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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7日讯】天下之大，却无处有明君圣王出现的征兆。孔子看到鲁国的当政者对自己所坚持的政见已丝毫不感兴趣，自己在国政方面已不可能发生怎样的作用，在失望之余，息下心来，将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精力全部用在了教育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孔子终于成了一位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单纯得多的教育家和学者。在随后的几千年中，失意的政治家其实也大多走了这条道路。
孔子从30岁左右时开始传教授徒的事业，在此后约略40年的不辍探索中，已形成了正规的体系。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他坚持书本知识和实际才能兼备、文武科目并重，他始终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在教育事业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貌5c有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据《论语》记载，孔子弟子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
颜回出身鲁国平民，他淡于名利，安于清贫的生活。孔子称赞说：“颜回多么有修养呀。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穷苦的懮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孔子认为所有弟子中以颜回最为好学。他曾用仁来衡量他的弟子们，据他的观察，颜回做到了在很长时间内“不违仁”，而其余的弟子只是有时想到一下仁罢了。孔子屡屡赞许颜回的德行，在他的心目中，颜回的言行完全符合于他所要求的道德规范。
子路原是一个粗鄙鲁莽的人，成为孔门弟子后还常常同老师顶撞。由于他勇开出众，有他在身边，别人就再不敢公然侮辱孔子了。孔子也高兴地说，自从有了子路这个弟子，“恶言不闻于耳”。孔子肯定子路勇敢果断、信守诺言、不贪不妒等长处，引导他要勇而有义。在孔子教育下，子路长进很大。还在孔子周游列国时，路过楚国，楚人曾认为子路具有将帅之才。子路当卫国蒲邑（今河南长垣）的大夫时，颇有政绩，孔子路过蒲地，了解到这一情况，曾再三称善。
子贡为人机敏通达，辩才非凡。他经商时判断商情准确，因此常常获利。孔子针对子贡多言好辩的缺点，教诲他说：君子应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也就是说先把要说的事付之实行，然后再说出来。子贡才具出众，被孔子比之于瑚琏（一种用于祭祀的贵重器皿）。在春秋末期，子贡的最出色的外交人材之一。
在文学也就是古代文献方面，子夏最为著名。孔子殁后，子夏居住在魏国的西河，教授从孔子那里学到的东西。他比孔子年轻44岁，他在西河教授时，已经进入战国时期，战国初期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曾拜子夏为师。
孔门弟子的事迹最早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许多弟子的事迹。
孔子晚年所做的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其中，他根据鲁国史记《春秋》修成的《春秋经》，也就是现存的《春秋》一书，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孔子还在年轻时，对历史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在历史研究中，注重言必有征，实事求是，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同时，他又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比如，他认为维系社会的“礼”的变易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的心目中，周礼正是夏、商两代文化的自然继承。
《春秋》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来记事的，“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之间共242年的史事。书中所记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活动，如诸侯国间的访聘、会盟、征伐、城筑等；同时也记录了水、旱、地震、冰雹、日食、星变等。此书在文字上的一个特点是记事过于简洁，全部242年的历史仅用了17000余字，在叙述史事时又省略了史实过程，仅记结果或结论，比如，在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的一条只记有一个字：“螟”。
孔子在《春秋》中评断史事时，是通过谨慎的用字来表现自己的立场的。凡“属辞比事”皆有精到的考虑。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征”等区别；同是记杀人，也有“杀”、“弑”、“歼”等不同的表述方式。更为突出的是，《春秋》由周礼出发，为尊者讳之处很多。后人把这种“寓褒贬，别善恶”的写法看成是《春秋》所特有的笔法，其实这也正是当时史官们约定俗成的惯例。曹刿曾说的“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就是这个意思，这种书法原则为当时史者们所共同遵循。(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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