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度投资现象的控制
中国一定要赶快解决生产过剩这个问题。生产过剩会衍生各种问题，像是能源或资源的浪费、无秩序的出口压力、流通库存不良化等等。
就举汽车为例，二００五年的预估需求量是五七０万辆，却生产了八七０万辆，包括建设中的工厂生产部分也计算在内，生产量达一千万辆。
因为就业市场大、生产额大、附加价值税收入可观，就算地方政府以财政支援为筹码欲降低生产量，但汽车产业还是急速发展。
关于铝制产业，2003年的中国铝制生产能力是四００万吨，但后来因为大举建设与各种建设预定计划不断出炉的关系，现在的生产量已达七００万吨。但是内需只要五００万～五五０万吨就够了，一样也是严重地供给过剩。
再放任各地方生产竞争的话，将来所需要的调整成本就会大幅提高。在中国有句话，“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严格管理会失去活力，可是一旦放任就会马上陷入混乱）。
毛泽东时代对于计划经济方面，让中央握有极大的权限。邓小平为了活化经济，也成功提高地方政府的自由程度。江泽民则是强化部分中央集权，到了胡锦涛，则不得不透过中央政府来强化地方的管理。
本来是透过市场机制来调整产业平衡状况即可（计划经济的结果是失败的，政府介入的力量越大，更容易导致政策腐败、没有效率），但是国体太庞大，很多事情都无法顺利进行。
◎中央与地方的争执
在过去成长一面倒的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利害目标是一致，都是追求高成长。但是，现在中央为了不让就业市场出现问题，打算延缓成长速度，修正贫富差距，想进行结构改革。
而另一方面，以都市为主的地方政府，想置贫富差距问题于不顾，只希望能让经济更快速发展。而发展迟缓的地方，强烈希望自己地方的经济成长能超越都会区，坚持要继续过剩投资。适合整个国家的最佳考量政策与地方政府的想法，完全无法一致。
我们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众多政策都进行过咨询分析，但是地方施政者的地域利益意识太强烈，每一个省或每一个市就像是个独立国家，想要让他们考量到整个国家的利害关系，很难。
换句话说，将无法抑制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成长的暴走野心，很可能会让资源浪费、环保问题更恶化，贫富差距更大，这些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都会造成负面影响。今天、明天也许没问题，但10年后、15年后，这些问题将会扩大到无法解决。
中央政府为了淡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营运权力，将地方政府的角色从以前的“管理型”转换为“服务型”（不要直接参与产业振兴政策，而是以支援协助者的立场来间接参与），从“微观管理”转换为“宏观管理”（放弃计划的个别认可权，只管理整体计划），还打算将地方政府的人事考核制度做微幅变更，不再以经济成长量来做考量依据，而是视品质为评量标准。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要阻止地方政府过度往前冲的心态。@(本文结束)
摘编自 《再现金砖！亚洲大钱潮》宝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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