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民众热论的一件事情，是上海某部门采用“钓鱼”的方式执法而引出的案件。话说上海某中产阶级驾车过路，突然有人上前声称身体不适而求助，驾车者热心助人，结果被助者丢下钱在车中，立即便有执法人员上前拘捕驾车者，指控他“非法营运”，就是经营无牌出租车。这位有车的中产阶级人士争吵不过，最后被课以高额罚款。不忿之下，寻找律师把上海交通警察告上法院。
其实，多年来中国政府采用“钓鱼”的方式执政执法多有发生。最著名的当然属于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开展反右运动的“阳谋”，那时不叫作钓鱼，叫“引蛇出洞”，中共大肆号召中国知识份子提意见，然后收网捕人。一九九九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前夕，采用过同样的手法。当年六月十日成立专门负责打击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十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发言人公开接受采访，称“绝对不会抓人”，同时中共要求各地将法轮功成员登记注册。当然，到了七月二十日之后，一样的收网抓人。和这种国家级的“网”比较起来，上海的“钓”级当然不足为道。
中国传统智慧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也是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需循正道，与民约法公布天下，无论官民都要遵循。满清一朝，即使到了末期，官吏出巡仍然必须为民间婚丧嫁娶让道路，可见大清律例两百多年后仍可以被认真遵守。
《贞观政要》中记载，有人上书李世民辨别忠贞，可用假装生气的办法来查看谁坚持原则而谁只顺应上意。当时任职唐朝皇帝的李先生表示，当皇帝的行诈术，但却希望下属和民众正直，是搞混水源而希望下游水清一般不可能，所以“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当代社会治政的理论也是如此。民选官员诚信第一，即使能力超常，诚信受到疑问必定下台，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是一个最佳例子。在现代法制中，非法搜寻的证据不被法院采用，非法获得的证词不足为证。比如警察调查卖淫案件，便衣员警不得率先说出任何“诱导卖淫”或者可能被理解成为“诱导卖淫”的话，否则法院定判警方违例。去年华盛顿就有一个类似的案件，还一时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相对来说，警方维持公共秩序或许因此多了一些难度，但全社会却因此能够保持“以正治国”的精神，当为执政长久之道。
中共建政之后，从毛泽东以下无不是以“诈道训俗”。这倒不是毛泽东带坏了风气，而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中轻信义、重斗争的必然结果。于是全国上下玩权谋，争夺倾轧、尔虞我诈，谋胜的人沾沾自喜，斗败者怨天尤人但却继续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全民大忽悠因此成风。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一千多年前李世民的这些话，至今仍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