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7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蔡溶纽约报导）在纽约移民社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正在发生：卫星宝宝问题。这些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像卫星一样被发射”送往中国，几年后再被回收重返美国，通常在宝宝美国护照5年有效期到期前。在国内则被称为“留守儿童”，在缺乏父母陪伴的情况下成长。
近期，在布碌崙八大道发生的连串华裔青少年聚众霸凌事件，凸显了这一问题。许多“卫星宝宝”回到美国后，面临一系列情感困惑，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加入帮派或参与暴力行为。这不仅是对社会的挑战，也是对家庭的挑战。
虽然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一现象涉及的人群有多少，但福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偷渡高峰、201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后的偷渡减少，再到疫情后的偷渡再次兴盛，都影响了这一现象。当地人表示，现在纽约的福建社区几乎每家都有过“卫星宝宝”。
1990年代以后偷渡出国的年轻人，大多年纪很小，他们在国外站稳脚跟并偿还偷渡债务后，逐渐成家生育。但忙碌的生活、育儿知识的缺乏，加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他们的孩子——大部分是“卫星宝宝”——面临着更多成长上的挑战。
这些在90年代偷渡高峰期出生的“卫星宝宝”，如今已是三十多岁的成人，他们往往继续父母的轨迹。而现在的青少年很多就是那一批“卫星宝宝”的孩子，他们也面临着很多成长上的挑战。
黄妮可，一位曾经的留守儿童，现在是亲子互助会的会长，她深刻地理解这些孩子的感受，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黄妮可指出，“卫星宝宝”现象的延续带来了不少家庭和社会问题。
01：留守孩，在父母缺失下成长
黄妮可一出生就被送由她的亲戚负责照顾。福建很多地方重男轻女，黄妮可现在仍记得：家中对男孩的关注度比女孩多更多。
黄妮可的父母远在外地务工，无暇照料她。于是黄妮可一直待在寄养家庭，基本每年跟爸妈就见一次面，直到她10岁以后才回到父母身边，19岁的时候全家移民到美国。
回忆起这段留守儿童的经历，黄妮可说：“当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父母，但彼此没有任何的情感连接。”
黄妮可高中没读完来到美国，到美国后虽然有机会继续升学就读高中，但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她只能出外工作。抵达纽约仅一周，她便前往外州的餐馆打工。
“一到美国的第二步就去找工作，我们就知道怡东楼在哪里，这里有专属福州人的职业介绍所，当时大家都很自然地走这个套路。”黄妮可说，全家五口原本在八大道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寓，但抵美不足一个月，就把其中一间房分租出去，因为家里大部分人都分散到外州打工了。
这时的黄妮可不会说英语，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去一个陌生城市的中餐馆见雇主。一个陌生人来接她，把她带到宿舍。每天下班后，她独自待在房间里，面对一群陌生的人，两眼发呆，不知道该干什么。
隔年，年仅20岁的黄妮可就被催促着嫁人。福州移民大多很早结婚，且订婚时男方需要送女方家聘礼。2007年的礼金是3万8千元。黄妮可淡淡的说：“现在要十几万了吧，水涨船高。当时也没有什么基础就⋯⋯反正找个人结婚，感觉就是按照所有人的步骤一样的走。”
怀孕后，先生和她在不同州的餐馆打工，夫妻俩半年才见一次面，这其实也是很多华人社区婚姻的常态。整个怀孕期间的检查都靠自己，生孩子也自己去医院，生下的孩子也是自己学着带。那时她22岁左右，面对天天哭闹和生病的儿子，吃不好睡不好，寒冬时打开冰箱却什么食物都没有，感到非常崩溃。身边的人都劝说她赶快把孩子送回去，因此在儿子五个月大的时候，她也按照身边亲友的方式，把孩子送回中国福建长乐让爷爷奶奶抚养。
由于夫妻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尽管他们在结婚3年内就有了一儿一女，婚姻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随着家暴的反复发生，黄妮可最终决定离婚。
02：离婚后，单亲妈妈带两孩
决定离婚时，两个孩子分别只有两岁和三岁，孩子的养育和归属影响着4个人的人生。她选择带着孩子离开，尽管作为单亲妈妈抚养两个幼童很困难，但她坚信孩子的陪伴是她活下去的意义。
面对家人的反对，她依然坚定。她表示，她不会因为可能的第二次婚姻而放弃孩子，因为她不想对孩子的未来或她的决定感到后悔。她问道：“你能保证不要这个孩子，我的第二段婚姻就能幸福吗？你拿什么来保证？当孩子成长中遇到问题，你能承担得起内心的自责、不会有一点后悔？哪怕第二段婚姻幸福，但是你的第一个孩子过得很惨，那时你又能做什么？你的幸福和孩子的痛苦经历，你要怎么平衡？如果你能过得了心里的那道坎，那你或许可以丢下孩子。”
“我的人生可以说已经是这样了，但我可以改变孩子的未来。”她说，因为自己从小留守过，所以再辛苦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留守。就因为这一念，黄妮可把孩子接回美国，带着他们住在出租屋里。
孩子到美国后，生活费用增加。黄妮可询问了多家机构，发现并没有专门为单亲妈妈提供的福利。但只要收入低，就可以申请福利。一位马来西亚移民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帮助她申请了福利。她很快得到了粮食券和托儿补助，孩子也能上托儿所了。
白天她可以做一些临时工，虽然一天就赚50块钱，但足以支付房租。粮食券帮助她解决了日常饮食问题，孩子的衣服也有人赠送。工作后，她还能通过退税积攒一些钱。黄妮可表示，美国政府的帮助让他们渡过了难关，“政府真的帮了很大的忙，这些福利支撑着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03：改变思维，单亲妈走出一条路
但是慢慢的，黄妮可感到力不从心。她说，小孩子有各种行为问题，在学校，儿子因行为问题面临被送进特殊教育班的压力，而她对特殊教育的误解让她对此极力抗拒，“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是我的孩子没傻，为什么要去IEP？”她说，直到儿童福利管理局（ACS）介入并提供支持后，情况才开始好转。
她表示，当时学校怀疑她涉嫌儿童虐待或忽视儿童，因此报告了ACS。面对ACS差点将孩子带走的情况，她坦诚地反映了家庭状况和孩子的经历。
她说：“我有完整的医疗记录和治疗师的记录，证明我没有虐待孩子。哪位母亲能够持续几年不断地带孩子去曼哈顿的各大医院进行检查，去看行为科医生和寻找治疗师呢？”黄妮可表示，在ACS的调查结束后，他们认为她已尽最大努力，于是在资源上给予了她各种帮助。
后来，她了解到个别化教育计划IEP（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是为了帮助孩子，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辅导他，因此她表示同意。由于老师了解特殊教育孩子的需求，孩子在学习上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在医生的介绍下，她还参加了亲子课程，在那里她是最年轻的母亲。“在上课前，我觉得好像天都快塌了，但听完其他人的分享，就觉得我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事情。大部分人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比如青春期问题、自杀、吸毒、不出门等。”她说，通过亲子课程，她学到了更多教育孩子的方法。恰逢孩子的评估结果出炉，显示他需要更多情绪和行为管理的帮助。
回想起来，她对这段经历感慨万分。她说：“我们父母那一代人通常采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孩子，不知道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沟通。后来我才明白，沟通有其技巧。比如以前接到老师电话，整个人就炸了，认为孩子又闯祸了，回家便责怪孩子。孩子会感到被指责，变得沮丧，不愿意与我交流。实际上，在学校抱怨之前，他可能已经经历了另一段故事。我们总是忽视他的感受，只看到事情的结果，而不去了解背后的原因。”
“后来我了解到，沟通是一个技巧，比如可以这样告诉孩子：‘我今天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老师告诉我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描述事件时不带有情绪，而不是直接责怪孩子。前者是求证，后者是定性。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她补充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当我的孩子行为问题严重时，我曾感到非常绝望，全身无力，严重到下不了床，每天就一直掉眼泪，甚至有轻生的想法，而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你的痛苦点是什么。那时，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在带孩子看治疗师的同时，我自己也在接受治疗和服药。”
她坦言自己在情感方面的缺失，那时她常感到崩溃和自责，对孩子的行为的原因感到困惑和无助，无法给孩子足够的情感支持。这是她在咨询治疗师后才意识到的。
“那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亲子课程不能更早一些提供给妈妈们？怀孕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上课。”因此，她创办了非营利机构“纽约亲子互助会”，慢慢地起步。
这样的改变不仅帮助了她的孩子，也让她自己在情感方面有所成长。她说：“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你不要带着观念去给人定性，而是去了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用爱的方式、善的方式去沟通，这条路才能够走通。否则，你自己都撑不住，别说孩子了。”
04：案例警示的心理健康问题
在2016年3月，一起悲剧发生在八大道的福建社区，一名两岁女童在家中浴缸溺水身亡。其母亲被控以惩罚孩子尿湿裤子为由，将孩子的头按压在水下进行惩罚性训导，最终被裁定过失杀人罪，判处18年监禁。案情显示，该母亲幼年曾被领养，童年生活也非常不幸。
2017年1月，俄亥俄州一对来自长乐的夫妇报警称其5岁女儿失踪，警方在他们餐馆的冷冻室内发现了女孩的遗体。经调查，女孩头部遭受重击，身上有多处伤痕，其父母随后被逮捕。母亲供述，由于餐馆的工作太繁重，她只有两只手，分身乏术，就将孩子摔到地上，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在于，两位闽籍行凶者的犯案动机都与精神状态有关，这凸显了华人移民在美国生活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黄妮可说，这些案例反映了华裔移民在压力下，可能采取错误和极端的育儿方式，“其实她们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她说，“卫星宝宝”还没到青少年时，你还看不出来社会问题这么大。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许多家长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社区，许多家庭仍在为生计打拼，无法顾及太多，加之家长本身教育程度就比较低，在孩子的美国教育上无能为力。他们每天工作劳累，没有时间和孩子沟通交流。“卫星宝宝”回来后，父母也不管他，又把他丢给其他亲属寄养，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
“在这不断送来送去的过程中，孩子很容易学坏，甚至加入帮派。因为他们在家庭中得不到关爱，便在外面寻求认同感，去干那些打架斗殴的事情。在这个团体中，他觉得自己很威风，走在街上，觉得大家都怕他，其实他只是想得到一些所谓的价值感。他走了错误的方法，有时候就很难回头了。”黄妮可说。
她说在福建家庭中，一种情况是父母双方都不带孩子，把孩子直接送回中国，等孩子5岁再接回美国，放到其他亲戚家寄养。另一种是丈夫在外州打工，妻子自己带孩子。再有一种是父母离婚，孩子被送回中国后就没有机会再回来，因为他们的护照过期了，需要父母双方签字办理新护照，但父母双方都找不到，由爷爷奶奶带着。“这种只能等到成年后再自行去领事馆办理身份。因为他们未成年，即使护照没过期，找不到父母也无法出境。这样的孩子往往对父母抱有深深的怨恨。”黄妮可说，这类孩子其实不少，但缺乏官方的具体数据统计。
黄妮可曾遇到一位14岁的女孩，她在12岁时来到美国。女孩的母亲向黄妮可求助，因为女孩不愿上学，整天在家抽烟。母亲在外州工作，很少回家，将女孩留在舅舅家中，但舅舅管不了她，并催促母亲回来。而母亲作为单亲母亲，认为她需要工作来维持生计，但同时也在逃避女儿的问题。
黄妮可说，女孩不愿上课，因为语言障碍，听不懂课程内容，也可能在学校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人真正关心她，舅舅虽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无法与她深入交流。“她抽烟其实是因为内心痛苦。国内外环境差异巨大，她从国内的宽敞住宅搬到八大道拥挤的居住条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突然被带到陌生且艰苦的环境，自然产生怨恨，认为母亲多年不管她，现在把她带到美国还是不管她。”
她说，在合租的房子里，女孩半夜在客厅打游戏，大喊大叫，不能顾及他人的感受，也不考虑同租者从餐馆工作回来需要休息，“她放任自由惯了，突然被置于合租的生活规范中，她也受不了。”
此外，黄妮可说，青少年之间的冲突经常被学校忽视，而这些问题往往源于家庭。她曾询问那些参与打斗的青少年为何会这样做，他们表示这是为了出一口气，因为家里没人教他怎么做。
这些孩子中，有些已辍学，成为街头的问题少年。由于父母不管、祖父母无力管、学校管不着，“三不管就变成野孩子，只能靠社会的鞭打了”，黄妮可叹气说。
“现在社区的毒品问题很严重，青少年吸毒问题也越来越多”，她感叹说，社区总是有很多无奈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么多，咨询这么多，现在的问题是毒品和赌博，接下来会更乱。”
05：寻找解决之道
黄妮可说，2021年纽约市扩展“全民3岁幼儿班”（3-K for All）项目，为三岁儿童提供免费、全天、高品质的儿童早期教育，对福建社区的帮助甚大。
她提到，自从3-K计划推广后，将孩子送回国寄养的情况有了显着减少。过去，孩子们到四岁才读书，但现在三岁就能够接受免费教育，减少了早期育儿的经济负担。“因为早期育儿的开销非常大，3K推广后，3岁就可以把孩子接回来，越早接回来越好，避免寄养造成的心理问题。”
她说，疫情期间，很多人回不去，孩子也出不来。疫情前送走的“卫星宝宝”现在准备回来了。她建议这些父母与孩子坦诚地谈论，提前做一些心理建设，以帮助他们在情感上应对即将到来的重大生活变化，“告诉他们将经历什么过程。全部让他知道，就不会感到意外。”
黄妮可强调，在孩子12岁之前，家长应多花时间陪伴，创造亲子时光，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和有价值。父母应带孩子认识世界的美好，“有能力的就带他们到处走走看看，就是不要局限在一个空间里。有些妈妈自己带孩子却不出门，她说自己社恐，但又希望孩子是社牛，这不可能的事情嘛。然后她一边自责，一边责怪孩子。其实是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社区可以做的，就是举办各种活动，让家长融入社区和社会，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生活中的挑战。有些父母没有学习的欲望，这一点就很糟糕。比如说她的孩子去上学了，她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学英文，跳出这个井去看外面的世界。接触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知识，开阔眼界。”她说，父母的观念也得改，然而她也理解“很多人早年偷渡过来，他本身的童年经历和创伤，也是一大问题。”
黄妮可分享了她参加不同社区活动和座谈会的经历，听别人谈论自己的家族和成长经历的感受。她说：“我很惊讶，原来黑人也痛恨毒品，这打破了很多华人的偏见，以为黑人都是贩毒和作奸犯科的。但其实，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也痛哭流涕，他们也在努力改变。”
她表示，每个族裔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无奈，华人也一样。华人常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愿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现在青春期的问题非常多，精神疾病也非常非常普遍，很多事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有苗头，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她认为，家长应理解孩子的感受，不要一味苛责，“大原则没有错的情况下，小事要放开，不要什么都碎碎念。一旦度过了青春期，孩子自然会明白，比如饭少吃一点，少吃不会怎么样。体重身高没问题，你焦虑啥？说白了就是观念问题，看你怎么想。”她建议家长应该多反思自己的观念，并通过心理科普来提升自己的育儿技巧。
最后，黄妮可建议新移民和走线客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避免毒品，调节心理落差，接受现实，设立合理目标，感恩生活，保持精神健康。她说：“健康和活着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逐步改善生活，避免过高期望，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