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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7日讯】近年来农民自杀现象非常严重，一般来说农民自杀大多数是因为”贫困、负担重、官员贪酷”等，也有的是因为儿女不孝、家庭冲突等。对于农村触目惊心的自杀现象，笔者近时采访了陕西汉中勉县黄沙镇春光村一组。该村是自然村，村民不到一百户，人口不到一千人。该县属于民间盛传的”国穷民富”类型，没有多少国有产业。本地民营企业几乎村村都有，农民外出打工不多，大部分在本地私营企业干活挣钱。
小小山村6人自杀
胡素音，女，死年63岁，在农村这算低龄老人。儿女成人后分家另过。她多年前因为眼疾未获医治，渐渐双眼失明，身边无人照料。1996去世。胡氏死的前一天有人看见她在田野里爬，询问说是摔了一跤，站不起来了。给她家人报信，子女均无人来管，不久她就无声无息地死了。没有人追究原因，村人也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无人过问。胡氏年轻时能干，对待子女粗暴，子女后来不管她的生活，也有心存怨恨的感情纠葛。
另外一位老人胡氏，年轻时候得病眼瞎，儿女为农民。夏忙时节因胡氏未将饭及时煮好，儿子将井里打来的冷水泼到母亲床上，因为惊吓、饿病、暑热，胡氏不久死去。用冷水泼死瞎母亲的这个儿子多年来在村里被人戳脊梁骨，后来贫病交加死去。
张自华，1997年自杀，死年62岁。家有五个儿子，老两口和儿子们都是好劳力，大儿子为转正教师，二儿子为木工，亦在外地打工。三儿子为另一村的村民组长，四儿子、五儿子在私营企业打工，均已娶妻生子，分家另过。张老汉多年前得了慢性糖尿病，大儿子不怎么管。二儿子花了二千多元钱买了仪器治疗，希望弟兄分担开支，没人支持，就把仪器拿走。张老得病时50多岁，劳动还可以，不觉得什么，60岁后吃药看病全凭卖粮食，土地总共不到三亩，儿子们又自私，心底凄凉。62岁时喝老鼠药自杀。喝药前曾经找到几个老弟兄谈闲，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心事。张自华自杀后其妻瞿素琴照顾孙子孙女过活，村民们称为”儿女们在老妈面前赎罪”。
张安有，1999年自杀，死年84岁，年轻时候是壮劳力，去世时还相当强壮，饭量很好。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子以前是工人，企业倒闭后赋闲在家。二儿子因为年轻时老两口对大儿子偏心，所以怄气光吃饭不干活，二十多年一直如此，等于是个废人。大女儿嫁在本村，还算孝顺。二女儿、三女儿均因为婚姻纠纷住在娘家。最小的两个女儿也已经结婚。张妻比张老汉年轻得多，自称神婆子，在家装神弄鬼。张老汉70多岁上因为干活不如以前，而饭量很大，在家渐渐受妻子儿女的气，家人对待更是苛刻。曾经多次在张老汉吃饭未饱时其家人即收藏食品，不让他多吃，张老汉以后就经常挨饿，家里经常为此吵架。张老汉自杀并不是悄悄地。开始他买了老鼠药放在家里扬言要自杀，后来又买了烧纸交待后事。自杀那天是早上九点多喝了药，人一直口吐白沫，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交待后事说：”我买了100张烧纸，20张我断气上路了烧，20张出殡时候烧，20张在山上烧，20张在头七烧，20张在尽七烧。”家人未将其送往医院，张老汉下午两点多断气。出殡时族人责其子女多跪了两个小时。
张秀英，女，63岁。2001年夏天死于脑溢血。当时病人反复呕吐、昏厥五次。从早上开始第一次昏厥后，家人就在旁边守候，但是未送往医院。病人呕吐后苏醒，如此反复五次，晚上十点多昏厥后再未醒来。张秀英一直身体不错，人缘好，对子女老人极其厚到，跟丈夫张奇贵也很恩爱，当时张奇贵也在身边，但是始终没有人提起送张秀英去医院，当族人后来责问”何不送往医院”时，张奇贵痛哭流涕说：”开始以为她吐一吐就好了，谁知后来这样呢！”
戚素琴，2002年自杀，死年50岁，其丈夫田茂德。夫妻两口未生育，戚素琴农活上多年来一直不怎么下力，比较肥胖。田茂德作些小本生意。养子小林，在广州打工，已经结婚生子，比较孝顺，田家现在的房子是村里最漂亮的，里外全部用瓷砖贴面。前几天戚素琴听说自己肝脏肥大，愁得要死，生怕拖累了丈夫儿子，即买来老鼠药准备自杀。其他人听说后不以为然，喝药后也没有人采取救护措施，基本上是眼睁睁看着人死了。
他们为什么要自杀？
这些案例中自杀的不仅有穷人，也有过得去的”富人”；有难以治愈的不治之症，也有不要命、花不了多少钱或者不怎么花钱的小毛病。在农村，自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替他人着想”的”美德”，虽然令人惋惜，但是其家人不受什么指责。也有因为生活境况恶劣不愿意活着的中老年人。在戚素琴死前，邻村一位60岁的老婆婆，因为跟儿女分开另过无人照管，失足坠落粪池溺死，虽然子女操办后事十分尽力，仍然招致议论。
农村这种问题，不仅仅是贫困、缺钱所造成。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也许更多停留于对于民工的关注，对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关注，对于始终生活在农村的土着居民的生存状态，却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关怀。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时代而变化，甚至有退步的趋势，例如”子女不养老”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老人面对虽不虐待却不肯养活自己的子女竟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在过去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戚素琴自杀的动因不是因为贫穷，而是怕会拖累家庭变回”贫穷”。农村普遍的贫困生活状态以及形成于这种贫困之上的怕穷的意识压倒一切，使得当事人有一种”一钱当关，压倒好汉”的下意识恐慌。同理，其他村民、邻居对这些问题只能同情或者在感情上谴责，却不能发生有效救护或者阻碍的实际作用。
而最重要的，就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新文化、新生活、新思维对于农村的输出基本停滞，由于大量青年农民向城市移民，农村文化生活水准下移。乡村学校本该成为新文化、新生活、新思维的宣传阵地，却显然缺乏向农民义务宣传的热情。而本该对此发挥管理作用的、职能和地位更重要的乡村级政府，在传统体制下却只为上面服务。加之在目前基层财政紧缩的困境下，仅能维持的职能是”保就业岗位”，对于农民基本的生活状态更加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基本上失去了应有的”政府”效应。在农村的农民不能获得对于生活的科学知识、健康生活常识，不能确认良好生活方式，也不能获得对于疾病、不健康心理、极端偏激、无端恐惧的有效预防和应激措施，如果担懮变成现实，或者境况稍微恶化，就会走极端，相应地家庭生活方式也极端粗暴。
老年农民瞎眼非常普遍，都有生活营养不均衡、眼疾未获及时救治的原因。上例中，两名老人年纪轻轻就眼瞎了。从生活问题处理方式来说，胡氏年轻时和子女关系就恶劣，后来虽然眼瞎应该获得帮助、照料，也没有人管，子女的理由就是”既然母亲不像母亲，儿女就不必像儿女”。两个胡氏的儿女作为均令人发指，竟然如此残酷无情而不自觉。戚素琴自杀前，假设有人把肝脏肥大的病理给她讲清楚，或者用”子女的孝敬、今天的好日子、将来丈夫的孤单”开解一番，恐怕也不会单纯地为了”不拖累子女家人”而决意自杀。
另外，由于农村族户势力下降，如果未出现极端虐待或者打骂老人，子女不照管父母生活的事情在农村极为普遍，不会招致非议、阻挠。张安有老人自杀在村中反响极大。一个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需要用这样众目睽睽下的自杀来结束自己尚健康的生命，这是一个太悲惨的事实，这对死者是羞辱，对生者也是羞辱。且不说政府不负担农村养老问题的是非。族人义愤填膺，邻居们也感慨连连，但是事发当时却无人做主是否需要救护，张老生前面临的羞辱、挨饿也没有人出面协调解决。
当然这也是农村贫困的一个方面。因为贫困，青壮年不愿管、不肯多负担老人的事情，老人们自己也需要子女照管，也不会招惹自己无力负担的闲事。从很多趋势上分析，中、老年农民非正常死亡以普遍性的状态在悄悄蔓延。中、老年农民养老问题将会是今天中国农村社会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新世纪4/2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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