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11月16日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政治经济家”，是否意味着认同经济学应回归“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
古典–>新古典–>福利经济学
大体而言，迄2 1 世纪今日，“经济学”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自1776年开创以来，经过几次大的变革，先是1890年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 的经典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提出了供需图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并引入数学工具，出现了“新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将“政治”切掉，缩为“纯经济”。
到1920年所谓的“混合经济大师”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了《福利经济学》（Wel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市场失灵”现象被凸显，于是政府出面“校正”市场失灵备受肯定。
总体经济学出现
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供给过剩”、“失业遍野”，“市场机能失灵被认定”，引出了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或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提出“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解药，不但政府名正言顺站上经济舞台，以总体经济政策“精密调节”整体经济，而且“总体经济学”诞生了，“国民所得”、GDP也成耳熟能详的专词。
经济科学形成
到1948年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2009）的《经济学》（Economics）问世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社会科学之后”的称呼也出现了，而数理分析也正式进入经济学，经济学数理化快速发展，如今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相应蓬勃开展，于是“经济可以从事实证”，可以拿出“数字证据”来大声说话，能评估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而经济学晋入“严谨科学”殿堂后，在1968年被列入诺贝尔奖行列，正式被认定为“科学”。
这种“自然科学化”的进展，虽然普遍受到正面肯定，也被认为是进步的表征，但其实早就有一股批判声音出现。在萨缪迩逊那本“经济学圣经”出版的次年，也就是1949年，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出版了千页巨著《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第二百三十五页里，这么写着：“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里没有“人”
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就这么认为：“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十三年后的1962年，米塞斯又在《经济学的终极基础：经济学方法论》（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前段写着：“如今在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这个叫人误会的名称传授的那一门学科，毛病并不在于任课的老师和教科书的撰写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经商失败者。而在于他们不懂经济学，以及欠缺逻辑思考的能力。”这不啻在为上一句话提供答案。
奥国学派一向反对经济学数理化，米塞斯告诉我们：“许多撰述者误以为，人的行为科学必须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所以致力于某种量化经济学的工作。这些人认为，经济学应模仿化学，从定性分析进步到定量分析。他们的座右铭是实证论的这一句箴言：科学即测量。他们获得丰沛的基金支持，汲汲营营于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业公会、大公司和其他企业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他们努力计算这些各式各样的资料之间的算术关系，借此来决定‘相关’与‘函数’的一些东西。他们未能意识到，在人的行为领域，统计永远是历史，而他们所谓的‘相关’与‘函数’，除了描述某一段时间和某一区域的某一群人行为的结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计量经济学是数字游戏
所以，米塞斯就说：“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方法，是一种幼稚的数字游戏，对于阐明真实的经济问题并没有丝毫贡献。…经济学家的理论，并非建立在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像逻辑学家、或数学家那样的理论思考上。…经济学家的确能够像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那样，窝在有扶手的大靠背椅上来完成工作。使他有别于其他人的，并非他有什么秘密的机缘，得以处理别人接触不到的某些特殊资料，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能够从中发现他人注意不到的一些面向。”
不过，米塞斯在书中特别澄清：主张经济学不应模仿、以其他科学作为榜样，并非鄙视或无视这些学科，相反地，必须努力去理解与精通这些学科。他说：“任何人若想在行为学方面有所贡献，那就必须熟谙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和法理学，以免将行为学的任务与方法，同任何其他这些知识部门的任务与方法搞混了。”他又举例说，形形色色、所谓数理经济学的基本谬误，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谬误，没有哪一位“合格的”数学家看不穿。
当今数理化、量化、数字化不但是经济学主流，也是所谓的“科学”，而“拿出（数字）证据来”更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政府各种政策也都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或许大家琅琅上口的“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追其源头就是经济学被误导呢！
走出“黑板经济学”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H. Coase, 1910-2013）时常以“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嘲讽以数理模型挂帅的主流经济学，他对“如何选择”这个标准经济分析法之重要特质，认为对经济学本身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为理论与研究象分离，造成不良的后果。他也认为经济理论里所谓的“理性”，并且是“追求效用极大者”，与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人”大相径庭。寇斯也对主流经济研究中将具有关键地位的“组织”忽略有微词，而这些组织指的就是厂商与市场，这两者合起来构成经济体系中的组织结构。他对庇古氏租税用以解决“外部性”（如工厂排放黑烟）这种所谓的“市场失灵”，更是不认同，他说：“这些税制方案只是些梦想罢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说，说不出口的蠢话，可以用唱的。而在当代经济学中，说不出口的蠢话，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 1919~2013）在1982年为《自由经济的魅力：明日资本主义》（Tomorrow, Capitalism）英译本写的序文中说：“现在，从美国最好的经济研究所和工商管理研究所毕业的男女青年，受过高级训练而又灵巧能干，他们大都把自己看作技术专家。尽管他们聪明，但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一些组织原理。作为一门学科的现在经济学，几乎完全失掉其最重要的教导任务…。在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或在经济学研究所的讨论中，除少数例外，竟没有表现出一点意理上的振奋精神。我们是在培育下一代，但是我们所培育出来的，却是麻木的下一代。……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强烈的对比。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社会改革家，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观念对于个人的幸福，以及对于各国财富所能作的贡献。而且，他们也把这些观念所引发的内在力量，传达给社会大众和民意代表。……现代经济学大都没有焦点、没有目标。”
“市场失灵”是迷思
阿根廷总统米莱（Javier Milei）这位经济学家，在2024年1月17日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发言抨击“新古典经济学”，他说：“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不符合现实。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灵，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以所谓市场失灵为借口，引入监管，这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因此也阻碍了储蓄、投资和成长。……市场失灵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他也曾表示正在写作正确的经济学，说不定还会获得诺贝尔奖呢！
说到底，当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是有必要回归古典传统经济学，找回“真人”矣！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