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法国发生民变，巴黎的学生、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当时任总统的戴高乐下台。戴高乐黔驴技穷，来到德国的巴登。法军驻德司令部设在这里。戴高乐要求驻德法军司令带兵回到巴黎平息民变。但戴高乐的两次要求都遭到那位驻德法军司令的拒绝，还劝说戴高乐放弃这个命令。后来戴高乐非常感谢那位司令，称颂那位司令勇敢地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他还写信给那位司令的妻子，说这是上帝在他无能为力时让他来到巴登，又是上帝让他碰到那位司令。不然，他就可能是历史的罪人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勇敢而言，绝对执行命令的勇敢多而敢于抗拒执行荒唐的命令的勇敢少。这是因为权力者一般都竭力提倡、培养、制造绝对的听命执行这种勇敢，而对敢于抗拒自己荒唐命令的勇敢深恶痛绝。以至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是荒谬的东西，是反道义的东西，是违法违纪的东西，因为是权力者指使，因为有权力者撑腰，有的人也敢“勇敢”地去执行，“勇敢”地去做。
勇敢是一个褒义词，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好品德。连人们教育孩子都常说要做勇敢的好孩子。但勇敢确实又还有一个是与非的前提。不分是非的、没有理性的绝对执行命令的勇敢是一种可怕的勇敢，也是一种愚蠢的勇敢，更是一种专制者欣赏和欢迎的勇敢，充其量不过是没有头脑的匹夫之勇。而坚持真理、敢于同谬误、同荒唐、同发疯对抗的勇敢、理性的勇敢才是最值得称道的勇敢。
──转载自明慧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