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4月16日讯】不久前，穆迪和标准普尔都下调中国主权评级至负面。中国政府官员和学界人士出面反驳，认定外国人不懂中国事，而且往往强调中国政府还有强大的“政策工具”，因此中国的经济“不会出问题”。
这个威力强大的“政策工具”到底是什么？我问过好几位财经界的人士，他们列举了一些，但似乎都并未说到关键所在。
一般来说，政府会透过财政政策及行政政策，也可动用减税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另外也可在金融货币政策方面做调整，增加货币供应。或者，更有中国特色一点的，是强化控制资金流向，强化控制资本外流，实行更为严厉的外汇和资金流动管制等，都可以产生不小的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海南发展银行经营不善倒闭，存户大为紧张，蜂拥聚集在银行门前。很快，警察和武警前来，赶走了存户和债权人。有几位组织存户追讨的人被抓起来，罪名是“寻衅滋事”（这罪名现在越来越熟悉了），债权人向法院声请轻判，但法院拒绝立案。当局还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有人以电子邮件（那时还没有社交网络）传递消息，被警方登门警告。结果一间银行倒闭所引发的“金融风险”，被活生生压缩在一个很小范围内。
后来，海南工商银行接管该行，存款在50万以下的存户百分百归还，50万以上的存户，按比例归还，这当然是九个月之后的事情了。由于95%以上的存户存款在50万以下，因此那些计划“闹事”的人很快被分化瓦解，未能取回所有存款的大户只能自叹倒楣。
这是一次标准的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使用。其它国家包括香港，政府的“工具库”中绝无此工具，因此穆迪和标普们无法理解。但其中的问题积累下来，对中国经济却会构成严重影响。中国“赢者通吃”文化因此大行其道，并逐渐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中的特殊风气。
从某个角度上说，所谓经济现代化过程就是经济活动货币化过程。以前中国人自耕自食、自产自消的经济活动，由于不纳入税务网络，不参加社会经济循环，所以不形成“有效GDP”。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所谓“高速增长”，实际上很大比例是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即原来不以货币衡量的经济活动，变成了市场化且以货币衡量的经济活动。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房屋市场。九十年代中以前，中国没有房屋市场。城市居民的住房，由所谓“单位”分配，缴纳少量租金。如笔者以前住过的广州市，900呎住房的租金不到十元人民币，等于全年给中国GDP贡献108元。房改之后，住房市场化，用市场价格衡量。如今在广州，同样的楼房市场价值300万，月租金6千元。以租务市场计算，同样的经济活动，形成的GDP比20年前高出了600倍。
与此类似的还有退休、社保、医疗、教育等等的产业，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左右。
这其实就是李克强所说的所谓“改革红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了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改革六十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政府逐渐退出市场，不再强行扭曲价格。另外，就是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方式，使农村土地成为中国农民的真正“资产”，进入市场货币化，再来一次“高速发展”。
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不利的情况下肆意使用他们的“政策工具”，包括拆迁和抢夺农民土地，导致近期地方因征地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加和激化。
当局的政策工具，正在吃掉改革红利。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