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洋开发之始，海洋谁属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这个问题限制了对于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第一本关于海权的作品，在一六○九年被荷兰人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或Huig de Groot，1583-1645）提了出来。
这位早熟的天才十一岁进入莱登（Leyde）大学，十五岁在奥尔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在《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 ） 一书中，他假设各国都不能声称海洋归属自身，大海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航行及贸易地点。
格劳秀斯如此为当时荷兰海上霸权垄断的意识形态提供辩白。当时，英国人曾经尝试透过约翰•雪尔敦（John Selden）的《海洋闭锁论》（Mare Clausum）一书，强加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概念，也就是将海洋保留给最强势的国家。
不过好几个急于建构殖民帝国的国家之利益，终究战胜了这个封闭海洋的体制。路易十四在 一六八一年签订的皇家命令，表明了这个自由及海上行动的大原则，并将此原则应用在渔业上：“让我们宣布，我们允许所有臣民进行自由及共同捕鱼，不管是在海上，或在沙岸上。”
直到今日，自由的原则在公海上仍然占优势，包括航海、捕鱼、科学研究、飞越、架设海底电缆及管线，甚至是建盖人工岛。
这项原则让欧洲可以进行全球性的征服。不过它也同时决定了海洋资源的命运，只要海洋资源既是有限又是可自由取用的话，它就会遭遇或多或少长期的摧毁。
至少这是美国生态学家盖瑞特•哈定（Garrett Hardin）的理论，一九六八年他在《科学》期刊发表一篇著名文章，标题为“公共财产的悲剧”，他在文章中提出上述理论。
他认为个人利益与公共财产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冲突，势必导致海洋资源的毁灭。事实上，个人的理性会促使他尽可能开发公共资源，而让社群负担整治的成本与维修。所有资源的使用者都这么做，终究导致资源毁灭。
哈定举了一个畜牧者村庄为例，每个畜牧者都可让其牲畜到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草地吃草。由于草地可自由使用，而且不受限制，每个畜牧者从他的牲口中获取收益，因此每一名畜牧者的利益便是尽可能经常将牲口赶到草原吃草，而且愈久愈好。
无可避免的，草原会变成一片烂泥，或是一块大草垫。开发渔业资源便是如此，每一位与他人竞争的渔夫总是尽可能捕抓最多数的鱼，否则便会被别人抓走。竞争开始于殖民战争，就像发生在鲱鱼或鳕鱼身上的情形，最后则是导致资源整体恶化，甚至是毁灭。
公共财产的悲剧描绘了个体举止，身为理性的个体，我们关心的首先是个人得失。这也是一项关于社会的理论，它显示渔场的控制也应该制服个人动力，不管是透过强迫，或是自愿同意。
为了避免资源受到摧毁，公共资源应该私有化， 或是整治工作应该由国家负责，抑或由其他具有惩处力量的权力机关负责。当世界变得有限、船队增加而资源开始耗竭时，各国不得不重新检讨海洋法的基础。
事实上，格劳秀斯的自由海洋概念隐含一项威胁。为了阻止公共财产悲剧的发生，我们必须将海洋空间及其内容物占为己有，不过同时也须改变渔民举止。
一九八○年代，过渔问题改变了规模，开始成为全球性问题。地球环境保护从此被视为首要之务，人们开始承认， 有时必须未雨绸缪，而不必一定要等到科学家有时间提供深入的专家鉴定。
便是为了回应这一类状况，所以众多国际协定制定并致力于预防原则。这使得人们在充满不确定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严重及无可挽回的可能损失之风险，即使这项风险未经证实。
这项预防原则在讨论渔业永续发展时被提出，一九九二年在里约的会议中被批准，一九九五年当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研拟负责任渔业行为准则时，又被再度提出。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行为准则以多种语言编辑，界定了渔民行为的国际性原则及规范，在尊重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条件下，确保负责任的渔捞行为，实际保证海洋资源的保存、管理与发展。它的目的其实是要给予渔场一份伦理守则。
不过大原则并不够，将资源占为己有的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这是个烫手山芋，因为将海岸地带占为己有这件事长久以来令人觊觎，不管是做为探勘、开发或是自然资源保育之用。
军事力量被视为是国家主权的定义标准，它决定了三海里（五点六公里）地带，所根据的原则是usque ad arma ruant，也就是根据当时海岸大炮的射程。不过从这一步到全盘混乱，又是另一回事。在地理轮廓线方面，我们都知道审慎是必要的。即使大炮的射程愈来愈远，问题仍然很棘手。
军事科技、远洋渔业、采矿以及石油钻探的进步，还有不断增加的环境风险，使得各国要求海上领土的情况愈来愈多， 经常是彼此竞争的情况，航海及捕鱼权的单方限制也同样增加。冲突恶化使得国际社会调整海洋自由的教义，来寻求共同体制，以解决国家间的紧张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已经愿意分享海洋。这个主题在有关海洋法的大型国际会议中被探讨。先前我们看到第一位提出这项想法的人是杜鲁门总统。一九五八年的日内瓦会议界定了领海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海岸国家主权延伸的沿海地带。
它的最大宽度为十二海里，可以让国内渔场在沿海地带作业。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找到它的法律基础，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在蒙特哥湾（Montego Bay）所签订的公约。
第五十七条款提到专属经济区不超过基线两百海里之外，领海宽度便是自此基线算起。按照此种划分方式，当我们将法国所有的海外领土考量进去时，其专属经济区的面积仅次于美国，超过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事实上，基于地缘战略的问题，海洋并不总是可以根据这个规则被分享。举例来说，在地中海很少有国家建立专属经济区，因为如果每个国家都设立的话，那么地中海的任何一处都会在某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
不过某些国家仍是设立了一些区域，在其中他们可以行使与专属经济区相关的部分权利（例如捕鱼权），或是承诺（尤其是环境保护）。法国便是如此，它在二○○四年设立一个生态保护区。不过在众多地中海地区，不管哪一支渔船队都可以在十二海里之外捕鱼。
我们原本当然会相信这样的资源分享可以解决许多问题。随着专属经济区的设立，以及资源的占用，各国对于他们的海洋资源必须完全负起管理及保存的责任。
纽芬兰鳕鱼管理的历史显示，将沿海地区占为己有的作法虽然解决某些与采矿或航行相关的问题，资源遭到过度开采的现象却没有被遏止，如同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准则与专属经济区都未能让鳕鱼逃过一劫。@(待续)
摘编自 《没有鱼的海洋：揭发超级掠食者的大屠杀真相》 山岳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