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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缺少欧洲人的胸怀
作者：赵达功
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波及到亚洲。欧洲以德意法西斯作为侵略者，亚洲以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侵略者。如今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人大都已经作古或年已花甲古稀，但是从教科书到回忆录，从文学作品到荧屏，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昨天的故事，仿佛人人都亲历过那场战争。
*欧洲战后谅解宽容
战争造就民族仇恨，民族仇恨造就战争。应该说，消除战争就应该消除民族仇恨；消除民族仇恨的最佳途径就是避免战争。在消除民族仇恨和避免战争方面，欧洲人与亚洲人有着不同的胸怀。尽管人类最残酷的战争都起源于欧洲，但欧洲各国间现在已经不再向往用战争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谅解、宽容成为共同生存的基石，与亚洲的国家和民族比较，更显示了欧洲人的博大胸怀。虽然欧洲依然存在纳粹主义和极端右翼的民族主义思潮，但它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主流，并不为广大人民所认可。
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对犹太民族灭绝性的大屠杀，更使人们深恶痛绝。尽管如此，欧洲人的忏悔、宽容和谅解精神，使民族仇恨、国家仇恨消于无形之中。德国历届政府都要向曾经遭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道歉，进行诚恳的忏悔。德国总理勃兰特去昔日奥斯维辛集中营凭吊死在这里的300万冤魂，出于悔罪的诚意，跪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碑前，为死者久久默哀。德国人的道歉和忏悔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对于本国的科学家成为希特勒的帮凶，在犹太人和俘虏身上进行科学试验，德国科学界和知识份子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和“悔恨、沈恸的羞耻”感。
至于原苏联和东欧形成的对抗西方的集团，是意识形态对立所形成，没有产生民族仇恨。现在的欧洲不仅由欧洲共同体组织以及共同的社会民主制度、共同的经济制度把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宽容、谅解，使欧洲人民更加团结，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前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最终分割，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分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欧洲是一个尊重人权，尊重民族独立和自治意愿，和平共处的新欧洲。强权政治旨在维护国家独立，民族自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秩序中发挥作用，欧洲人民接受欧洲价值观和欧洲政治经济秩序。
*亚洲仇恨难解难分
反观给亚洲人民带来战争和巨大痛苦的日本，却不能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忏悔。激怒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朝鲜、韩国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教科书问题，一个是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教科书竭力淡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不承认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事实，甚至于说战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问题，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法治”和经济发展，是“解放亚洲的战争”；日本首相和内阁每年都去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了对战犯崇敬的心理，半点忏悔都没有。与同样是侵略战争国家的德国大相径庭，德国人决不会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辩护，更不会为他树碑立传。日本的拒不认错的行为，让受害国家人民和政府无法忍受。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没有被政府正确引导。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战争耿耿于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利用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一方面放弃向日本政府战争索赔，甚至还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帮了共产党的忙，同时还要经常乞求日本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煽动对日本的民族仇视，让人感觉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刀应该继续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的国歌就是抗日歌曲，本来是《义勇军进行曲》，是东北人民抗日歌曲，可是共产党坚持说“八年抗战”，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抗日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的抗日战争共产党不算数了，可能是那时候红军没有
参战，所以不算。前一阵子，有人要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更名，惹得网上一片抗日呼声，声讨汉奸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还有人要抵制日货。但是私下，日本汽车还是大受欢迎，东芝电脑销量依然不减，中国姑娘还是想嫁日本人，到日本留学（实际是打工）争先恐后。中国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嘴上工夫堪称世界第一，真的日本人打进来，大多数人还是去做“汉奸”、良民。
韩国的民族自尊心要比中国人强烈的多，这是由于韩国民族在历史上一直遭受中国和日本两个强国的殖民统治，受屈辱受压抑数百年，一旦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中国遭受外来侵略和屈辱的历史仅仅有一百多年，就形成了整个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韩国由于国家弱小，更容易凝聚民族团结力量来维护国家独立。韩国人对日本的仇视比中国人还强烈，从我平常接触到的韩国人那里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韩国人抵制日货可不象中国人嘴皮子上的工夫，他们会自觉地购买国货，而中国人却一味崇洋媚外。
*心胸狭窄妒忌是根源
就每年的日本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亚洲国家很难与日本真心和好。东南亚国家也惧怕中国强大，他们不相信中国不称霸的承诺。本来是中国最友好的邻邦印度，却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使得中印关系到现在也难以修复；本来是同志加兄弟的情感，并且共同抗击美国侵略的友好邻邦越南，却让邓小平给予的“教训”──所谓自卫反击战，点燃越南民族对中国的仇恨之火；就是朝鲜和韩国也向本国人民宣传长白山是他们的领土，也是在煽动仇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亚洲的问题主要是亚洲大国造成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缺少欧洲人的胸怀，心胸狭窄，
没有肚量，总是以大国强国心态对待亚洲其他国家，喜欢指手画脚干涉别国事务，
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亚洲国家对日本和中国的警惕是有道理的。
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克什米尔和宗教争端，时常爆发边界战争甚至现在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也表现了亚洲另外一个地区的民族狭窄的心胸。(注：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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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每日新闻”社评
一国两制已成无用之物
日本全国性大报“每日新闻”七月六日在社评指出，“一国两制”的理念在香港归还中国大陆五年后已全面褪色而成为无用之物，这种制度本是中共为呼吁台湾进行统一的理论，在香港都已奄奄一息，对台湾人民没有魅力是理所当然的事。
社评指出，香港曾高喊“为持续繁荣有必要一国两制，须五十年维持不变”，但自归还中国大陆之后，亚洲的成长中心移至上海的周边，这个前殖民地被吸进了持续高度成长的中国的巨大磁场，景气陷于不振、经济负成长、失业率大增，连港人的购物都北移而造成了香港的空洞化象。
文中指出，香港不仅无法对抗中共，且已处于要求支援的立场，“一国两制”已实际上不再具有意义，行政长官董建华七月一日宣誓就任第二任，大家都很清楚那是在中国主权下的一种仪式，董建华任命许多亲中共的财界人士为局长，且由于中共不满香港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留下的自由和基本人权而拟根据基本法成立新法。
每日指出，香港在归还中国前后，港人高呼“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理想，并表示不让自由和民主后退的决意，但是，曾为“民主旗手”的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三跌至二ＯＯ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九，比亲中共的最大政党“民建党”还低。
社评指出，香港由于快速染上中国的色彩而已消失了本身的特色，但是，只要那是它本身所作的选择，那就是“香港自治”的结果，倒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文中最后指出，台湾和香港不同，“一国两制”本是中共用来呼吁台湾进行统一的理论，港人只有“限制性选举”的经验，台湾人民则不同，已直接投票选出政权，在香港都已奄奄一息的“一国两制”对台湾人民不具魅力是理所当然的事。 (中央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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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股减持流产的启示
胡少江
六月二十三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从出台到正式流产历时一年零十天。其间，市场经历了戏剧性的起伏迭荡，利益悠关的数千万股民与一向强势的中国政府顽强对峙，政府最终不得不以蒙羞失败收场。
但是，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较量。如果说，政府的初衷是通过国有股减持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话，它的任务远没有达到。有经济学家估计，国有股减持只收回了几十亿元的资金。可是，这一举动导致的股市暴跌却使数万亿元的市值无端蒸发了。股民在过去一年中损失的财产高达七千亿元，而国有资产的市值损失则高达一万一千八百亿。两项相加，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八，等同与全年的经济增长的两倍半。经过这一年的折腾，政府进一步失去了信誉，股民们损失巨额财富，市场机制则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在事情已经过去之后，如果人们能从这一事件中吸取到一些教训，前面所提到的损失或许还可以权当成付出的昂贵学费。这件事自始至终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它既是国有股减持的始作俑者，又是这具流产婴儿的收尸者。那么，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究竟能带给人们什么启示呢？
首先，中国政府的表现，说明它不是一个公正的市场发育的保护者；相反，它的行为充分表现了其与民争利本质。在方案出台以前，虽然中国的股市连续两年走高，但是其间官商勾结、庄家作弊的丑闻不绝于耳。如果说，中国的股市中充满了泡沫，那么，在股市泡沫中得益的是从事权钱交易的官僚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是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股市大炒家。许多中小股民却一直处在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完善政策法规，保证股市公正、透明的原则，保护股民们的正当利益，以保证中国股市长期健康的发展。但是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却绝然相反，一方面对过热的股市继续推波助澜，通过官方媒体进一步不负责任地哄抬股市；另一方面又亲自下场，通过国有股减持来搜刮钱财，与民争利。在政府公布方案后，股市跌幅高达百分之三十。这是股民对对政府与民争利行为作出的理所当然的本能反应。
其次，中国政府并非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相反，它是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者。对国有股减持方案的争论的一个核心焦点在于如何定价。政府坚持按照市场价格定价来减持国有股。表面上看，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其实不然，且不说方案公布前的价格是否合理。问题在于，政府真的是准备遵照市场价格来减持国有股吗？从事后的结果看，完全不是。政府希望的是，按照方案公布前市场的高价出售手中的股份，它并不想接受大幅度下降以后的市场价格。很明显，这是一种强打恶要的交易：如果市场行情对我有利，我就尊重市场；否则，让市场玩儿蛋去！与其说这是市场经济，不如说这是在玩弄市场。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政客都有类似的与民争利和机会主义的倾向。所不同的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因此纵使他们想这么做，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法律的后果，一意孤行的政客们会很快地身败名裂。在中国则不同，政府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民争利，并由此造成整个社会数万亿元的损失，居然可以安然无恙。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还要为政府”果敢”的纠错行为三呼万
岁。这不能说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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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作者王力雄谈中国前途
甫获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写作自由奖”的大陆作家王力雄说，如果中国当局者能够赶紧从事“有步骤，有耐心”的变化，将境内各族的人心维系住，大中国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
王力雄接受中央社访问时强调，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形式上”把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维系在中国领土里面，而是要能够“把人的心收回来”。
包括台湾在内，如果中国边陲地区的人民“真正的觉得跟中国在一起是安全的，并得到尊重，且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话，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说。
王力雄认为，若能让台湾人真正感觉到“中国人民将他们视为亲兄弟或跟一家人一样”的话，中国还是能从经济之外的“好处”收服人心。
曾以“黄祸”巨著预言生态崩溃、社会危机交相煎迫，把未来的中国引向毁灭的王力雄，并不认为人民有能力掌握全局，解决问题的责任在“政治家和政治制度”。
王力雄认为，如果中国内部发生“很大的变化”或“失序”，它的强大和对边疆的镇压，恶果就会显示出来–边疆各族届时不是来共赴危难，而会“另竖旗帜，离心离德”。
因此，他认为中国前途大局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自觉”，抓紧机会，开始进行收回人心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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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江泽民“摧烂”香港
作者：凌锋
七月一日晚上的香港维多利亚港口烟花，在预期组成2002的字样时，竟然形成如同SOS的字样。上图为预期烟花模样，下图为实际图案。
江泽民的表演欲使香港人也开了眼界，那是在六月三十日的晚宴上，本来是请了歌唱家来献唱，但是可能请来的不是江泽民的意中人，所以他老人家干脆赤膊上阵上台演唱他的情歌保留节目《我的太阳》。已经对中共政治文化融会贯通的在座人士自然报以热烈掌声，使江更加亢奋。
但是第二天江的情绪急转直下，在董家店新张的就职典礼上，江泽民不但讲错话，对钢琴王子李云迪的演奏和其他演出居然态度冷淡，而且心不在焉。可见江爱好音乐是假，为了政治和其他目的是真。将来特区政府要请人演出给江泽民看，不如请教一下江泽民在澳门演唱过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而江在就职大会上的演说，把“香港永远是祖国的一颗璀灿明珠”中的“璀灿”读成“摧烂”，奇怪的是香港媒体没有提及，是没有发现，还是为尊者讳？虽然是念错，却是反映了实际情况。其实江泽民用“一颗”就表明香港失去了唯我独尊的“明珠”地位，是国内所有大城市的其中一个而已。在这种心态下，当然香港很容易就被“摧烂”了。江泽民把董建华这样的草包捧到台上，五年不够，而是十年，不烂才怪。
七月一日晚上的烟花，也不知是“璀灿”还是“摧烂”，在企图组成2002的字样时，竟然形成如同SOS的字样。众所周知，这两年来法轮功发起了SOS拯救大陆被迫害学员的活动，莫非像插播中共的电视台一样，连放烟花也被插放了？看来得“清理阶级队伍”好好查一查。不过在香港被江泽民“摧烂”以后，的确要向全世界发出SOS的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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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明珠的变异与蜕色
作者：道白
香港曾是“东方的明珠”。有位朋友告诉我，五年前收回这颗明珠时，中国领导人把它称作为“南海的明珠”。南海是中国的内海，顾名思义，香港从此变为了中国的明珠。香港已不再属于东方，它只依附于江政府。
五年后再看，此话的含义证实了： 一颗明珠坠落了。明珠归了江政府，身价不再。恒生指数由交接前的17000点，跌成10000点。房地产下降约一半。失业率创造7.4％历史新高点。三分之一的家庭陷入贫困状态。公务员士气异常低落。《财富》杂志1995年就作出“香港已死”的预测，竟然应验了。
明珠的坠落在于它的变异。江政府有什么魔力，居然能在短短五年里毁了一颗明珠？江政府的秘密是公开的：这就是用独裁去变异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江政府不在乎把香港经济搞的多么坏，失业幅度有多大，港人生活怎样糟，江政府只在乎香港听不听话。董建华谈了他执政的体会：“以前从商最要紧的就是看业绩，到底你怎么样，你领导的公司领导得怎么样。现在实在是不同。”什么不同？香港人人心里清楚。
五年来香港的变异由钱其琛作了小结。据6月26日《南华早报》报道，钱其琛认为香港的政治民主发展不应与中国的步伐相距太远。按钱的意思，香港应该越像江的独裁体制越好，应尽快实现“一国一制”，应尽快抛弃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这使人想起了建国初期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民主和自由。《共同纲领》里甚至用法律定下了普选制和新闻自由。不到五年，毛泽东就否定了自己的立法。《共同纲领》成了一纸废文。《基本法》中白纸黑字说明特首和立法会最终都会透过民主程序提名后由普选产生。但钱其琛赞扬现在立法会中功能组别的小圈子选举，否定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因为根据基本法所规定的立法会选举办法，一人一票所选出的议员只是六十位中的二十四位，是少数，其他三十六个小圈子选举出来的人选基本上是北京所可以控制的，因此北京能确保在立法会中握有多数。这样，钱否定《基本法》，
离毛在建国初期否定《共同纲领》还相差多远呢？
钱其琛还督导香港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颠覆罪立法。钱说，如果香港的法轮功继续和海外组织保持联系，在“反颠覆法”制定以后就应该取缔。与此同时，钱又说香港民众没有任何理由惊慌因为该法案是针对反政府破坏统一人士的。钱其琛是故意装傻。香港市民关心制定“反颠覆法”的问题，原因就是江政府把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异议人士言行都指控为“颠覆罪”。法轮功的存在显然是香港信仰自由的试金石。如果是因为和海外组织有联系就是颠覆，那么江政府为什么还要与天主教梵第冈接触？为什么不关闭和取缔所有外国驻华使领馆？
香港的变异还可以从刚公布的高官问责制、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草案》、近年来政府不断运用《公安条例》打压游行集会人士、反诬法轮功“阻街”、五花大绑塞入布袋遣返外来旅游者等事件中看出来。 在香港政府独裁倾向加剧的同时，香港市民没有参与的权利，没有公开谘问的空间。昔日自由世界在东方的一颗耀眼明珠在北京的泥沼中变得黯淡无色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江政府的许诺和立法可靠吗？五年后的清b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无怪乎，绝多数香港人至今不承认江政府统治的国家。据去年底的民调，只有2.2%的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如果说“一国两制”意在为台湾树一个样板的话，台湾已经接了“领子”。副总统吕秀莲说，香港的倒退“对台湾2300万民众是重大警惕”。
香港的悲剧在于，明珠的失落不是它的自坠，也不是上海把它比下去了，是江政府把它拿下去的。因此，当那“东方的明珠”被叫作“南海的明珠”时，香港已象那个阿根廷的“中锋在黎明前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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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入世承诺 美对中共多怨言
据“华盛顿时报” 七月五日报导，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大陆未能履行去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所做的承诺，使美商遭遇严重问题。
据中国时报编译指出，许多美国公司说，它们目前外销中国大陆遭遇到比中共加入ＷＴＯ前有更多的困难。特别是中共复杂的规定，阻止了美国公司运送猪肉、牛肉、家禽和谷物到十二亿人口的市场，而且重税也阻碍了电脑晶片制造商。
美国晶片制造商正要求中共取消对大陆晶片制造商有利的一种附加价值税。中共对进口的晶片课以百分之十七税，但是对在大陆设计与制造的晶片只课百分之三的税。
工业界人士表示，他们对中共并未遵守与美国谈判的详细协议的规定感到失望，但是他们还不准备与中共摊牌。中共加入ＷＴＯ需要对经济进行痛苦的变革，美国公司希望看到当前的变革趋势能够继续下去。
目前布什政府一直避免在贸易协定上采取与中共对抗的作法。四月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访问北京时在一项演说中表示，他会试图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贸易争端。
至目前为止，美国还未使用ＷＴＯ仲裁程序解决与中共的争端。但中共已采取此一策略向布什总统三月对钢铁进口课征百分之三十关税的决定提出挑战。
六月二十日，美国一批猪肉、牛肉、家禽和乳制品厂商致函佐立克，抱怨中共并未实现加入ＷＴＯ所作的承诺。
美国猪肉厂商理事会主管贸易的副会长吉达诺表示，中共任意运用贸易规则迫使该会致函左里克。他指出，中共目前只对如猪肠等大陆厂商不出售的美国产品发给进口执照。
上周，美国两位重量级参议员致函中共驻美大使杨洁篪，批评中共有关进口基因改造谷物的新规定。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葛瑞斯里和蒙大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包克斯表示，美国农民将无法在十二月这项规定生效之前，完成繁杂的测试程序。
今年稍早，中共的规定也打击了美国黄豆和其他大宗物资商家。中共官员应当在元旦以前决定这些美国商家的进口配额，可是却拖延了四个月才决定，有效的在今年上半年防堵了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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