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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5日讯】 在中国，20世纪可谓是一个批判的世纪。自五四时期起，从传统封建文化的魔咒中觉醒的中国人，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从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革命思想家，到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西化派的胡适、陈序经直至台湾的殷海光、李敖、柏杨，到八九十年代的李泽厚、林毓生，如今又出现了王朔、余杰这样的新生代。伴随着高潮迭起的主流呼声，还有许多微弱低回的民间呻吟，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真可谓演出了一出跨世纪的批判交响乐。好热闹，好令人兴奋哟!我们似乎正踏着革命的进行曲迈向光明的未来。可是到了今天，回头看看，我们的文化有了多少进步，我们的理性得到多少增长？原来我们还只是拿着一面批判的小旗左右晃动，摇旗呐喊，原来我们的腿和脚还只是做着一二一的反引力机械运动，虽然步伐是那么整齐，眼神是那么坚定，可步子却是那样的小！难道中国的文化人真的都在从事全民健身运动？
确实，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康德早就曾倡导知识分子的自由的理性批判精神，并断言唯有理性批判才能制衡现实中的“恶”，才能把人不断引向“善”的彼岸。但问题是，批判是什么？批判的目的又是什么？批判理论大师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它要破坏一切现存社会秩序中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可是，为什么需要批判，为什么需要打破现实世界呢？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可以说明原因，哥德尔定理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系统都是不完全的，有矛盾的，所以当我们身处于一个看似无矛盾的系统中时，就必然需要一种机制来打破这种状况，而这种机制就是批判。所以，批判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自反与他反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不断超越现实的存在，获得新的生机。显然，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个旧世界的破产，而更是一个新世界的建立。
纵观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到每一次学术批判之后，都伴随着一次学术思想的转向与更新。在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之后，引发了一次主客体认识论上的转向；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批判之后，引发的是一次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重新认识；在尼采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之后，引发的是一次回归人本世界的哲学转向；在现象学、存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之后，引发的是一次深刻的语言学转向。伴随着西方学术中的无数批判的，是继承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学术批判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它把社会发展的重心从形而上的层面逐步降到了生活实践层面中来，却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和引导着人类的生活世界。
回顾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我们继承了什么，又发展出什么？不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在寻求出路。早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引入“德、赛”二先生来拯救中国，试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来求得良方，虽然最终并未奏效，但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超验世界的存在，批判的目标是明确的，即追求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状态。但在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似乎忘却了批判的目的，在一片“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和“无知者无畏”的呐喊声中，批判成了游戏，其本身成了目的，原本属于理性范畴的批判成了一种非理性的道具，由此建立起的是一个新的精神娱乐场，好似又回到了酒神时代。
可我们应该知道，正如霍克海姆所说，批判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集中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认识到自己的东西。说的现实一些，批判最终要取得一种自我的救赎，而不是自我的忘却。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不可谓不深重，可我们从苦难中获得了什么，难道仅仅是躲避苦难，逃避革命？难道我们不应该做点什么，而不是批点什么？
可笑的是，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在企望来自天外的秘方，甚至想从一个第一次来中国的哈贝马斯老头那里求得什么解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个老头的机智回答应该让我们中国人有所警醒，这个问题应该而且只有你们中国人才能回答！
科学证明，每天击打面部10分钟有助于血液循环，有助于美容，但智商在60以上的人都会知道，打多了，脸是会疼的，而且会肿的！
(转自<<锐思评论>>)(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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