学研究都出自芝加哥大学。其中，弗利曼的著作最具代表，而他与安娜‧许瓦兹（Anna Schwartz）合著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尤其重要，可以说芝加哥经济学的货币面就是弗利曼创造的。
在公共政策上的著作，让弗利曼成为家喻户晓的的人物，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以清晰和诸多的案例阐述自由经济，销量历久不衰；1980年弗利曼与其夫人萝丝（Rose）合写的《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书更为成功，还制作成同名的十集电视节目，广受欢迎。弗利曼应各界邀请发表了无数次的演讲并参与诸多辩论，他还担任数十年《新闻周刊》（News Week）的专栏作家，使他在公共政策方面更为人知晓。
史蒂格勒特别举“教育券”和“负所得税”两个例子来说明。弗利曼建议使用教育券，让父母有帮他们的子女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如此也可将竞争导入公立的中小学。方法是：每个儿童的父母都会收到一张教育券，约是等于一位学生在公立学校平均一年的费用，该教育券可在任何品质合格的公私立学校使用。至于负所得税，是针对低收入户，以现金直接补助取代现行的一大堆公共福利计划，如失业救济金、食物券、房租补助、健保补助等。
这种作法对家人的帮助较有效，因为现行的很多国民住宅与其他福利的受惠者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负所得税的收受者会有选择的自由，例如选择更多的食物或医疗而减少住宅的消费。很多人反对这个建议，主因是他们认为家人不会善用金钱。史蒂格勒和弗利曼都不担心会这样，史蒂格勒担心的是，负所得税不但不能取代既存的众多公共福利政策，反会成为新增的一项福利。
史蒂格勒认为，教育券和负所得税两者展现了弗利曼以新颖和启发性的态度探讨公共政策的能力。虽然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样，都有很多意志不坚的分子，但弗利曼的反应是睿智的，且其建议不迂腐。史蒂格勒指出，谨慎且持续使用现代价格理论，
是弗利曼有着重大贡献的第三个领域，其源头并非弗利曼，而是范纳在经济理论的著名课程，而弗利曼的主要贡献是，严谨地呈现价格理论来指导数个世代的学生如何使用。
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
史蒂格勒本人是芝加哥学派的要角，是1958年才回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服务，上文已提过其间的转折。当时有许多个各擅所长的新旧朋友得以形成“学派”。艾伦·达瑞克特在1947年接替赛蒙斯在法律学院的教职，是芝加哥学派的要角，他和史蒂格勒在1947年蒙贝勒兰学会(MPS)成立大会时首度聚会，之后成为密友，且是相当亲密的朋友。史蒂格勒认为达瑞克特是个有礼貌、有修养的绅士，思想敏锐且对问题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第二位是凯塞尔（1975年就英年早逝），史蒂格勒说他有着活泼的性格–直肠子，有时稍嫌鲁莽，天真又夹杂一些顽固。凯塞尔出身贫寒，史蒂格勒记得有一次他们正在传递一大堆佳肴中的美味馅饼时，凯塞尔感叹说，他早期不吃馅饼是因为吃不起，后来不吃是因为它卡路里太高，所以真正吃馅饼的日子少得可怜。史蒂格勒觉得凯塞尔的怀疑态度有点病态，而凯塞尔曾告诉史蒂格勒一个故事：有一次凯塞尔在旅途中得了盲肠炎，在被推往手术房碰到医生时，询问医生的证件来自何处。史蒂格勒反应说：“天哪！凯塞尔，你对医生的证件了解多少？”凯塞尔回说：“不太多啦，只是他如果趾高气昂，我就取消开刀。”还好的是，那个医生并不高傲，凯塞尔欣然接受开刀。凯塞尔经常企图做一个真正的经济人，对所进行的事都保持理性。因此，凯塞尔的往来银行是在密苏里州，因为他找到一家当时少见的不收服务费的银行。
凯塞尔也会因为很少收到其他学校的任教邀聘，基于自尊，变得情绪化的沮丧。史蒂格勒强调，凯塞尔真的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其专长是在健康经济学方面，早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医疗学会对犹太裔医生的敌意是起因于犹太医生有杀价的倾向，该文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
第三位是寇斯。他是1964年来到芝大任教的，是非常有名的“寇斯定理”的作者，而“寇斯定理”这一名词则是史蒂格勒冠上的。寇斯非常精通英文，崇尚自然隠居，史蒂格勒记得他好像电话都没装。寇斯是个慧黠且文雅的学者，对时髦思潮免疫，包括经济思想在内。史蒂格勒说亚当·史密斯在一小段文章中提过，英国是个充满小店主的国家，而史蒂格勒曾仿效亚当·史密斯的口气对寇斯说，就他的独立性和能力言，至少是个大百货公司所有者，这就是寇斯不加入芝大教授们对经济生活中的独占角色采取绝望的夸张见解有感而发。
第四位是路易斯（H. Gregg Lewis），他是当时经济学系的支柱，不仅解决系里困难的行政事务，也化解学生课业上的难题，同时始终重新建构劳动经济学的现代形式。第五位是罗瑞（James Lorie），他是现代财务经济学先驱，史蒂格勒说罗瑞是他所见过最有讥讽本领的人，而史蒂格勒本人其实是最具幽默讥讽本领者，能被他点名称赞，可见罗瑞的不同凡响。第六位是邓塞兹（Harold Demsetz），他是史蒂格勒的好友兼同事，但他后来离开芝大到加州去。第七位是特尔色，他擅长以高超的技巧来反驳世俗人云亦云的常识。第八位是佩尔斯曼，他曾是芝大优秀的学生，之后担任芝大教授，其学术生涯多彩多姿且富创意，史蒂格勒说就如同他在服装上变化一样。
第九位是波斯纳，是个聪慧的律师和卓越经济学家。他几乎是独立开创了法律经济分析领域，其惊人的能力使他开创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教授生涯，而且发展出担任联邦高等法院法官的另一个生涯。其他还有擅长公共财政和经济发展的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著名的“哈伯格三角形”就是他创建的）。农业经济和经济发展专家强森（D. Gale Johnson），以及农业经济、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专家舒尔兹（T. W.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史蒂格勒特别提到舒兹（George P. Shultz），他原先是以工业关系的教授应聘，后来由于正直判断力佳，行政能力又好，很快地被商学院教授说服出来当该院院长，后来走入政界，担任过尼克森总统的劳工部长、财政部长，以及国务卿。若他未踏入政坛，必然会在学术界或企业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以上这些芝加哥学派成员都是1988年以前有所成就的人物，当时也出现了芝加哥经济学的新领袖群，带给芝加哥学派新的研究方向。史蒂格勒认为贝克(G. S. Beck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两人最为重要，而罗森(Sherwin Rosen)和拉季尔（Eduard Lazear）也很不错。
贝克是一个极具原创力的学者，在扩大经济学的应用层面上，贡献卓著，他的博士论文名为《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他是第一个将经济分析应用于种族、性别和其他形式的劳动市场歧视者，从而成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之发展的领袖人物。“人力资本”指的是一个人的天赋与技能的价值，以及创造那些价值的投资型式。之后，贝克重振了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并且开创了家庭(结婚和离婚、子女人数和品质、利他主义等等)的经济理论，他在1981年出版了《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这本耗费他毕生心力质量并重的旷世巨著。贝克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卢卡斯是总体经济学里“理性预期理论”的先驱，该理论的精义是在鉴别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不会令经济行为人感到惊讶。例如，当强大的通货膨胀快发生时，联邦准备银行通常会卖公债给商业银行，从而整个金融圈就会预期此种行动，故会在政策尚未成形前，就采取适当的行动，使自己免受其影响，于是政府政策就无效。这个理论对大多数的传统经济理论，包括凯因斯学派的理论在内，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力，该理论也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挟其严谨的学理分析，得到“政府的安定政策，即使在短期也是无效”的结论，不仅将自由放任的主张加以扩充，也等于真正的否定“凯因斯学派的凯因斯”，其所引起的论战，连绵不绝，而卢卡斯也因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
芝加哥学派在个体经济学上的研究
史蒂格勒指出，1940年代末期，探讨市场行为的研究有两大学派的思想，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一是由张柏林开创和领导的独占性竞争理论，二是由梅森（Edward S. Mason）带头的制度性市场学派，重要成员有边恩(Joe S. Bain)、凯森（Carl Kaysen）和华列斯（Donald Wallace）。
独占性竞争理论一直到1950年代末，都对经济学有深远的影响，之后则明显呈衰颓之势。情况是，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就其中心议题─同级产品（如早餐食用的谷类食品）“之间”的差异（不同品质品味、地点、服务等等）在各行业中相当普遍─赋与各式各样的面貌，不过，这些研究都缺乏对那些行业之运作给予有趣的实证内涵。因此，该理论只属于描述性，而非分析性。
在哈佛大学以梅森为首的那些学者，最会制造产业组织领域的博士。每个博士都需提出有些难以理解的产业组织架构，却不必顾虑其博士论文所探究的产业，是否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运作。即便是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边恩的《新竞争的障碍》 （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1956），其本质也是主观的，它并未应用到现代价格理论的精华，也未持续使用现代价格理论。
那时逐渐形成的芝加哥学派传统，就挑战这两大主流的观点。芝加哥学派的起点是，假设现代价格理论是了解经济行为的利器，而非只是一组适合教学以及展示人类敏捷心智的优美理论练习。尤其是，该学派学者不再假设独占充斥于当代经济活动中，史蒂格勒认为这主要是受到艾隆‧达瑞克特的影响。芝加哥学派的取向有三个构面：一是经济生活中追求效率的目标随处可见，这效率指的是，尽可能以最低成本制造且销售商品，从而可产生最大可能的利润。不论是竞争者或独占者，都是汲汲营营地追求此目标。许多现象能以追求效率来解释，但独占力的存在却毫无解释能力。譬如说，维持转售价格—商品制造商限制零售商的最低售价—的作法。
传统理论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认为制造商以排除零售商的价格竞争，来排除制造商价格竞争的间接压力；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此种行为只是起因于零售商卡特尔的坚持所致。由特尔色发展出来的芝加哥学派之解释，就截然不同。假设有一家折扣商店，在与一家传统的百货公司竞销家电产品，如果没有限制转售价格，则消费者可以先去百货公司看货，然后到服务差、低价的折扣店购买。长此以往，百货公司就不会再提供各式各样的家电产品，也不会再提供说明产品性质的零售服务，而家电产品的销售量就会下降。为排除折扣店搭便车的行为，限制转售价格之类的作法是有必要的。
另一个例子是广告。史蒂格勒认为，对1960年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广告不过是招揽顾客购买自己厂牌商品的方法而已，而且无可避免地可予操纵。尤其，一般人咸认完全竞争厂商或产业，不会去打广告。史蒂格勒对资讯经济学的研究，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看待广告的观念。因为消费者或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人，需要大量的资讯，例如：有什么新产品可买？哪里可买到新产品和旧产品（因为商店开开关关）？如何取得品质保证？谁卖得最为便宜？等等。广告就是提供绝大多数这些讯息的极有效方法，而且不论对独占者或竞争的厂商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作法。
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几乎不可能排除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就算某个厂商买下所有的对手，新的对手还是会出现。假如某家厂商取得某种可获利的产品专利，则其对手会大手笔地投资，来开发替代的产品或是不同的生产方法，以便瓜分第一家厂商的利润。如果政府授予独占特权(如电视频道)，则在政治圈就会出现争食这些甜头的激烈竞争。
邓塞兹在分析所谓的“自然独占”时，对此论点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自然独占譬如自来水公司的公用事业，它们有独家供应某城市所需的权利。邓塞兹指出，在此情况下，竞争的压力会在争取特权的阶段感受到。会有很多厂商争取供应自来水的权利，它们之间的竞争能导引为有利于消费者的福祉。
竞争力量的存在并不表示没有独占存在，也不是说独占总是短命的–尽管一百年以来，独占确实是短命的。它所意含的是，独占地位的取得、卫护、分享和淘汰的过程，远比独占力量的运用来得重要及有趣。史蒂格勒引希克斯(John R. Hicks)的说法：“平静的生活是独占利润的最佳状况”，该句话主要是描写一位伟大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的生活，而史蒂格勒却认为也有些适用于市场之情形。
由于芝加哥学派转向注意效率，以及恢复竞争的强势角色，这两股力量削弱了应否以反托拉斯政策对付那些不重要，或暂时性的，或(就垂直结合而论)错误认定的独占措施的争论。每一件重大的反托拉斯行动通常需耗时五或十年的工夫，而且原告和被告的总花费会高达数百万美元。史蒂格勒认为，反托拉斯这种补救之道，应保留用于那些大部分是起源于政府管制的重大且持续的独占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第三个面向是有关政府(公共)管制的理论。这方面的研究和传统主流更是不同。原有探讨产业、产品和价格的大量文献，几乎都在讨论应该如何进行管制(这是规范性的分析)，而芝大则开始探讨管制行为何已出现，以及有何实际效果(这是实是性的分析)。
芝加哥学派的这三个途径，即转而研究市场效率，指出竞争压力普遍存在，以及将经济学应用于公共管制的形成与效果之研究，对于产业组织方面的文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蒂格勒说，若说芝加哥学派征服了这个领域，一点都不为过，因为1980年时的经济学家之著作，已很难找到追随张伯林和梅森两大哈佛传统的痕迹。
展望芝加哥学派
到1980年代末，贝克和卢卡斯两位是芝加哥学派的新星，他们两位的研究或新发展，是否能代表芝加哥学派核心思想的延续？史蒂格勒给予肯定的答案。因为每项发展，都将经济理论持续且一致地应用于过去被经济学家视为“给定”的制度和行为范畴，即研究生活中难解的事实，而不是研究理性经济行为的产物。史蒂格勒说，如果在一所大学里看到像贝克和卢卡斯两位经济学家及其后继者，撰写否定芝加哥学派传统的著作时，可就会让人吃惊了。
史蒂格勒认为，每个思想学派的寿命必然有限，而且通常是短促的。因为它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说服其所属的领域接受该学派的中心命题，一是说服失败。若是前者，则该学派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若是后者，则该学派将因徒劳和厌烦而结束。奥国学派由1870年存续到1930年，时间相当长，主因是其对手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上一直倡行反理论的方法论。而德国学派虽然在经济学方面没有永恒的影响力，但因它控制了教育部，间接地控制了教授的聘用，故能持续良久。
至1980年末，芝加哥学派挺立了四十余年，史蒂格勒认为并非因为该学派坚固顽强，而是因为他的创造力。弗利曼在1970年代中期离开的空缺，由贝克、卢卡斯和公共管制研究群的新方向接替该学派的香火。
史蒂格勒表示，虽然某个学派会打败其对手，如芝加哥学派于1960年到1980年在产业组织领域获胜，但胜利不会是永久的。假如胜利的一方固定地以某种新型态进行研究，那胜利也不能持久。例如：研究产业组织的最新发展是，采用赛局理论(game theory)的方法。美国东部主要的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年青一辈经济学家的作品，多属此类。这些文献和张柏林学派的经济学，在精神上高度相关，只是更为严谨，但它在实证驱动力或实证适用性上并无相称的收获。
一旦一个学派已建构完整，则招募新血将可增强其核心思想，要达成此一目标，可采行招募那些同情该学派观点的学者方式，但存在着更强大的阻碍招募之力量。就芝大来说，他在过往的两个学术年代里，曾对稍低于史蒂格勒辈分的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1915~2009，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梭罗(R. M.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托丙(Jame Tobin，1918~2002，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更年轻辈分的巴罗（Robert Barro）、费雪（Stanley Fischer）、霍尔（Robert Hall）、乔根森（Dale Jorgenson），以及沙金特（Tomas Sargent，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等人，提供邀聘函，却遭回绝。史蒂格勒猜测，这些卓越学者回绝的主因大概是，他们觉得自己将会陷入一个不熟悉的学术环境，致难以适应。史蒂格勒认为它们可能错了，因为前不久公认的社会主义者蓝格就适应得很好。不过，谁也不敢肯定。
史蒂格勒认为，学派的兴起通常是因应科学的需要，而非有某些社会契约所创造，也就是说，它们具有一项重要的科学功能—将其所属学门中，对适当的新研究方向具有共识的学者聚在一起。这个族群为了强化他们对该学门适当研究内容的共识，会以自我批判、多样的应用、持续的修正，以及与竞争对手不同的研究内容进行激烈的争辩。要重大改变一个规模完整的学门之走向，几乎无可避免地需要多方学者的努力。即使是牛顿或亚当．史密斯，要征服已建立相当基础的学说或方法论时，也需要门徒或同伴助一臂之力。史蒂格勒主观地认为，芝加哥学派是美国经济学兴盛的一项重要泉源。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