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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1日讯】对国家至上批判最尖锐、最深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是作为普遍理性、作为彼岸之物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的普遍性的上天。”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这种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社会，脱离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经验的现实性。因为作为国家的理想主义者，公民完全是另外一种存在物，他不同于他的现实性，而且是同它对立的。”既然政治国家是使人异化的根本原因，那麽很明显，“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1875年3月，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尖锐指出：“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几乎是重复了这一结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绝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的工人的目的。”他认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锯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和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到了晚年，恩格斯仍然坚持不懈地为清楚人们对国家的迷信而努力。在《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以忧郁的笔调这样写道：“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藉以实现或应当藉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较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容易生根。人们认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针对这些错误观念，恩格斯指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国家”，不仅就马恩以前的国家而言，更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言；也就是说，是就人类历史全过程中的所有的国家而言。马克思说过：“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恩格斯同样认为：“国家至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正是以上述认识为思想基础，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这样写道：
公社“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不过是这种权利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权力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谁都清楚，马恩是主张国家消亡的。但是马恩为什么要国家“送进古物陈列室，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人们并不是很清楚，并没有认识到：在马恩看来，国家与社会对立，国家与人性对立。所以，只有国家消亡了，人的异化才能根本克服，“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才能实现。而这一点，恰恰是马恩国家学说的精髓之一。
当然，马克思主义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现实的，他们并不因为自己对国家的道义上的谴责而要求立即废除国家；恰恰相反，马恩认为：国家只能自行消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家的存在的合理的；因为社会产生着它所不可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飞机，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国家就依然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以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掌握国家政权，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尤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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