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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8日讯】 北京终于在主办奥运的竞争中得到胜利﹐中国举国同庆﹐世界各地的舆论大部分也是肯定﹐亚洲周刊前两期的封面也以“申办奥运改变中国﹕奥运情结成为现代化动力”为大标题﹐恰好印证了国际奥委会投票赞成北京的本意。
七月十四日的《纽约时报》也在头版标题中引述奥委会主席的言论﹐大意是二零零八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将会为中国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换言之﹐它会彻底改变中国的一切。由此可见﹐奥运会早已不是纯粹的体育竞赛﹐而是一种国际性活动﹐它将对中国影响深远﹐自不待言﹐因此也值得稍作反思。
近年来﹐中国人有两大“情结”终于得到适度﹙或不适度﹚满足﹕一是奥运情结﹐一是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不过﹐至少在中国大陆﹐对二者的反应可谓大异其趣。去年高行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在中国引起的是一片不满之声﹐大都认为高行健不能代表中国﹐或者认为这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种政治干涉行为﹐却很少人从文学的角度﹐对高行健的作品﹙小说和戏剧﹚本身作出评论﹐也很少人想到这个奖是颁给一位作家个人和他的作品﹐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代表。
奥运会的情况当然不同﹐运动员得奖时必须奏国歌﹐如果一个运动员无国籍﹐恐怕根本就不能参加。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成了奥运背后运作的主题。然而﹐有时候奥运会也会设计各种权宜之计﹐如“中华台北”和南北韩合组一队参加﹐似乎要打破政治上国家界限的僵局﹐并以此影响国际政治。其实奥运史上政治和体育结合并造成多种矛盾的例子举不胜举﹐利弊兼有﹐所以此次我对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的反应﹐也是复杂的。
作为一个“都市漫游者”﹐我不禁想到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奥运和都市文化的关系。在古希腊举办奥运会的时代﹐基本政治结构是城邦﹐换言之﹐国家就是城市﹐民族国家的模式尚未出现。如今﹐廿一世纪的世界似乎只剩下一个城邦——新加坡﹐然而奥运会表面上的主办单位还是都市。那么都市和国家政府之间孰重孰轻﹖中国人一定拥护政府﹔美国人说不定也会支持主办城市﹐至少城市和国家分开处理。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分别作过东道主﹐今后想要问鼎的美国城市还有纽约﹑休士顿﹑旧金山﹑辛辛那堤和华盛顿。作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照样要和其他城市竞争﹐而且机会不大﹐但北京作为中国主办的唯一都市﹐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无人反对﹙不知上海市长市民作何感想﹚。
主办奥运的都市不必是首都﹐首都是纯政治性的考虑﹐但主办城市必须有足够的条件。洛杉矶和亚特兰大都是商业都会﹐实际负责主办奥运的是商人﹐而且都赚了一笔钱。加拿大的蒙特里和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在文化上远较美国这两大城出色﹐主办奥运却大亏其本。所以有人认为奥运会早已变质﹕它已不再是运动员的比赛﹐而是一种规模庞大的“观者游戏”﹙SpectatorSport﹚﹐它呈现的是一种商品式的“壮观”﹙Spectacle﹚﹐以满足观者的欲望﹐早已和古希腊的体育精神风马牛不相及了。
古希腊的体育竞技是一种人文教育﹐人的身体美是极高的艺术境界﹐所以体育和德育智育并重﹐不可或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表现这种文化的“大展”。有了这个高高在上的理想﹐城邦之间的战争到了奥运会时全部停止﹐好让运动员专心一致发挥公平竞技的精神。这和古罗马的斗士竞技完全不同﹐后者成了观者游戏﹐极尽残忍的能事。
我认为现代的奥运会是上述三种因素—或西方文化遗产—的综合﹐不过原来的体育精神反而屈居第三位﹐几乎被国家政治和商品经济所取代。如此看来﹐我不禁要问﹕二零零八年北京主办奥运﹐其真正意义何在﹖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开放和现代化﹐提高北京作为世界大都会的形象而招揽更多的旅游生意﹐还是借此发挥中华文化中的体育精神﹖
首二者世界各地媒体皆有报道论述﹐但对最后一项独付阙如﹐外国报章杂志只说中国运动员已不再吃药违规﹐无人谈中国体育文化。我对体育也是外行﹐但还想在此再加几个问题﹕一﹑如果在北京建筑二三十个体育场所作为奥运“硬件”﹐那么“软件”是什么﹖训练计程车司机说几句英文够吗﹖硬件和软件孰先孰后﹖二﹑北京作为主办城市﹐其文化资源是什么﹖是否足够应付奥运会在各方面的挑战﹖三﹑中国人的素质﹙包括体质和性格﹚一向是晚清和五四知识分子关心的题目﹐甚至毛泽东第一篇文章就是讨论体育﹐此次奥运会可否引起知识界和文化界在这一方面进一步的反思﹖
情绪高昂之后﹐才是真正实践的开始。
──原载《亚洲周刊 》 李欧梵﹐美哈佛大学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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