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七七事变”　

李新华

更新 2001-08-18 3:51 AM 人气 2

(http://www.iloveguava.com)
【大纪元8月18日讯】中国股市在“七月流火”时节，一连大跌七天，上证指数跌去２６０余点。两市市值损失两千亿元以上，无数投资人（包括机构）被套，自１９９９年“５．１９”行情以来，辛辛苦苦两三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指上证综指１９４９点以下）。

我不是“股评家”，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人。对分析技术半懂不懂，对各种股评将信将疑。我的文章试图探讨和揭示“七七事变”的社会原因，而这一原因是不在财经类的股评文章的视野内的。

１９９９年４月，朱熔基总理访问美国，受到了远远超过国家元首待遇的接待，这里既有朱熔基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口碑的原因，更与朱熔基此行的口袋中装着中国“入世”的“让步方案”有关。从朱熔基在美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两度光临纽约证交所，可以看出“５．１９”的行情已经“先验”地盘旋在这位为国内经济改革而操劳的“一国之长”的脑中了。当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如日中天，“道指”也节节攀升，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时期”保持了连续１３年的增长。此种“气温”与“晴雨表”同步现象，必定令朱熔基印象深刻。于是在内部被称为“朱八条”的股市政策逐渐酝酿成型。

这真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利好。但是你不知，我不知，天不知，地不知。股民们只知自１９９３年，当时的朱副总理主管金融工作以来，朱熔基就是股市的“克星”。股民们认为朱熔基只要不再下禁令就是上上大吉了，谁还敢奢望“朱八条”的重大利好呢！可见６０００万股民（１９９９年时，还不到此数）资金卡上的数字游戏竟取决于一个人的“一念之间”！难怪苏格兰的历史学家要竭力推崇英雄人物的“创世”作用了；也难怪俄罗斯的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要来探讨偶然因素对历史的作用了。

话说回头，“朱八条”就是在以后一年时间内，渐渐出台的大家都熟知的激励股市的政策。包括组建投资基金、培育战略投资者、允许三类企业买卖股票、股权抵押，以及各类社保基金的入市之类。“朱八条”可以说基本上都已兑现了，因此让中国这一高市盈率的证券市场走出了两年的大牛市。但只有一个例外，即“朱八条”中的一条“降低印花税”至今没有出台。

如果我们要问：“朱八条”最受益者为谁？那实在是问出了中国股市的关键问题，即所谓“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的问题。能够接近决策层或有各种“寻租”渠道的机构大户，在信号弹还未升起之前，就纷纷抢进，终于酿成“５．１９”轧空加逼空的爆发性行情。

我对股市风云历来是个不知不觉者（连后知后觉也说不上），对股指的上上下下，涨涨跌跌也历来是“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天天狂飙的股指，按耐不住的是我老婆，于是打电话给我一个作股票的“股仙”朋友。经指点在５月２６日，不问高低满仓抢进“大唐电信（６０００９８）”，我老婆由于资金被我“剥夺”，只能买５００股。结果一路持有，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黄历新年过后开市连续三个涨停板，悉数抛出，获利５０％。此后受利之惑，在股市又滚了一年多，全为券商打工，分利未获，直到“七七事变”之第二天，发现苗头不对（这回倒有点后知后觉，原因下述），斩仓出局，只留下若干“老庙（６００６５５）”，准备抗战到底了。而我老婆历来不承认我是“国宝”，所以死捂至今，不但“５．１９”的获利全部抹去，而且还深套其中，所以才有“辛辛苦苦两三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之说。由此推断，大多数小股民的命运大致如此罢！

股市的“三公”原则尽管重要，但不是我想说和我要说的问题。这一问题世人皆知，而且有口皆碑。你想要入市，那你就已经有了机构大户赚１元，你赚１分的“三不公”心理准备。从理论上说，只要是市场行为，就绝对没有“三公”——水至清则无鱼也。交易费用决定着买卖行为。小股民的交易费用是明摆着的，因而也就决定了其永远“三公”的地位。而大资金呢？就是出于其最基本的安全性考虑也不可能是“三公”的。

我在“七七事变”中的后知后觉，不是因为股市的“三不公”，而是因为警觉到，与股市有关的“三不公”已使社会性的“三公”问题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在“七七事变”后，我看到听到许多股民的苦衷，当然我除了深表同情外，是无力回天的。但大家是否想过，在中国还有更多的无钱买卖股票的人。人们常说，股民为股市、为上市公司作出了多少多少的贡献和牺牲。然而作股票者还有资金可以“搏”一下，在贡献于牺牲于股市和上市公司的同时，还有获利的可能，更不用说投资股票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行为了。但大家是否想过，在中国还有更多的人既无权作选择（因无钱），又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贡献于牺牲于股市和上市公司。

公司发行股票上市“圈钱”，伪造报表配股“骗钱”，只要不像英国历史上的“圈地”那样强行执行或导致“羊吃人”的结局，以及符合法律“名目”的“骗钱”都只是一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问题。但是到了以国有股减持的方式“公然”向股民“抢钱”，而且直接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的权益时，社会性的“公平”和“公正”的问题就醒目地彰显天下了。

什么是国有股？按照宪法，国有资产的每一分钱，都为全民所有。我们常将国有企业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这个意思。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腐败丛生，国有资产每天都在以九位数的速率流失，这样大致就可以算出，三十年的时间就会流失一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它们是怎样流失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是“黑箱操作”，政府缺乏公信力，媒体没有公开性，所以人们特别恨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权谋私从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现在却要明目张胆地以法律条规的方式腐败了。我不得不惊奇是谁想出了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腐败名目！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在学者们那里可以搞出很多普通人永远也无法搞清楚的“界说”和“定义”。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它是自中国实行公有制以来，全国人民（也即宪法意义上的全体公民）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积累相对于消费而言，公有制即是以全民的低收入低消费，从而达到高积累的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才能相应地在医疗、教育、住房、终身就业、退休养老等方面得到福利性的补偿。

年纪大一些的人，当会记得自己年轻时，所拿的低工资。学徒工是１８元，满师后３６元，然后几十年一贯制，其中略有调整，最后是“４３元万岁”（这是上海地区为例，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但上海已是高收入的“八类地区”了）。我自己在“文革”前所拿过的最高工资是３４元，那时我已有七年的工龄。再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自解放以来（１９４９年），直到去世，就从没长过工资，我父亲还在国家困难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割让了一级工资。如果你是过来人，那么请你想想，你的辛勤劳作，或你的一生贡献，只值那么一点点的钱么？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钱被国家以公有的名义积累起来了。在七十年代后期，我们国家的积累率已达国民收入的４０％，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难怪华国锋在当时能够提出目标宏伟的“洋跃进”计划。

如此高的积累率，集中体现了“大锅饭”、“铁饭碗”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靠的不是欺诈，不是打“白条”，不是剥夺，不是腐败，也不是当今人们熟知的财政来源主要渠道的各种税收。当时人们尽管天天喊“共产党万岁”，但是共产党却不收老百姓一分钱的税，人们抱怨的只是共产党的会多。而国民党政府在统治大陆期间，据说在四川某地，其税收已预收到了１９９３年。所以当时的民谣说“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所以当时真正“万税”的是国民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是靠着勒紧裤腰带的全民的默默奉献和牺牲，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才有了那么一点可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家底，以及可以进行改革开放的资本。

好吧，根据“三个代表”的思想，让我们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问一问：几十年来，劳动人民所创造的高积累的财富，现今都到哪里去了呢？对这样一个问题，有常识理性的人都能回答，即除了流失的外，全部积累在国有资产中了。对上市企业而言，其国有股（或曰公股）也就是全体人民财富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关于国有股的减持，一个多么复杂且利益攸关的问题啊！怎么能说减就减了呢？怎么能说以什么方式减就以什么方式减了呢？这是老百姓几十年的血汗钱啊！归根到底，我们要问的是：减持是否得到全民的授权？！

我平时也看些股评文章，关心手中股票的涨跌起落，也从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考虑过公股流通的各种可能性。但现今看来，这都是狭隘的观念。公股流通对股民或许是利好，或许是利空，其结果取决于国家政策。但以前我至少很少考虑，公股流通本身，就是在剥夺全民的财富，所以谓之曰“抢钱”也！

人们常常以苏联、东欧的改革，将国有资产折股，无偿分给全民为例，说中国的改革应该如何如何。不管苏东改革的结果如何，这一做法本身是公正和公平的。因为国有资产这块“大蛋糕”是由全民做大的，应有他们的一份，至少他们对怎样分“蛋糕”应有发言权。

不经人民同意，不与人民商量，就分“蛋糕”，就无异于“抢”了。我这样说，只要看看谁在减持中获利，谁在减持中得利，就可以明白了。

以现在实施的减持试点看，于股民而言，每发行一个新股，就是增加了一项１０％的“社保”税，即国家通过减持公股，从股市拿走１０％的钱用于“社保基金”。于股民而言，由于是市场行为，你有权作出买卖的决定。但对那些不是投资者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储蓄在国家那里的财富就白白流失了。有人会说，“社保基金”不还是用于民吗？这话如果是在人民有监督权的国度里，我还信七成，但中国的腐败那么厉害，谁知道这些钱又有多少流进贪官的腰包。再说，管理层为给股市打气，承诺“社保基金”可以入市，中国市场规则不全，比如在股市没有作空机制，大资金也会输钱。这样一来国有资产又流失了。

更重要的是，如此减持，在中国有大部分的公民，无法分到“蛋糕”。这部分人就是中国的农民。也就是说，这部分占中国人口８０％的公民，无法享用“社保基金”的福利。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我们都知道“剪刀差”这一说法，它在实质上，就是用剥夺和掠夺农业资源的方法，来加速国家的工业化。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现在所享用的物质文明中，农民兄弟作出的贡献和牺牲，要远远超过“工人老大哥”。国有资产无疑也有他们应得的部分。

由此可见，所谓国企改革，决不是一个什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简单的转轨问题，在它的背后隐含着一个事关每个人利益的“三公”问题。当股市政策涉及这一雷区的时候，必然引起一系列的爆炸，于是卢沟桥一声炮响，“七七事变”发生了。套牢的股民也许有“八年抗战”的心理准备，但那些无援、无助，也无钱的老百姓，却在天天盼望国企改革的成功，以便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以部分拿回他们以前储蓄在国库中的治病的钱、养老的钱和保命的钱！

想想中国的事情也挺有趣。１９９５年徐根宝创造了“抢逼围”，结果使申花足球队荣登“双冠王”的宝座。自有股市试点以来，在各届证监会的“集体智慧”下，也发明了一种“圈骗抢”炒股战略，结果使市盈率最高的中国股市，在世界股市一片“无边落木萧萧下”的逆境下，荣登了“千禧年”发展之最的称号。“以德治国”的社会公德无法约束这种行为，法治在“法不责众”的重负下也疲软不堪，于是只能用脚投票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２００１．８．３

(转自隧道)(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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