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当火灾警报器响起的时候，大家不会主动行动。九一一攻击事件里，许多人原本可以逃出来，但他们却选择留下……
当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北塔的同时，梅丽莎正在南塔的第九十八层楼跟两位同事说话。她听到一阵轰然巨响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大震动。一波热浪向她的脸猛袭而来，仿佛她才刚刚打开烤箱一样。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氛席卷整间办公室。梅丽莎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停下来关电脑，她甚至没有拿起她的皮包，直接走向最近的紧急出口，离开了大楼。
跟梅丽莎说话的那两位同事，并没有立即离开。“我记得自己离开的时候，她没有跟上来。”梅丽莎后来接受访问时这么说，“我看见她在讲电话。另一个同事也一样。她那时站在我的斜前方讲电话，并不想离开办公室。”
事实上，很多在梅丽莎办公室的人都选择忽视火灾警报，也对离他们不过一百三十一英尺之外的北塔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进会议室开会。梅丽莎的朋友塔米莎走下几层楼梯之后又折回来。“塔米莎说：‘我必须回去拿我宝贝的照片。’而她再也没有机会走出来。”那两位留在原地讲电话的同事和跑去开会的人同样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在梅丽莎办公室里工作的人，就如同在世贸中心其他办公室里的人一样，他们并没有急匆匆或是惊慌地离开。“我感觉那画面非常怪异，”梅丽莎说，“我问我的朋友：‘为什么大家都还留着？’”
事实上，梅丽莎同样无法理解另一件事情：规则。研究显示，当火灾警报器响起的时候，大家不会主动行动。他们会相互交谈，试着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会留在原地。
参加过防灾演习的人一定很熟悉这场面：与其离开一栋大楼，我们会留在原地等待。我们等着收到更多线索：烟雾的味道或听取我们信任的人的劝告。但也有证据证明，即使我们掌握了更多线索，很多人仍然不会采取行动。一九八五年，约克郡布拉德福德镇的足球场里，观众看台窜出了熊熊火光，最后造成五十六个人死在火场中。根据事后利用电视连续镜头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火灾发生当下，很多球迷并没有立即行动，只是待在那里观看火灾和比赛同时进行，而不是立刻起身走向出口。研究结果一再显示，即使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也会听从旧有的习惯。我们不相信紧急出口。我们几乎总是试着要从当初进来的地方离开。在肯塔基市发生的比佛利晚餐俱乐部火灾案例中，法庭在后来的火场模拟重建当中证实，许多受害者在离开火场之前还打算先付账；那些排队等着出去的人也一样葬生火窟。
当了二十五年的心理分析师，我对这数字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人总是抗拒改变。即使是好的改变，要我们自己做个小改变，听起来要比忽视危险状况更让人害怕。我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看这世界的态度或角度。当我们离开旧习惯之前，总要知道在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如果我们无法确实知道，所谓的“出口”到底会把我们带往何处，我们就不会走进去。即使是遇到紧急状况，不管是病人或心理分析师都一样，没有例外。
自从我听到梅丽莎的故事之后，我不断地想着她。我想像自己是她，待在那间办公室里。我看见她的电脑萤幕与大片窗户。我闻到早晨的空气中混合著香水味和咖啡味，接着，是第一次的撞击。我看见她走向紧急逃生口，离开大楼。我看见她的同事仍兀自逗留。塔米莎离开了，几分钟后却又跑回来拿她小孩的相片。我看见自己站在南塔里，我很好奇自己会怎么做。
我希望自己会跟着梅丽莎一起离开，但是我并无法确定。我或许会想着“最糟糕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或是担心万一就这样离开，隔天回来上班时才知道其他的人都留下来继续工作。也或许，会有个人跟我说：“嘿，别离开啊。飞机已经撞上了北塔，南塔现在一定是纽约最安全的地方。”我也就因此留了下来。
当改变就在眼前，我们会犹疑，因为改变是一种损失。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些损失──对塔米莎来说，她的损失就是她孩子的相片──我们就可能会损失一切。
再来看看三十四岁的马克。他刚被检查出睾丸有个肿块，但他想要从希腊度假回来后再跟医师预约看诊。尽管他太太已经先帮他跟医师约了时间，他还是决定不去医院，反而做些琐事、买防晒乳液，以及在GAP买了几件T恤给小孩。“我很确定会没事的，”他这么说，“我们回来之后，我就去看医师。”或者，我们再来看看茱丽叶的状况。三十六岁的茱丽叶已经订婚七年了。她的未婚夫总是不断地发生外遇或召妓，此外，他在客户和同事间的风评极差。“我不能离开他，”她这么说，“不然要我去哪里呢？我又能做什么呢？”
针对马克和茱丽叶两个人的情形，他们的警报器已经发出铃响了。两人都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忧心，也都想改变。如果他们想维持现状，又何必把这些事说给心理分析师听呢？但他们却只是站在那里，等待着──到底在等什么呢？@
摘自 《说不出的故事，最想被听见》 圆神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