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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0日讯】这些年来，有许多人对在这几十年中的社会乱象、文化心态作艰苦不息地考察，并将他们苦苦思索的结果，一一地向社会向人们奉献出来。有人将这解释说是“一条极左路线”贯彻始终之所致，有的人则在传统的儒文化中寻找“激进”的根据，更多的人则是将社会乱象和种种文化心态归咎于某些人的性格和品德，等等。如果说真是由于“一条极左路线”，这对解释某一特定时期的某一激进过火的残酷行为，似还可以说得过去，譬如就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看，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虽然也出现了种种过激、过火行为，但现在似还是一块学术界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就以反胡风运动为例，已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无疑，因为已全部得到平反。肃反运动一时间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声势搞得浩大得很，结果公安部自己公布的数字证明，有百分之九十几的案子是搞错了的。反右派运动反得特狠特惨，按薄一波所说全国划右派是55万，被搞错的竟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不是为了以后的“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和“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的说法立论，便硬拉了几个中央级的保留其右派身份以牺牲小我服从大我。倘不是这样的话，恐怕又将是个百分之百。还有，在一次次的政治、经济建设中不计条件是否成熟，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只一拍脑袋就上等等，这似乎以“一条极左路线”还能说得过去，只是这几十年来又何止这些乱象呢？
事实的确是，某些事是由于某些个人的性格和品德所致，譬如毛泽东在阐述革命、革命行为、革命斗争的时候，早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解放初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话说得极为坦率、明白，也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全部实质，尽管他说得恐怖，但毕竟是个人思想，个人行为，还不为惧。还有，每当运动到来的时候，的确有某些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人，趁机打击报复和假公济私者，细想想也不足为患。最可虑的是，一当这种个人思想、行为成为社会时尚，成为主流文化，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时候，这时单纯的用“极左路线”就不能解释了。对于前者，尽管他可以强迫人们接受他的思想、行为方式，但因为一种文化，并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成为大部分人的思想行为的时候，这才是可怕的。自然，这时，我们既不能以“极左”加以解释，更不能说这只是个别人的思想和行为了。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只需细察一下我们流行的，也就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特色的语言，如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一开口就是充满火药味的毫不留余地的“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血债血还”等等或是“千古罪人”、“万夫所指”、“民族败类”等等或是“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同志的残忍”、“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变为行动的时候，便是兵戎相见，拳脚相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这还是最为仁慈和人道的，更狠的则是“革命是暴力”，就是要搞点“红色恐怖”，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此类语言，只要我们细心一下，便会发现这些还真不只是当年运动时斗争会上才能听到的，现在已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普通语。至于对敌斗争时的凶狠，就更是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现在无论老幼，只要为芝麻大小的一点极微不足道的事，不仅满口秽言恶语，还能一举手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一个人比杀一只鸡时还要坦然、容易，普遍的对生命抱以漠视。人与人之间不只是缺乏信任，而是互相防范、敌视和仇恨。
这些现象不仅不能以“极左”来解释，儒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和道德伦理也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等等。我们的文化之所以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不败、不绝的原因就在这里，和极左怎么也搭不上关系，现在的关键是，这种个人思想、行为已经在几十年的强行灌输之下，形成为一种文化，而且是在“批传统”的旗帜下完成的，已经将传统文化排挤到了边缘而成了社会的主流。
现在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样两个事实：首先是金敬迈在《欧阳海之歌》中，以其饱蘸赞美之情的笔，为了突显其主人翁欧阳海心中的阶级斗争情怀和时刻不忘阶级敌人的革命操守，以及由此而焕发出来的无穷智慧和对革命的忠诚和责任，设计了一个十分离奇而又极富感染力的情节，欧阳海是作为一个革命英雄人物典型，作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战士的形象出现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面前，让他们从中获得教益。这情节大致是这样的：他所在的这个连队接到了一个开山取石的任务，他被分配去打炮眼，由于从未打过，又因为他平日的虎里虎气，没人敢给他掌□，害怕那只八磅锤打在掌□者的手上。“什么事都要争个第一，而又能挣得第一”的他便偷偷地背着人练了起来。不几天，他的锤不仅打得很准，锤锤都能不偏不倚地落在□上，而且下锤极为有力。如此的成绩和表现，自然又是一个轰动效应极大的新闻，表彰之余，取经者纷至沓来。适此，欧阳海的经验自然得掏出来，供学者效法。作者写道，欧阳海在练锤法时，他用白灰在地上画了个白圈，于是一锤一锤地朝着白圈打下去，越打越稳，越稳越准，越准越狠，不消两天就练就了稳准狠的功夫。说到奥秘，作者写得极为轻松，说是欧阳海每一下锤时，心中想的是那个白圈就是蒋介石的脑瓜，故有此成就云云。读完这段故事，不禁令人想起批斗会时的一幕幕惨酷情景，想到这并非金敬迈的杜撰，只是读来太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罢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感到心安理得，因为都觉得书中的描写离我们的现实并不太远。
再一件是发生在前些年的事，就是旅居英国的中国青年诗人顾城，据称是个极富才华和有希望的诗人，在一个居住的小岛上，一天将妻子用斧头砍死之后，又将自己也活活砍死。惨案发生之后，举世皆惊，尤其西方人在惊悚之余表示难以理解；而我们国人的反应却并不一致，尤其是许多自称其友人的人，不是站在谴责的立场上去挞伐他的这种残暴恶劣的行为，而是相反，更有甚者的是还有部分人持赞美的立场，说什么这才是“诗人特有的气质”。这真是国人的耻辱，民族的悲哀！不过，我们通过这一事实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便是尽管这些人是极少数──包括顾城在内──他们的确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之中。如果我们就此得出结论说，顾城及自称顾城友人的人，他们心目中的生命只是那个石灰划就的白圈，而阶级斗争才是行为的最高准则。他们是欧阳海的延伸，是红卫兵造反派的余孽，是当今一切漠视生命现象的先声……这才是悲剧之所在。
我以为最不能用“极左”、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解释的是，看是出口、出手极为坚决凶狠，可是一当批斗结束，或是被关被押的人一当平反，又成了自己的“同志”，同自己又坐在了一塑公室里，又同在一口锅里吃同一碗饭时，两人见面仍是一样的握手言笑，一样的称兄道弟，甚至还能给你栽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就像昨天的事从未发生过似的。整人者的思想和行为，如果是因为误会偶然而生，倒还不足为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今人不解的是整人和被整的似乎已形成一种职业，只要运动一来，各自就很快进入角色，演起来都一样的惟妙惟肖，绘声绘色。双方都没有检讨、反省的要求，更没有检讨、反省的行动了。
这不知检讨和反省的特点，恐怕也是无法用“极左”和由于某人的性格、德行或其它什么来解释的吧？！
我们应该还清楚地记得，只要上峰一句“划清界限”，便会涌现大批大义灭亲、夫妻离散、出卖同志、朋友、良知、落井下石、捕风捉影、捏造陷害的勇士，这种堕落的背叛行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光明正大地进行，不仅不会遭到谴责，还会得到提拔和奖励，也就心安理得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种现象，或许有人会说这正是“极左”的结果，但经仔细推敲，这不正是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被摧毁、被破坏的结果？只有“文化”才能做出最贴切的解释。这正是一种文化行为和心态。
尽管有人在极力回避东西文化、价值观的普适价值，制造出两者没有融合只有冲突的谎言。只是他们无法回避佛教文化、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思想，也同样对中华文化产生过影响、发生过撞击和最终的融合，以及融合后还成为今天的主流意识的事实。只是佛教文化就没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幸运，它的融合就前后经历了近千年，也没有挤走主流文化而代之。这里必须说明一点的是，“极左”思潮不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融合”。“融合”这个词的准确含义，用眼下最时髦的说法就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太繁也太拗口，似应予以简略一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们是何时传入，怎么被选择后融合成了自己的东西，又是怎样地将传统的儒家文化挤出主流文化地位而取而代之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它简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现状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政治极度腐败，以及种种原因致使一个曾独领世界文化风骚千百年的中华民族，忽然变得贫穷落后得一个劲的挨打受欺，再加之那时的各列强的政治策略是为了撬开中国的大门，改变其长期的闭关锁国所强调使用的是强盗式的炮舰政策，或是象英国式的采取偷运鸦片的无耻行为。一个堂堂的中华民族竟被置于列强的屠刀之下，任其宰割、任其欺凌、侮辱，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所无法容忍的。面对如此的现实，人们普遍的存在着一种屈辱感和自卑感，而又不甘于只局限于空泛的精神领域，而是投身于现实之中积极地寻求救国振兴之道。19世纪末义和团的发生发展之速之大，除了其他的社会原因之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迫于不甘受洋人之辱的这点民族意识。他的策略是极端的排外仇外，焚教堂，杀洋人。这在当时是符合一部分人的思想要求的，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最惨重的损?O国家和民族。
义和团起于民间一群属于社会边缘的人物，由于其本质的原因，最后为腐朽无能的满清王室某些成员所利用。尽管如此，清醒的智者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救国自强的正途，他们将目光放在西方，决心学习西方、借鉴西方，就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这一期间，清醒冷静的知识分子经过一番痛定思痛之后，掀起了一个学习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特别是进入20世纪的“五四”运动之后。由于是自发的学习，便产生了各取所需的许多流派，而属于主流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明确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那时，人们明确地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锁定在这样一些务实的内容之中，很少，甚至彻底告别了义和团的那种落后与盲目，而是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一严肃的课题了。
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不是说要就要，说来就来的，也不是说凡是引进的思想、文化都是先进有用的，必须经过选择，即便是各取所需，也才能令其与本土文化融合、生根，其它的都将擦肩而过。譬如“五四”时喊得最响的是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却始终只限于口号，便是最受欢迎的民主思想是最终还将导致专制独裁的，卢梭的《社约论》，不是洛克的民主，也不是美国的民主。那时，尽管有一批英美留学生，特别是有象胡适这样的致力于民主思想传播的人士，只是他们的声音在高音贝的喧嚣中，显得微弱得很，最终也只能被排挤在主流思潮之外成为社会边缘。那时，独占鳌头的，也是颇受欢迎的是无政府主义和和马克思主义，前者的介绍者是刘师培，后者的宣传者、鼓吹者是陈独秀；前者的主要思想和主张是“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主张暗杀和暴力；后者则明确主张革命，主张暴力，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这与我们当时的边缘文化真是异曲同工，几无差异，之所以能够互补，就是它们为这种文化提供了理论，变得更加完整。我们不敢说刘师培有过什么组织和行动，而陈独秀则不然，从开始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置疑时，便十分霸道地采取“革命语言”予以反击，以“革命方式”封杀对方的意见。尽管刘师培与陈独秀的作风迥异，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的灵魂中有边缘文化的一席之地，不然是不会在人类文化的百花园中，就如此轻易地决定了自己的选择，并且还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特别是在他们死后不久就能很快地与之融合，形成一股能将主流文化排挤至边缘取而代之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关键的一个毋庸忽视的现象，便是这两种思潮都源于西欧，而在其家乡都没有赢得应有的支持和欢迎，也没有把它们当回事，更没有象我们似的将它们推至神圣不可冒犯的位置。这还只是其次，因为西欧实在是一个产生思想，产生思想大家的地方，象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没排上号，或是不合国情而早被人们遗忘了，或是在选择时被淘汰了──西欧是块学术自由的园地。从他们创立学说的那天起，便与所有的思想学说一样被置于自由讨论和辩论之中，不像我们在1957年听到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时的那样惊诧。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竟在它们的故乡之外的俄罗斯、中国找到落脚生根和发展的地方，并被捧上了神圣的殿堂。其实，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俄国本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半个故乡，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之前，民粹主义便已成为一种时尚。俄国的民粹主义与我所说的由农村分化出来的游民，和被主流文化淘汰出局的落魄知识分子结合后形成的边缘文化，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然就不会这样的一拍即合。特别是经列宁的巧妙包装和融合之后，很容易地成为了社会主流。最要紧的相似之处是当日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有着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之故。
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都与我们边缘文化中的如“不破不立”、“大乱大治”、“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以及前面已经提过的以感情代替理性，以野蛮代替文明，以仇恨代替爱的思想文化一拍即合的。还不止于此，最重要的是在引进这类思想学说时，就是以反传统为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五四”时显得那样激进，反传统反得那样起劲的原因。只是，那时之所以还没有成为主流，其原因是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不是一说一喊就倒的。正是因为此，在一边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泛滥的同时，还有不少的仁人志士不惜背井离乡，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去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学成之后，他们喊的和实行的是“实业救国”、“工~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只是，他们太脆弱了，很快就被汹涌而来的浪潮所吞没。
我说我们和俄国有着某些相似，却又有着某些不相似之处。首先，中国的“农民”造反，其规模、其频繁、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都是世所罕见，绝无仅有的。仅就陈胜吴广开始到义和团为止，在这二千余年中据说就发生了这样的造反七千余次，还不计算那规模较小破坏不大的小型暴动。说是“农民造反”是不公允也是不准确的，其实每次领头造反的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游民──今天称之为盲流的。农民之所以被卷入，或是受骗──凡是历史上的造反，无不是以一种迷信作为蛊惑诱骗手段的──或是被迫成为其造反的主力的。他们实在没有造反、破坏的智慧，之所以每次造反就能造成无情的杀戮和破坏，是因为有落魄文人的加入、结合的结果。于是形成一种逐步完善具有着显着特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落后愚昧，对一切文化成果、知识、知识分子、先进思想文化和人的极端轻蔑与仇视，如此一次一次的重复、丰富和完善，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化，成为造反者所固有不变的思想、行为模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造反没有不烧，没有不大肆屠戮的，尤其不放过书和读书人。焚书坑儒的罪名一至安在秦始皇和历代的集权统治者身上，其实造反者烧杀起来就没有选择，是见书画就烧，见读书人就杀的。我这样说并非有意为集权统治者开脱，这是因为历代的集权统治者的仇恨知识、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懂得知识是自由思想、自由讨论的产物，他们怕的是“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不是知识本身。他们知道治国建国离不开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而造反者就不同，他们对知识、知识分子的极端蔑视和仇恨，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自由”，知道知识、知识分子对他们自己还有用，而是处于无知，处于嫉妒，所以他们杀，杀得彻底，他们烧，烧得片纸不留。至于外来的先进思想学说、文化，就更是一概地排斥。坚决地排外了。正是这种造反文化，才在发现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与之一拍即合，并与之急速地融合而为我所用了。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反传统和强化之下，这种更上一层楼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取而代之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将那前面列出的种种乱象，种种社会心态和行为，用我所说的造反文化去解释，是不是要贴切得多？其实我们所见所闻的一切已经是一种社会行为和心态，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一切遮掩都已属徒劳。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我们对这种造反在叙述时有一个所谓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是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便是被反动的地主武装所消灭的固定程式。这里对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之说，似无须枉费笔墨，其实整个历史进程中做“工具”的仅只刘邦、朱元璋两例，而被消灭的就多了，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应该说说。首先，一般的程式是农民起义发生在社会腐败、经济崩溃，也就是说朝廷、地主都已不堪一击，却又为什么“革命”又经不住反革命的反击而被消灭呢？显得有些自相矛盾，难以立论，而只一细想，还是因为谁也逃不掉社会选择──当然有时也有选择错误的时候──一般是不会错的。农民造反者为了赢得支持一般都打着“均田地”、“免赋税”、“替天行道”的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其实为的是自己能夺得权利，能够在夺得权利后骄奢淫逸。每次造反，死的多数是农民，农民不仅死于充当炮灰之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造反头目无一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象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无不杀人无数。尤其是李自成为了给其围城的部队供给粮饷，居然搞了个加工人肉肉糜的工厂，每天要碾压数千人才能满足前方之需，这些人难道都是地主官绅？大部分还是自己的农民兄弟。试问，农民，忠厚朴实的农民能够接受这种“道”吗？既然不能，为了求生，他们只得加入“地主武装”，干起兄弟打兄弟的勾当。如此看来，造反者的覆亡又能怪谁呢？所以我说“农民起义”或“农民造反”是不准确的，也有欠公允。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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