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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5日讯】大庆和辽阳工人开始大规模抗争。农民的抗争也必将呈规模化。这是数年来的党民对抗、官民对抗、以及官僚、官商既得利益集团与日益丧失基本利益的工农大众之间的对抗。
产生这种对抗的经济路径在于﹕90年代所谓“深化改革”以来对官僚官商寻租集团宽容、让步、让他们独享经济资源,并让工农一般民众独自承受“改革代价”。
这种对抗产生的政治路径是﹕拒斥政治体制改革,一党专制,吏治腐败,官僚机构恶性膨胀。广大人民群众和其它政治集团无法对执政党的权力进行监督,导致制度性的全面腐败。这种腐败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权力商品化的市场一路绿灯,假改革之名﹕贪渎横行、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垄断利益、赢者通吃。因此,政府只能一边让工人下岗,一边课农民以重税。在瞒和骗的“皇帝新衣”下实际上是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改革大败局。
中国目前的现实如此严酷,唯一的办法是﹕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在大规模暴力事件发生前,以反贪为突破口,截富济贫,迅速缩小贫富差距,缓解暴富者和穷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缓解既包括制度创新(宪政民主化),也包括心理预期和应急措施(平衡心理和解决焦点问题)给工农大众带来的实惠。
如果继续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招牌,放任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与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任意奴役人民,继续剥夺工人、农民利用示威、罢工、请愿等和平方式维护和争取他们的生存权,那么肯定会祸乱中国。
在制度创新前可采取如下四个应急措施。
一、对话
与和平抗争的劳苦大众和其他民众采取多种形式和不同范围的对话,诸如﹕辩论会、听证会、代表会,以民、心民意为轴心解决问题。
在重大事件对话期间,秩序由当地警察和起事方出人共同维持,杜绝军队和武警介入,防止矛盾激化。
二、反贪
当前民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各级官吏以权谋私、因权致富。在制度变迁之前反贪必须有广泛性、普适性措施。比如﹕
(一)官员收入月公布制与财产年审查制。凡查与实际收入和财产不符的,报有关部门审查。(二)不明收入和财产悬挂和罚没制。对不易查明和界定的不明收入和财产实行悬挂,一定期限后罚没。(三)建立反贪特别账户,制定反贪特别法规。同为贪污,主观恶性和祸民程度不同,由此可以建立反贪特别账户,允许不记名方式化解部分赃款。贪污犯罪是中国最大的犯罪,当下必须全面广泛深入开展一次全民肃贪活动,有必要制定反贪特别法规,成立反贪特别法庭。(四)重刑处罚与宽大处理相结合的方法。规定处以死刑的数额,凡达此数且已挥霍、转移、隐匿者即应处死。反之全额退赔、寄出或捐赠者从宽处理。
三、均富
(一)立即在一年内开征遗产说、财产说。此举刻不容缓,现在就应广泛宣传、先声夺人。(二)停止公务员长工资,同时停止巨额年薪制和年底双薪制。(三)在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前,利用均富所得最大限度用于弱势阶层医疗、教育。高等教育按家庭实际收入实行梯阶收费。(四)大幅度精简机关干部,尤其是农村乡镇以及各部级干部。官灾是中国最大的痼疾,此疾不除,国无宁日。取消离职干部待遇,在官为官,去官为民,天经地义。(五)打破“唯土地承包”论,允许农民自由承包或自由转让、买卖土地,将农民从土地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让农民与市民具有同等的国民地位。(六)城市工人已有相当部分沦为无钱无权阶级,对工人在建国后和改革前后所创造的人均价值必须进行合理量化,提供产权实券、产权债券、股权、工龄买断等多种自由选择途径。(七)中国目前资本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必须厘清名分,区别对待﹕对在公权交易中双方所获取的官僚、官商资本予以没收;对高干子弟倒卖批文、疏通关系、以上压下、以权参股、以及其它无本“空降”形式介入市场所获取的资本予以没收;对在国营企业转制过程中以各种手段转移、分解、隐匿、或以其它形式侵吞的公有财产一律收归国有;对官商勾结的灰色经济、制假贩假的黑色经济、以色情服务为主体的黄色经济和以走私贩毒为主题的蓝色、白色经济所获取的资本和不良资产进行稽查,以冻结、罚没、解构、转移、赎买、拍卖和留置等方式进行消化。
四、监督
上述措施需要官方和民间多层次的有效监督,也需要最大限度地开放媒体。这场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已无法避免。反贪均富不仅为最佳切入点,也可能是成本最低、收效最大的和平演进方式。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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