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1月23日讯】1963年，史蒂格勒赴爱荷华州立学院开展其专业生涯，这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们所知道的两个可应征的教职之一，另一个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由于琼斯没去任教，史蒂格勒才有机会去。如上文提过的，琼斯是史蒂格勒的同班同学，是选择奈特当指导教授的四位学生之一。他是一个头脑清楚，意志坚定的经济学家，在华府任职一段长时间，之后在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建立一个货币经济学中心。史蒂格勒曾跟琼斯说，如果当初琼斯接下爱荷华州立学院教职，那他就可能成为西雅图的房地产经纪商。
爱荷华学院初体验
爱荷华州立学院支付史蒂格勒年薪三千三百美元，一个礼拜教十二小时的课，此种待遇对当时的史蒂格勒来说，是相当优渥的。不过，与五十年后相较，一周十二小时的课却是繁重的，但对一个非学术界的人而言，简直是太轻松了，史蒂格勒的岳父就说“已经得到小偷的证照了！”
史蒂格勒教授的第一堂课是“经济学原理”，这可说是全世界的惯例，菜鸟经济系老师担当入门基础课。不过这也受到很热烈议论，因为经济学原理很不好教，由浸淫多年经验丰富的老资格教授担任较合适。史蒂格勒小心翼翼地准备了十二个礼拜全部课程上半部内容的纲要，第一堂课只进行四十五分钟，他就觉得已经讲完了手中的笔记，在狼狈中撑完第一堂课，并曾担心剩下的学期要怎么办？当然他很快地化解了。
史蒂格勒在爱荷华学院经济系教课时的系主任是舒尔兹（T.W. Schultz, 1902~1998，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之一），自1934年起，舒尔兹就担任该校经济和社会学系主任，之后转赴芝加哥大学任教。1946至1961年出任经济学系主任，由于在农业经济、教育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杰出先驱性研究和贡献，于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艾姆斯（Ames，爱荷华学院所在地），史蒂格勒教了好几位杰出学生，其中之一强森（D. Gale Johnson, 1916~2003），后来曾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和芝大副校长，而且是非常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都有开创性和重要贡献。他也是中共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而鼎鼎大名的林毅夫是在台湾宜兰县出生长大，并在台大农工系肄业，1978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企管所硕士，当兵期间（1979年5月16日）自金门马山驻地游泳叛逃至中国厦门，1982年获北大经济系政经专业硕士，随即赴美国芝大经济系攻读博士，1986年在强森教授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次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即返回中国，1987-90年担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改任该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5月担任世界银行执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是第一位来自开发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明尼苏达大学教学
1938年史蒂格勒取得芝大博士学位，该年春天，在一个经济学家会议里，明尼苏达大学的戈佛（F. B. Garver）教授当面邀史蒂格勒至明大任教。史蒂格勒随即赴明尼苏达大学担任副教授，1945~1946学年升为教授，他在明大一直待到1946年。不过，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留职离开过三年，先是到“国民经济研究中心”（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再到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早期“作业研究”团体，叫做“统计研究群”（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参与研究服务。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友善愉悦氛围环境里，史蒂格勒和好朋友弗利曼（1912~2006，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用一间研究室。他俩在芝大当研究生时就是好朋友，合用研究室后更亲密、交情更深，直到1991年史蒂格勒离世，两个人都保持友谊，两个人都是生活呼吸和睡眠都与经济学结为一体的人。他俩共同在明尼苏达大学只共事一年，1946年就各奔布朗大学（史蒂格勒）和芝加哥大学（弗利曼）。
在明大这一年，两个人合写了一本抨击房租管制的小书，书名是《屋顶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这是略带嘲讽的话语，意味着在我们头顶上的屋顶（roofs，真实的意涵是“保护”，因屋顶可遮风避雨，也是有房住之意），或房租的上限（Ceilings, 天花板）之间，我们可以有选择，也就是说“你要有房子住呢？还是要限房价（租）？”头一个字可直译为“屋顶”，第二个字却不是指“天花板”，而是“房租的高限”，因为美国在二战期间要管制物价，为每一物品订一最高价限制之，此一高价最高只能到天花板一样的高度，不能再高了，这一限定的最高价就称为ceiling，可直译为“限价”。这个书名是史蒂格勒取的，显示他一向幽默、喜爱反讽的风格。
美国从1943年开始实施物价管制，包括房租管制在内，直到1946年九月经济教育基金会把他俩这本小册子收入《当前问题文集》第一卷第二号出版时，房租管制仍然存在。这个书名的确受到瞩目且引起热议，基金会把该书的浓缩版提供给全国不动产协会联合会，该会在发动反对房租管制运动时，将它印刷约五十万册。这本小书让史蒂格勒和弗利曼初尝公众争议的滋味。班斯（Robert Bangs）在著名的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写了一篇不友善的评论，把这本文字精美、推理严谨、大受欢迎的小册子称为“政治文章”，抨击说：“署名的经济学家如此信口雌黄，对他们的专业绝对无益。”另有一位不友善的记者撰文说：“如果你们的学生读完这本小册子，仍然尊重你们的意见，我真要为他们（而非你们）觉得抱憾。”
不过，房租管制不管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或其他地方实施，都产生史蒂格勒和弗利曼预见的破坏效果。因而他们那本小册子洛阳纸贵，一再重印再版。
关于邀请史蒂格勒到明大任教的戈佛，史蒂格勒认为是个能力颇强的经济学家，但缺乏自信，他会自问：“如果我把自己关于这个主题的想法写出来，我的文章会像马夏尔（A. Marshall）的作品那样有深度吗？”就算史蒂格勒告诉他，以这种尺度来决定刊登与否，那么任何领域的刊物恐怕都不存在了，也没办法改变他的态度。
1946年春天，史蒂格勒接到芝加哥大学“拟聘为正教授”的通知，当然非常高兴。不过，聘书要在面试后，经行政核心通过才能发。史蒂格勒去了芝加哥大学，见到校长柯威尔（Ernest Cowell），因为那一天教务长哈金斯生病了。结果是：史蒂格勒被否决了！柯威尔校长说他太偏向实证了，而史蒂格勒也承认他在那一天确实是那样。巧的是，该正教授的职位竟然给了他的好朋友弗利曼。而弗利曼在芝大经济学系发展出举世知名的“芝加哥学派”。史蒂格勒就说是他和柯威尔校长一起发动了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们两人对弗利曼任教芝大都有贡献。不过史蒂格勒说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柯威尔校长并不谅解。
据史蒂格勒儿子史蒂芬（Stephen）的分析，照理柯威尔校长不可能推翻经济学系的要求，除非系中最有权威人物反对。当时有个由一群经济计量学家组成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设在芝大经济学系，此一委员会很重视以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其中有位重要人物名为马夏克（Jacob Marshak），他是该委员会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他认为史蒂格勒不够数理化，不足以担任教授职务。
既然芝大不聘任，史蒂格勒就转而到布朗大学任教，该校当时是由瑞史东（Henry Wriston）极为优秀的领导之下。史蒂格勒在该校和其老友史托兹（Merton P. Stoltz）度过一年的快乐时光，之后就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十年。
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十年
1947年，史蒂格勒转职到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他感到好像加入了一所真正的大学，但他觉得在哥大十年中，哥大并没有大进步。他到校不久，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就任哥大校长。史蒂格勒指出，安排艾森豪当哥大校长，事后证明对艾森豪本人和哥大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艾森豪对学术没兴趣，对军事较热衷，他将时间用于研读军事体系上，也为下一个事业生涯做准备，后来成为美国总统。
史蒂格勒并不认为校长和董事会是一个大规模大学改变的主因，他们是可以助长或阻碍改变，但主要的控制力量还是教授群。若教授们极想追求高水准，就能达成高水准；如果他们一点也不关心素质，就只会维持平庸水准。事实上，校长极少有“直接”权力。
史蒂格勒认为哥大是一间伟大的大学，而且拥有坚强领域的经济学教授群。史蒂格勒到哥大，主要是由伯恩斯（Arthur F. Burns）促成的，伯恩斯后来到华府当联邦准备理事会（Fed）主席，而且当得有声有色，之后又担任驻西德大使。伯恩斯的能力很强，个人魅力十足，在学术上自律极严。据说伯恩斯在哥大接受博士口试时，被问说若身为财政部长，在面对挤兑那样可怕的财政困境、银行资金不足，以及全面性的财政灾难时，该怎么办？伯恩斯回答说，他将会从哥大敦请一位年轻、聪明、红头发的经济学家（指的是提问的教授）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个回答虽惹毛了那位教授，但其他在场的口试委员却觉得非常有趣。伯恩斯担任联准会主席时表现优异，史蒂格勒的一位朋友就说，伯恩斯的表现就像是把一只手绑在身后，却仍能赢过华府的任何经济学家，史蒂格勒也很认同他朋友的评价。伯恩斯的口才非常好，对于很多人和很多课题都有新创观点。他讲话时故意豪放，跟写作时句斟字酌完全不同。据说很多国民经济研究中心（NBER）的职员，都曾因顺道去和伯恩斯聊了一下，因而错过吃晚餐。
在哥大，史蒂格勒还有一些杰出的同事。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瑞（William Vickey, 1914~1996）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政府租税和公用事业定价两个层面，有丰富的开创性观念及应用，使人类对保险与信用市场、赋税制度、竞争条件，甚至公司内部组织等等的全面经济活动，都有较佳的理解，他在拍卖理论上也有卓越成就。除了维克瑞外，当时史蒂格勒的哥大同事还有专长国际贸易的纳克史（Ragnar Nurkse）、公共行政方面的夏普（Carl Shoup）、公共事业方面的波布莱特（James Bonbright）、经济统计方面的密耳斯（Frederick Mills）、经济史方面的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以及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窦夫曼（Joseph Dorfman）。史蒂格勒自己教授的是经济理论、欧洲的经济思想史，以及产业组织。
回归芝加哥大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到1958年，史蒂格勒就回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服务，可说是回到他所归属的学园，因为在智识上，他无疑地长久以来就是它的一员。上文已提过，在1946年春天，史蒂格勒就有机会回芝大任教，但阴错阳差下被弗利曼取代了，这对史蒂格勒造成深重的打击。由之后他数度拒绝芝大延揽的事实可充分得知，史蒂格勒不是针对弗利曼，而是对芝大当局不谅解。
1958年史蒂格勒为何会答允回归芝大呢？因为那是他的好友瓦列斯当芝大商学院长所提出的邀请，而且该职位相当优渥。那就是渥尔葛林（Charles R. Walgreen）讲座教授，该职位的起源是这样的：1936年老渥尔葛林先生为其在芝大就学的侄女办休学，并且控告芝大教自由恋爱和共产主义之类的理论。这项消息被《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炒热，伊利诺州的州议会就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证明芝大清白，渥尔葛林先生为了表示歉意并相信芝大无辜，乃赠送五十万美元给芝大设立特别讲座。二十年后，史蒂格勒就是头一个获得该奖座殊荣者，年薪两万五千美元，在当时经济学界是非常耀人的数字。史蒂格勒同时兼教经济学系与商学院，他非常满意这样的安排，因为经济学系和商学院的教授都拥有不平凡的特质与知识。
史蒂格勒回归芝大之后，终其一生未再他就，和其他杰出同僚奠定“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代。他认为芝大是最好的大学，虽然到1992年时就一百年了，却奇迹似地持续年轻和热情。就是因为还有追求知识的浪漫承诺，才不太显现稚气，也或许因为如此，才会经常有重大的新知识出现。芝大的友爱气氛颇为浓厚，即使同事们的工作不太相关，仍然会分享彼此的问题，大家都仔细阅读论文初稿，且提出建设性批评，而作者也会同等回馈。有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告诉史蒂格勒说：“离开芝大以前，我从不知道教授也会寂寞。”而史蒂格勒表示感同身受，他认为芝大这种允诺研究的延续力是少有的，更可敬的是，芝大许许多多的教授群长期都如此，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风气会自我强化。被这种学术气氛和程度吸引的学者，就是那些会加入芝大教授阵容的人。当史蒂格勒从哥大回到芝大时，芝大并不以年资替代研究成果，对史蒂格勒是有利的。
对于像芝大这样人文荟萃的地方，史蒂格勒觉得是不常见，甚至是反常的。他指出，伦敦经济学院掌控了1930年代的潮流，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系，在萨缪尔逊时代也在研究上有过同样的情况。史蒂格勒认为，好的沟通在伟大的大学是必须的，他相信极佳的沟通体系是芝大在1960年代后期，在其他多数大学频传暴动时，仍能维持校园安宁的主因。因为教授们团结支持学校开除颇多的野蛮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准备用暴力压抑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的传统价值，以达成他们强硬的要求。不过，史蒂格勒认为这些年轻人的罪恶比许多学者来的轻，那些学者一面批评高压手段，一面却公开同情学生把大学政治化的欲望。如果没有这些学者广泛的同情，学生运动将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且不会在校园里留下政党意识。（待续）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