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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谁来代表被排斥在先进生产力之外的弱势群体？
我们已经大退了一步，假设中国领导人个个是雷锋；现在姑且再大退一步，假设中国是个没有官商一体的古典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由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到底算不算人民和国家之福？
听起来好得很，想一想糟得很。奥林匹克委员会不代表整个体育运动，只代表金牌得主，行吗？教育部只代表博士后，把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置之脑后，行吗？难道中国可以和先进生产力划等号吗？连喜欢放空炮的毛泽东也念念不忘中国落后。经济落后是中国向联合国缴纳会费所以如此之低、加入ＷＴＯ的条件所以如此之宽的根据。新中国的历代领导核心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国落后这个论断。非先进生产力是中国的汪洋大海。“领导一切”的党宣布自己的职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准备把汪洋大海置于何地？
“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不要求发展”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要发展，非先进的生产力也要发展。先进不先进，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见分晓。它们之间在资源和市场上的矛盾，应该靠竞争解决，不应该把三个代表的好恶喜怒作为砝码加上去。它们之间的纠纷，也不应该靠三个代表解决，而应该靠大公无私的法律解决。在三个代表的偏袒和倾斜下，先进生产力越快乐，非先进生产力越痛苦。锦上添花和雪上加霜，连乒乓球裁判员都不应该做，何况是领导一切的最高绝对权力？在一党统治制度下，不管什么东西，不管坏得象文化大革命还是好得象生产力，一旦由党充当代表，一定左右逢源，无法无天；一旦被党遗弃，一定从此濒于灭绝。党的倾斜必然损害后进，揠苗助长必然毁掉先进，这实际上是两头落空政策。新中国这种由共产党导演出来的教训，无论在计划经济或者商品经济时期，何止千万！
严重的后果是分裂社会。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制度，安排谁搞先进生产力，不安排谁搞先进生产力，都由从中央到支部的共产党作主。占有先进生产力的是少数人，无法占有先进生产力的是多数人。现在，有幸占有先进生产力的人上升为天之骄子，被排除在先进生产力之外的人则沦为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负责领导一切的三个代表却宣布只有先进生产力才是自己的“亲骨肉”，至于非先进生产力，对不起，请原谅，从今以后，不代表了。和不同生产力相结合的各阶层被一分为二：代表的和不代表的，岂不令人震惊！
一个普通人，喜欢先进，不喜欢不先进，那是他的感情和嗜好，别人管不着。当政者应该多少懂点国家的道理，对国家有点责任感。金字塔的尖顶是好看的，比塔体和塔基好看，但是这些作为塔的本体和基础的大众人才、适用技术、传统产业，偏偏是国计民生的来源。当强者和富者鸡犬升天的时候，谁来代表束手待毙的弱势群体？九亿农村居民该走什么门道才高攀得上先进生产力？从夕阳企业里下岗的失业职工，有几个能侥幸登上高精尖的先进生产力殿堂重新就业？今天的日子没法过，明天的出路在哪里，子孙的希望又在哪里？这种社会，稳定得了吗？能凝聚吗？维持得下去吗？
十、和专制政治水火不相容的政党制、代表制
前面我请事实说话。事实告诉我们：中共起家时确实代表过工人，但它早就变了，不再把工人疾苦放在心上了。中共靠农民打赢了仗，夺到了政权，可是农民至今仍然处在社会的底层，没有财产权、政治权，连人身权也没有，处处低人一等。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学生为主力的长达五十天的和平示威，行使宪法理应保障的公民权，表达了反腐败、要民主的全民诉求，被共产党的几名元老调动几十万军队镇压了。镇压人民的人怎么配代表广大人民！共产党掌权以来，一贯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制造文字狱，扼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置弱势群体于不顾，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名，实行官场支配市场的官商一体制度。由此可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这些都是事实。但理论家弄惯了理论，不太看得起事实，未必听得进去。那么好吧，为了启蒙，我也来讲点道理–统统都是粗浅的常识。
“代表”这个范畴，在多元社会里产生，在政党政治中起作用。社会存在着多种成分，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观点。他们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互相依存，不能分裂，分裂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少数因为离不开多数，只能服从多数。多数也因为离不开少数，只能保护少数。各种群体，通过各自的政党和代表，除了在共同约定的宪章和法律的基础上讨价还价之外，别无选择。一切政党和代表，谁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依法发出各自的呼声，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的作用，是如实承认和具体解决多元社会中各种成分间的矛盾，使全社会各种力量在相互制衡中运行。这是政党政治的起源。
政党和代表都是民主的产物，民主的工具。从纳粹和法西斯可以知道，以专制为目的或手段的政党是假政党。从“基地”的拉登可以知道，以垄断和排他为特征的代表是假代表。对于政党和代表，垄断是遮羞布，竞争是照妖镜。政党和代表的真假好坏，靠民主筛选。中国共产党如果有兴趣当真代表，不想当假代表，就得允许竞争，不应该害怕和压制竞争。合格的执政党和合格的领袖，应该在竞争中上台和下台。执政的过程，应该是面对监督、接受挑战的过程。所谓“领导党”和“被领导党”，是笑话；“一代出一个”终身领袖，也是笑话。这种常识，中国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懂了。当时的谚语“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短短十六个字，概括了政党政治的ＡＢＣ，反映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所已经达到的共识。可惜的是，尽管毛泽东起初也拥护过这十六个字，后来却自甘堕落，和千奇百怪的帝王思想同流合污了。
“朕即国家”是法国太阳王的历史，党即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在民主制度下，党和国家是两码事，执政党和国家也是两码事。党可以代表左派，代表无产者，但国家绝对不可以搞什么“反右派斗争”或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至少在中国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是犯法的，因为神圣不可违反的《宪法》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左派和右派，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是合法公民，都受国家保护。国家的作用在于公正，对全体公民，不分阶级成分和思想倾向，必须一视同仁地保护他们的一切合法权益。只代表部分公民而不代表全体公民的“国家”，不配称为国家。一切合法政党必须依法活动。执政党的义务是执行不偏不倚的国家职能，这是它的第一天职。执政党必须依法实施政策，政策可以偏左，法律必须执中，否则国将不国。违反法律，对执政党来说，是自掘坟墓，自甘堕落为非法党，自甘被国民唾弃。动不动讲立场，动不动讲“站在哪一边”，那叫斗争哲学，不是法律行为，不是国家行为。跷跷板那种玩意儿，小孩子可以玩，国家怎么能“站在这一边”，或“站在那一边”？所以在民主政治下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党国一体化的专制制度下就成了大问题。
实行政党制、代表制，本来是好事。但政党制、代表制和专制政治之间水火不相容。以党治国应该结束，民主制度必须建立。有志于始终代表好东西的政党，不应该不懂这些常识。
十一、秦始皇的国和巴金的家，有没有代表都是它
毛病不出在“代表”上，毛病出在一党专制这个根本制度上。有一党专制在，别说三个代表，三千代表又能有什么用？
明明是多元社会，硬要把一党专制作为特色，就费解了。明明搞一元化领导，偏要玩“代表”的把戏，更费解了。
巴金先生笔下的家，由高老太爷实行一元化领导，老太爷自己就是一切。少爷服从老爷，老爷服从老太爷，全家听老太爷的话，照老太爷指示办事，做老太爷的好孙子，岂不“吉”了！
秦始皇缔造的天下也不承认多元。东西南北中，士农工商官，天子的利益就是三十六郡的利益，天子的要求就是各色人等的方向。说到代表，秦始皇就是总代表。他决定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就是先进文化的方向。他批准了皇宫的图样，盖阿房宫就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他要消灭六国，发动杀人盈野的战争就是一切老百姓（包括敌我双方，生者死者，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内）的根本利益。哪怕脆弱的统一仅仅维持了短命的十二年，哪怕十三年后天下重新大乱，虽然万骨已枯，毕竟一帝功成，后世自有想当皇帝和愿当奴仆的人跑来烧香磕头，歌功颂德。千百万老百姓家破人亡都是鸡毛蒜皮，唯独始皇帝的独裁经验是永垂不朽的大道理：民众服从官僚，小官服从大官，全国服从皇帝，皇帝领导一切，实行领导支配下的服从，服从基础上的领导──你看，秦王朝虽然不幸“二世而亡”，却替中国创立了两千年奴役的基本制度。中国已经有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特色”，还要那劳什子“代表”干什么！
如果真的允许各种成分各有各的利益，设想一下四川高家：觉新代表自己娶了梅表姐，鸣凤代表自己嫁了觉慧，年轻人代表自己远走高飞出去寻找真理，老太爷代表自己蹲在家里安度残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岂不是好？无奈这样一来，置老太爷的权威于何地？置天、地、君、亲、师这五项基本原则于何地！
再设想一下秦始皇，如果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和平统一，三十六郡直选代表，成立合众国，召开代表大会，大家七嘴八舌，按照宪政原则和民主程序决定国家大事，哪里还会有暴政的悲剧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失笑：怎么能要求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实行现代社会的代表制？的确，这是我百分之百虚构的神话。但天天出现在中国人眼前的，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真实的“人间”：两千年后的中国，早已推翻了帝制的中国，现在仍然号称共和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政党的中国，居然还不承认多元社会制度和多元政治制度，居然还在誓死捍卫一党专制！碰上这种时代错误，处在这种制度下，“代表”能有什么意义？所以，在一党专制下讲“代表”，好比草台班子演黄粱梦，虽然号称重头戏，毕竟是“粉墨春秋”，难入正史，当不得真。
十二、新时代未见诞生，旧时代正在咽气
永远领导一切的一党统治制度，是政党制度的异化，皇权制度的变种。皇权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了，找不到真龙天子的躯壳借尸还魂，只好附在政党身上。它在专制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早已到达“史无前例”的尽头。它把多元社会塞在一元领导的框子里，把社会关系简单化了。它使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领导和服从的关系，别的关系都被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它只允许一个声音──党的声音，只满足一个要求──党的要求，只实现一个利益──党的利益。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去创造三个代表的新理论？
但是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出现了新的行情，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盛时代夺到政权的。当时它和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一样，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马列主义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要说代表，它当时有资格代表那三样东西。那时行情不错。五十年来，形势大变。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马列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都遇到了无法回避和无法回答的挑战。
对某些领导人来说，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马列主义的正确性，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其实无所谓，因为他们历来只靠党的领导吃饭，不靠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吃饭。可是，一党统治的大厦，全靠这三根支柱在硬撑场面。旧的支柱撑不住了，如果没有新的支柱替代，一党统治的舞台就坍塌了。
斯大林虽然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拐弯抹角写在苏联宪法的一个定语从句之中，却没有找到说得出口的理由（注１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堂而皇之写在宪法序言上的，还陈列了两条似乎存在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既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用这两条天大的理由，证明中国应该永远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势力范围。近来颇有人主张修改宪法，一党领导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姑且遵照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也不去论说“打天下者坐天下”到底算 “毛泽东思想”还是 “朱元璋思想”。如果有人问你，取得了胜利的“民主”究竟藏在什么地方，被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又在哪里，这两只据说早就被好猫抓在手里的大“老鼠”，你能把它们拿出来给大家欣赏欣赏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两大根据一起落空，你叫一党统治到哪里去觅地自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托梁换柱，用新三件取代老三件，显然是挽救一党专制的最后一着。新老三个代表之间，又继承，又发展。新三个代表的智商相当高：你怀疑社会主义，总不能怀疑“先进生产力”吧！不相信马列主义，总该相信“先进文化”吧！共产党代表不了具体的工农大众，总能代表抽象的“最广大人民”吧！老三个代表年老体衰，无法返老还童，新三个代表总能长生不老吧！这样，一党统治就能在新三件的理论基础上与时俱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有人说三个代表开辟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确正在创造自己的新时代。但是新时代不可能来自三个代表。在三个代表那里，我看到的全景是：枯藤老树昏鸦，夕阳冉冉西下。
有人说新三个代表竖立了里程碑，我认为很有见地。新三个代表的提出，确实标志着旧时代正在中国咽气，现在处在方死未生之际。
十三、实至名归的贵人党、富人党、强人党
好心的朋友知道我在评论三个代表，对我提出忠告，怕引来大祸。我想了以后，回答道：谢谢您了，随他去吧！
有朋友告诉我：三个代表的惊人之笔，不在解放生产力，不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文明，更不在代表人民群众──这些话，讲来讲去，一代不如一代；三个代表之所以开创新时代，新就新在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来如此！！容我补充──这是最后一篇，第十三篇。
不过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到今天，吸收资本家入党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造反靠穷人，是天经地义；掌权靠强者，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事情，古已有之，不是创造。朱元璋本是无业游民，打江山时离不开穷人。他当上明太祖后，俨然真命天子，哪能再和破破烂烂的老朋友厮混？
有人觉得奇怪：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怎么可以容得资本家入党？又是资本家，又是共产党，非驴非马，成何体统？
世界上非驴非马的东西有的是，不成体统的东西也有的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朱元璋一阔脸就变，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朱元璋变得，为什么共产党变不得？
即使在过去，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资本家。中共一大到七大的党章，都不禁止资本家入党。那个时候，共产党缺钱，资本家有钱，资本家的钱对共产党有用，为什么拒绝他们入党？
八大前出现了新情况。中共已经全面完成了“剥夺剥夺者”的任务。资本家被剥夺光了，没有钱了，因此没有用了。一九五六年，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才对“入党条件”破天荒第一次加上了“不剥削他人”的限制。有些老左派理论家，年纪虽大，见识不广，以为“我党一贯”不准资本家入党。其实，“我党一贯”以党的实利为重，谁对党有用就允许谁入党，谁对党无用就禁止谁入党，比一窍不通的老左派高明多了。
非但今后需要有钱人源源不断向党输送新血液，而且老血液中早就有了人所共知的暴发户。一部分著名的共产党员，及其终身伴侣，嫡传子孙，下海弄潮，“白”手起家，早已变成红色富豪，革命大款，这种靠革命特权发财的寄生虫难道还少吗？真的把这些人统统开除出去，党的公开分裂势必难以避免。既然党的利益离不开红色资本家，可见向红色资本家开门是非常顺乎党心、合乎党理的事情。至于“红色”不“红色”，当然以承认不承认党的绝对权力为试金石。反对一党专制的资本家是绝对不准入党的。因此，向拥护一党专制的红色资本家招手丝毫不意味着党对领导一切这个根本制度的动摇。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时候到了，领导一切的共产党需要公开承认既成事实，宣布自己是主宰中国的贵人党、富人党、强人党了。道理就这么简单，不值得大惊小怪。
有人预期，红色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将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演变的开始。我看这种与虎谋皮的预期注定要落空。看看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暴发户们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就明白了──他们到底在搞民主还是在搞专制？陈希同也罢，成克杰也罢，有权的也罢，有钱的也罢，所以发财，所以掌权，靠的都是红色专制，专制是这伙一丘之貉共同的命根子。三个代表的理论开辟不了民主制度的新时代，在绝对权力的感召下入党的红色资本家不可能是政治改革的动力。
我的评论到此结束。
注 释：
（注１）影响最大的，有１９２２年的香港海员总罢工，和１９２３年的京汉铁路总罢工。海运和铁路干线的瘫痪引起全国瞩目。
（注２）“买断工龄”是中国一劳永逸对付失业工人的新办法。经领导批准，由工厂发给工人一笔数额不等的钱，工人只要收下这笔钱，等于从来没有做过工，从此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保障，工厂对他不再负任何责任。
（注３）“包身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些纺织厂的工头到农村中去招募女工，由工头付一笔“包身费”给农户，由农户出“包身契”给工头；农户的女儿就被工头领到上海，在工头的支配下做工，被称为“包身工”。她们在“包身契”所规定的年限（一般为三年）内，由工头发生活费，但必须把工资交给工头。夏衍先生当时曾效法恩格斯，深入贫民窟，写了一篇关于《包身工》的报告，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发表。
（注４）中共认为，组织工会乃是中共一党的专利，绝对不是工人自己的权利。只有接受中共领导的工会才可以称为“工人自己的工会”。凡是不接受中共领导的“自发”工会，过去统统是黄色工会，即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北洋军阀、封建把头、国民党的御用工具；现在统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这是中国在对外谈判中坚决不和世界接轨的争端之一。
（注５）就全国范围而言，土地改革结束于一九五三年春天，而农业合作化完成于一九五六年春天。所以，在中国大陆，农民统共享受了三年耕者有其田的日子。
（注６）这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第一所所长郭沫若的史诗，题目就叫《主席走遍全国》，作于一九五八年，发表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写一篇新的史诗：《主人走遍全国》。
（注７）“放卫星”是中国大陆一九五八年报导农业奇迹的专用名词。发源地可能是河北徐水县，是献给毛泽东看的，后来正如彭德怀所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湖北，安徽，相继捷报频传。当时我在安徽无为县官镇乡的镇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和我们毗邻的社，在省委的授意下，夤夜组织几百名劳动力，把十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秘密“（合）并（移）栽”到一亩地上，五天以后，敲锣打鼓，在这一亩地上挥镰收割，恭请省委、地委、县委三级联合工作组莅临摄影验收，放了一颗“水稻亩产五千斤”的卫星，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头版腹部。这个神话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农村工作的阴暗面：共产党的省委有本领像做戏那样弄虚作假，被揭发后有脸皮公然文过饰非。安徽高产的谎言直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才在高级领导机关中半遮半掩揭穿，但这个省在大跃进神话中活活饿死的几百万人再也不能复生了。
（注8）不准你看的，当然包括法轮功的书在内。炼功的人，主要是无钱求医买药而渴望治病健身的穷苦人，包括农民和失业职工，其中许多是老人和病人。书的内容主张以真挚、善良和宽容的心境修身养性，但有两条理由使它被判决为邪教。一条理由：因为一九九九年有一万名练功者以静坐半天的和平方式参加请愿，恳求中共中央允许他们练功，不要取缔他们。请愿结束后，场地干干净净，没有垃圾遗弃，如此秩序井然，使共产党自叹不如，足以证明法□功是党的心腹大患。另一条理由：因为在几千万名练功者中出现了自杀的人，历年累计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百万分之一，由此也足以判决法轮功不可能不是邪教。我不知道依法治国是根据同一标准还是双重标准，比方说，在中国，凡病人、党员、市民、国民的自杀率达到同等水平者，该卫生部、该政党、该城市、该国是否同样应该被判决为邪部、邪党、邪市、邪国，予以取缔？──如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自杀率（而且是被该党迫害致死的自杀率）无不高出这个比例几倍乃至几十倍，以致从来没有公布过。
（注９）中国的成文史，从甲骨文算起，是三千多年。常有人说中国“五千年”文化，但“五千年”显然不是指成文史，也不像是以出土文物为根据的史前文化，有点像是故事传说史。
（注１０）书报检查官名声太臭，因此不可能设置以此为名的职称。但实际执行书报检查任务的官多如牛毛。官有大有小，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在业余书报检查官中，有天大的官，如决定封杀剧本《海瑞罢官》的毛泽东，决定封杀电影《苦恋》的邓小平，都是这种业余性的书报检查官。
（注１１）“大款”是中国的新词汇，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专指从那个时候以来出现的新富豪，他们大多是凭借官场势力而摇身变成的暴发户。虽然常常被称为“白手起家”，实际上黑手起家者居多。
（注１２）见龚自珍一八三九年写的《己亥杂诗》第六十四首。翻成白话是：“本朝在册的官员象茅草那样越来越多，相当于金代元代官员的五倍，明代官员的十倍；读书人的责任是把历史的轨迹留给后人知道，所以我写了两篇关于职官制度的著作。”这两篇著作都失传了，但龚自珍的感慨当是以研究成果作为根据的，决非泛泛而发。
（注１３）乡干部的建制，全国没有统一规定。大跃进之前，我到过的乡（华东，华北，西北），所配脱产干部从一个到五个不等。中南和西南不可能多于此数。东北不详。
（注１４）财政部的大金库，指国库；来源是税收、国债和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动用国库的权力属于党委和政府。党政机关的小金库，归党和政府下属的部、司、局、厅、处、科所有；来源是这些单位自己“创造的收入”（简称“创收”，包括：机关办公司的利润，“挂靠”单位的纳贡，以及办公过程中的“好处费”和“罚款”等）；动用小金库的权力属于各该单位的首长。
（注１５）关于中国共产党笼罩一切的领导地位，中国宪法在序言中堂而皇之，直言不讳。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拐弯抹角存在于苏联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宪法第十章第一二六条的一个定语从句( attributive clause)之中，显得忸忸怩怩。原文虽然拖泥带水，但考虑到早已绝版成为孤本，不妨照抄如下：
“第一二六条 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发展民众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计，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职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之公民，则结合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之领导核心。”
中国宪法和苏联宪法的两种笔法，代表着两种心态，都有点意思，耐人寻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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