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9日电】季羡林先生在为马识途“文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充满忧虑地说：“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近来在阅读中，竟意外发现，不仅是青年，甚至在老一辈的“文革”过来人中，也对“文革”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
这样的例子，先是在《随笔》1998年第6期上李国文先生的《小人礼赞》一文中发现的。
李国文这篇文章说，中国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小人”们不间断的作践，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分锻炼，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并总结说：“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说：“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李先生还举出了茨威格、海明威、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说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这样说，就未免太离谱，太有悖史实了。
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的自杀者，果真是只有“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吗？当然不是。笔者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即查到有这样一些作家在“文革”中含恨自杀的资料：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诗人、杂文家、新闻工作者），1966年5月18日服药自杀。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1966年8月2日跳楼自杀。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
陈笑雨（文艺理论家），与老舍同日，投河自杀。
傅雷（作家、文学翻译家），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
陈梦家（早年著名“新月派”诗人，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与傅雷同日自杀。
白辛（作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1966年9月服毒自杀。
杨朔（散文家），1968年8月3日自杀。
周瘦鹃（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散文家），1968年8月12日投井自杀。
李广田（散文家），1968年11月2日投池自杀
闻捷（诗人），1971年1月13日开煤气自杀。
……
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远非只有“一两位老先生”自杀。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杀的作家，如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跳楼自杀”）、小说《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等，人数就更多了（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赵淮青《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就是针对李国文此文而作的，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但赵文“为尊者讳”，未提李国文先生的大名）。
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不能不令人困惑。难道李先生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是“桃花源中人”，对中国作家曾经有过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
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中国作家多，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中国作家中自杀的那“一两位老先生”要多得多。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所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
杰克‧伦敦，1916年（服麻醉药过量而死，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有岛武郎，1923年。
叶赛宁，1925年。
芥川龙之介，1927年。
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
茨威格，1942年。
法捷耶夫，1956年。
海明威，1961年。
三岛由纪夫，1970年。
川端康成，1972年。
可以看出，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的不同年代自杀的，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日本、奥地利、苏联等不同国家，分别自杀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中，在与中国“文革”十年相同的时间段里自杀的，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如果要作比较，应该是以一国与一国，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才有“可比性”。否则，我们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
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邓拓先生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邓拓“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吗？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象是怎么得来的。众所周知，邓拓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他并非“低头接受批斗”，而确是“杀身成仁”——以死抗争了。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并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没有人写绝命书”）。这是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史实的人都会知道的。怎么可以将这“文革”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
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文革”遗忘症的例子，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的：《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然而，如白璧之瑕，在侯波、徐肖冰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
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无微不至杨主任》）中，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说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被江青、‘四人帮’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添油加醋”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所致，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杨尚昆被‘四人帮’揪出来以后……”（见该书246页）
这才真是“天方夜谭”了。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窃听”，被谁“揪出来”的？众所周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革”第一大冤案。这一冤案，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定下来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四人帮”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主持这次会议的，自然更不是“四人帮”，而是后来被“文革”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杨尚昆被“揪出来”时，根本就还没有“四人帮”（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中央领导层并结成帮派），“四人帮”中的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基层干部，连听这个中央高层会议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做不到杀身成仁”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因为作为作家的李国文，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玉碎》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选入多种书中，但李先生完全有可能没有读到过）。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的，是杨尚昆的直接部下，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揪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
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整理时写错了？但是，据说一本书的出版，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三审”。难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
遗忘，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吸取。李国文《小人礼赞》一文中将许多中国作家没有在“文革”中自杀的原因归之于经受了“小人”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小人”只是传统文化中与“君子”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用来指代在新中国的“革命”政治运动中充当“革命动力”的某些人物，未免有些欠妥。这个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说他们是“见利忘义”吗？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利”，但这是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利”与“义”（革命大义）已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久经考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无情相互揭发批判，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须知，那些运动都是 “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那些充当“革命动力”的人物，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但从“革命利益”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很可贵、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数甚至“极个别”，相当多的“革命动力”们（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革命对象”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却是在“革命”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其中有的也只是像某些大人物一样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
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有些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右”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有的在“反右”时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胡风”时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延安时期也曾无情地向被诬为“托派汉奸”的王实味打过棍子……能说他们都是“小人”吗？何况，这一次次越来越“革命”的政治运动，都是并非由“小人”，而是由属于“伟大”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仅仅归罪于“小人作祟”，“浮云蔽日”，显然是不恰当的。
巴金在《十年一梦》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文革”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的心态：“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巴金还总结说，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贵族”，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精神奴隶”。这对于许多中国作家在“文革”中没有自杀的原因，恐怕比“小人”磨练说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刻吧？
现在看来，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了，还得加上过来人的遗忘。这更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的加强“文革”研究，建立“文革博物馆”，确是十分必要的啊！
原载《中国之春》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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