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1月18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编译）在过去的几年里，有那么一些惶惑的时刻，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好像有）鳞从我们眼睛上掉下来（让我们看得见）。我们意识到，几乎所有最疯狂的想法和政策——这些让民众因困惑和愤怒而几近疯狂的东西——其推动者都不是来自草根阶层。这些奇谈怪论来自常春藤联盟人士，并且被世界上资本最雄厚、权力最大的企业、政府和媒体机构所放大。
为什么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这些理念几乎总是以相反的方式进行推销。它们被包装成用于加强边缘化群体的能力、关爱被剥削的劳工、扶助贫困人口、帮助受害者群体、保护弱势群体、援助小国、为无声者发声等的方法，向大众灌输。我们一再被告知，这些只是“保证民众安全”的“常识性”措施。
该特定问题几乎无所不包：跨性别者的权利、学生贷款豁免、食品杂货的价格控制、疫苗接种、对乌克兰的无止境援助、“选择喜欢的人称代词”运动、强迫佩戴口罩、对传染病的无休止的焦虑、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难民的悲惨遭遇、公共部门员工受到不公待遇、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或者任何一个他们可以想要的诉求。
随着媒体的去中心化和信息流动的增长，许多人意识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被包装成崇高事业的诉求，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社会中下层普通人的支持，而且毫无例外地在变相地强加给我们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需要更少的自由和更集中的社会管理”。
推动这些诉求的主体力量是舆论界和机构中的精英阶层，是那些拥有信托基金作为后备安全网、上过普通收入家庭上不起的贵族学校、生活在我们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稀有圈子里的那一群人。在我们这个时代，进步派的投票群体在人口构成上比一般人所了解的更为同质化。而如今，正如2024年美国大选的选举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那些所谓支持他们想像的奇谈怪论的少数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少。
这就像美国动画片电视连续剧《史酷比狗》（Scooby Doo）故事中的结局一样，所谓的幽灵或魅影一直都是镇长一手导致的。
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个事实真相，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我们会开始对企业媒体为支持强大的企业利益集团所推行的政策而经常派出的专家队伍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得逞，然而传染病和注射疫苗的经历似乎引发了大众难以置信的怀疑态度。
各大媒体的观众们根本没有办法相信，在自己的公寓里窝上一年不出门，就能对付呼吸道病原体，更不用说理解那些奇怪的规定，如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安装有机玻璃隔板、空气过滤、区分脏笔和干净笔、按键上罩上塑料膜、禁止唱歌的规定、电梯容量限制、禁止家庭聚会等等。这一切都太过分了。然而，大众媒体却宣称这一切都是科学真理。
那段经历对全世界的人们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它揭示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从精英利益集团通过各大媒体进入每个家庭的客厅，直接进入我们的生活，威胁着我们的自由和权利。这些都不是真正来自基层。它来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制定规则，让我们其他人遵守。
在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的威胁消失很久之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我有一个亲身经历。有一次我在纽约林肯中心欣赏纽约爱乐乐团的交响乐，决定在演出前去男厕所。令人惊讶的是，那里没有男厕所。只有一个标明所有性别的大房间。我和所有男女观众一起排着队，他们都对这种荒谬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我们可以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的周围感受到这一点。
这些人里面，有人花了几百美元买票，有人远道而来，有人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而现在，这个机构却在洗手间这个生活中最私密的地方，强迫他们进行性别融合，这让他们感到极大的羞辱。事实上，我没有看到一个“跨性别者”为自己新获得的权利而欣喜若狂。我看到的是一众愤怒的人，一众对这种仪式性羞辱感到愤怒的普通人。
几个月过去了，我给相关机构写了很多信件，收到的回复都是敷衍了事。最后，爱乐乐团打来电话，是为了向我寻求新的捐赠。我尽可能礼貌地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吸引捐款，就需要考虑一下他们的洗手间政策。我对此作了详细解释。最后对方真诚地道了歉，但却承认他们也无能为力。一小群有影响力的活动家已经掌控了局面，这群人正在发号施令。
看，又是这样的结果，事情总是这样。
也许我们应该据此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
几十年前，奥地利-英国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年）写过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1965年）的颠覆性文章。他在文中指出，要求社会主义的从来都不是工人和农民，总是那些在统治阶级机器内工作的知识分子。所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言论都是胡说八道。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恩人通常缺乏工业或经济方面的所有实践经验，经常高估自己理性的光辉，同时贬低社会团体中蕴含的分散化知识。
之前我不知道的是，他的批评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也适用于一般的进步主义政策。
在我后来对优生（eugenic）政策的研究中，我发现了同样的动力：精英知识分子将他们对理想人类的憧憬强加于人，并使用邪恶的手段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实上，我在阅读这一时期（从1890年持续到现在，然而何时结束并不确定）的文章时发现，西方世界确实还没有从种族主义的过去中走出来。然而这里产生了一个转折点：种族主义变成是官方的、强加的，而且源于精英阶层。这个思潮不是普通人的产物。
我还做了其它深入调查，揭示了一些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民粹主义的机构和政策背后的精英/企业/政府起源。中央银行、食品和药品监管、反托拉斯、所得税、战争和征兵以及一般的行政国家体系莫不如此。
关于这一点，有两本书尤其引人注目。美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1932—2014年）的《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1963年）一书对从1912年到1920年左右的进步主义改革时期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历史梳理，揭示了这个时期许多政策背后的企业和显赫财富继承的渊源。与此相应，美国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年）的《进步主义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2017年）一书对整个时期进行了精彩的重构，揭示了机构俘获和企业阴谋是如何源远流长的。阅读这两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史学是如何将这一切完全颠倒过来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点比过去更容易看清，因为我们现在拥有快速多样的信息，谁是谁，什么是什么，都能实时掌握。相比之下，1913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持续到最近。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可以获得不同的新闻信息和不同的观点，而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新认识。
那么，这个新认识究竟是什么呢？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力量一直在鼓动我们，令我们相信：我们的自由和决策权永远不应该托付给普通人；社会进程已经崩溃，需要精英的监控；我们需要大型利益集团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否则生活本身就会崩溃。然而，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和过去，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这个新的认识解释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投票模式和政治观点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变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世界各地。通常被蔑称为“民粹主义”（populism）的思潮，实际上只是反映出普通人已经意识到：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那些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推动自身利益者的不实之词所蒙蔽。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
原文： The Long History of Elite Delus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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