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对有关新闻报道的统计，从10月下旬到11月14日才20来天时间里，大陆150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起游行示威和请愿事件。同时，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起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
然而这还不过是露出海面的冰山顶端罢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稳定压倒一切” ，曾经是挂在某些领导人嘴上的口头禅，据说那是反思文革10年动乱而结出的宝贵经验果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果然不差。但就在有人反反复复像念经一样念叨“稳定压倒一切” ，以为肯定会灵验如神因此国泰民安的时候，与“稳定” 恰恰相反的各种迹象也正在层出不穷。
饱经下岗失业等磨难的工人们“闹事” 一直未断，于今为烈。
11月4日下午，在吉林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办公大楼门前到染料厂之间约500米的大道上，约有500人举行示威游行，阻塞了正常的交通。其原因是染料厂等数个工厂的十数个车间停产，工人被强迫下岗、买断工龄，从此以后，工人和工厂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一个决定，工厂事先并没有和工人商议，工人们反对这样的决定，要求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和工作问题。
深圳市10月30日发生的士司机冲击市政府事件，约300名的士司机，因不满法院将要拍卖他们的的士牌，以偿还公司所欠银行的巨债，驾150辆的士到市政府门口抗议，并冲击市府大门，当局调派大批武警戒备，双方一度发生冲突。
去年9月，深圳市两间的士公司招包的士，合同期5年。经双方协商，最终以两人合租1辆的士的方式承包，承包人合共交336000元，每月的租车费用则为2300百元。不料近半年后，的士公司因借下银行巨款，150个的士牌被法院扣押，的士每月的租金都存入法院指定的银行偿债。最近司机们获悉法院将拍卖150个的士牌。于是自10月27日开始，部分司机到法院要求停止拍卖，但不获接纳。
30日下午，300名司机来到市府门前，要求市政府出面解决，但市府官员并未接见他们，并调派数十名武警到场戒备。下午3时40分，司机开始冲击市政府大门，武警排成人墙阻挡，双方一度发生冲撞。至下午5时许，大批公安开始驱散围观的数千名市民，并调拖车过来欲拖走的士，但受到司机阻止。5时30分，数百名公安到场增援，并召来数辆大巴，声言如再不将的士开走将会采取行动。其后，10多名代表获准进入市府，与有关官员商谈。的士司机最终亦驾的士和平散去。
至于干部集体罢工请愿上访，似乎是本年头一次出现的新生事物。
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安徽省、辽宁省都发生了局、处级干部抗拒“下岗”、 “精简”、 “强制退休”而自杀的事件。有的干部质问：“这哪还有国法──宪法保护人的生存权、工作权！”
11月8日，山东省280多名被下令“精简”的局、处级干部，占据了省委礼堂，搞了个控诉省委的会议，并派出20名代表，到省委书记吴官正办公室，要求解决生活保障和工作权问题。代表们根据宪法和党的决议，责问：“凭哪一条，可以搞‘下岗’、 ‘精简’、 ‘强制退休’！”
农民曾经在包产到户中尝到一些甜头，如今早已风光不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3季经济运行数字显示，大陆农民的人均收入仅是城市居民的3成，城乡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城镇居民前3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9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为1500元，增幅仅为2、5%。而天高皇帝远的农村，又正是苛捐杂税繁荣滋长的沃土。
新华网合肥11月11日电，记者日前在安徽省蒙城县农村采访时了解到，一些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趁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之机向农民收取所谓的“人口普查费”。蒙城县许 镇的村民，早在人口普查开始前就被迫交了每人１９．０２元的“五普费”，群众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但至今没人来退还这国家明文规定不该收的钱。
据许 镇陈阁村村民反映，今年秋季收取农业税时，村干部按人均１９．０２元的标准向每户加收了“人口普查费”，且未出据任何收据和发票，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收条。村民们一提到收费的事，个个唉声叹气。一个姓王的农民愁眉苦脸地对记者说：“我家６口人，今年被村里收去了１１４．１２元的人口普查费，我要村干部给个明白的说法，或者拿个文件来看看，村干部说：‘什么都不要问，要问就问市委书记去！’”农民们还反映，村里在收人口普查费的同时，还向每户收了１０元的门牌费，其实门牌都用了好多年了，以前也交过钱。一位家中有拖拉机的农民诉记者，他家今年还被迫交了４０元钱的农机税，也没给收据。农民们气愤地说：“不知道俺们还要缴多少不明不白的糊涂费。”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许 镇不少村都向村民收取了“人口普查费”。
在农村，党政干部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又炮制了许多新的土政策和税收名目，去榨取农民。新华社11月9日的此《内参》、国务院办公厅11月2日《简报》均曾报道：湖南省竟把1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的小册子查禁，收回了22000多本，扬言说：“这不符合今天的政策”。 各地农民因此回敬以请愿、示威游行、外流等等。 8月底，江西省风城县有两万多农民上街游行。农民袭击了县政府和当地官员。几百名武警向空中鸣枪，将示威中断。游行示威的起因是一本小册子“农民之友”被查封。“农民之友”上面列有北京规定农民缴纳农业税的最高额，但是地方政府向农民纳税时常常超出北京的标准。
湖北省监利县一名基层干部含泪给北京写信，反映监利农民的苦情。据说该县有一个地方因为税务负担过重，18000名劳力中有15000被迫外出打工。一个民工说，他宁愿死在城里，也不愿呆在乡下。这名干部最后在信中呼吁：农民们在受苦，农村很穷，我们的农业很危险！
广东也有农民请愿。据新闻报道，因不满当局征地补偿方案以及查封出租房屋，数千名东莞市东城区火练村村民8月30号高举“还我家园，还我生存权，官逼民反，打倒贪污”等横额游行请愿，并包围了进村查封租屋的50多名公安，部分情绪激动的村民还将6辆警车全部推翻毁损。村民们表示，当地政府近年来不断在村内强行大面积征地，然后以高价格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为使村民就范，政府有关部门还于今年4月开始停办“出租屋证”，卡断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村民们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福建漳州南靖县农民因不满政府增加香蕉税，11月15日，约1000多人到县政府前示威抗议。他们打着横幅，上写“南靖人民站起来，团结抵制非法税费！”“还权于民，县长下台！”等。当局出动300名防暴公安阻止农民进入县政府。在警民冲突中至少有5名农民被打成重伤送医。前南靖县农民正源源不绝赶来增援，南靖县长也赶到现场。
南靖是香蕉之乡，多数农民靠此为生。以往香蕉税为每公斤0、12元人民币，今年县政府突然宣布税收增加到每公斤0、2元。以往农民每亩收入在人民币1000多元左右，税收增加后，将使农民每亩多付税收400元人民币。加上去年南靖遭到特大台风袭击，农民损失惨重。当局在灾后不减税反而加税，农民强烈不满。
图穷匕首现
正在国外访问的江泽民，面对国内后院起火的紧急情势，下令：“要尽速处理好政局动荡的问题，决不能等，决不能看，决不能慢，决不能让，决不能掉以轻心！”
江核心以一连串五个“决不” ，显示了他对“稳定” 的一贯关注，和斩钉截铁的决心。同时也暴露出他的统治者立场。人民在他的心目中并非甚么国家主人，并没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自由，无权用哪怕是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只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的被统治者。于是经他这位当今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法眼一看，只配听话干活的被统治者居然用请愿、示威游行等方式提甚么条件要求，当然没半点正当合理性，乃彻头彻尾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乱，除了马上、坚决、彻底、毫不留情地加以“处理” ，别无选择，不必商量、犹豫。这“处理” 一词很妙，它小至行政措施，大到军队镇压，包罗万象，并且有对事不对人的意味。即使碰着了活生生的人，它也是当作某件东西“处理” 的。如果在“处理” 过程中，滚滚向前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不幸碾伤甚至碾死了甚么人，那叫失误，本意并不如此的，所以至多事后来个平反昭雪就尽够意思。
前不久，江泽民还在内部讲话时说：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使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加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永葆生机和活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最终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此时的江核心显然把“民心向背”丢到了九霄云外。 仿佛对江核心的思想动向有先见之明，北京市公安局巡察总队11月上旬率先换上了全新进口最先进装备，其装备之精良，足以与任何国际防暴警察相媲美。目的是对付大规模突发性骚乱。
据星岛日报11月9日报道，被誉为“机动堡垒”的进口防暴车，是该支防暴警队最为引人注目的装备之一。防暴车重4、5吨，具有235匹马力，车体装有一层甲板，车体两侧安装有射击孔，车顶部配备电子九连发催泪弹发射器，可以360度单发或连发催泪瓦斯弹，以使暴徒流泪不止、咳嗽而丧失破坏力。防暴车车轮胎具有防火、防腐和防刺性能，即使轮胎被尖利的刀、钉刺透，仍可行驶百公里以上的距离而不受影响。
报导说，新近配备的防暴服全部从法国进口，每套价值逾20000元人民币，包括头盔、抗击打服、盾牌、警棍和鞋，总重量7、5公斤，具有防火、抗击、轻便等特点，足以抵御暴徒砖头、瓶子、棍棒等物的袭击。防暴盾牌更是坚固无比，能承受达3吨的压力。
新型防暴水炮车配备一支高压水炮及多支水枪，喷射强大的高压泡沫液，可将暴徒在瞬间击倒在地，并在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立。同时，水炮和水枪还可喷射一种在数天内难以洗掉的染身剂，以便警方事后追捕不法之徒。防暴队还配备10多只凶悍威猛的德国牧羊犬，这些警犬在平时专门训练扑咬等动作，对参与骚乱者具有极大的震慑力。
通讯指挥车是防暴队的阵中灵魂。指挥车上装备有摄录影、通讯设备和照明灯光，可将骚乱现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实现图像、资料、话音三网合一，并通过卫星、微波、有线和无线等通讯途径，将现场画面及时传输到远方的处置骚乱指挥中心，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依据。
防暴队还配备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对讲系统，该系统由一部发射器及一个小巧的耳机组成，它将讲话时耳鼓的振动变成信息，反射回指挥车，再转变为语音。该装置保证指挥官在喧嚣的骚乱现场，向每一位队员清晰地下达命令。
不过全国目前还只首都拥有如此装备精良的防暴队。“处理”全国问题还得另有手段。于是具体落实江核心指示的总理朱容基开出“六不准” 药方 。
11月15日晚8时，国务院召开全国省市党政负责人紧急电话会议，朱熔基做了《必须牢牢把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工作放在首位》的讲话。
朱熔基在紧急电话会议上强调：“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政策，是中央的决议和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一再要求贯彻、执行好的首位工作。任何造成或引发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的情况，都是极其严重的失实和渎职行为。”
朱熔基又警告说：“由于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搞多中心论，在工作上偏离了党的方针政策、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因而产生了新的矛盾，激化矛盾、改变矛盾的性质，造成社会混乱、政治不安的局面，严重干扰、损毁中央战略部署，干扰、破坏当前形势，造成了严峻的局面。”
朱熔基在紧急电话会议上下令：要人为地造成社会、政治动荡的党政领导承担渎职责任，并宣布了六条：
(一)不准搞地方政策、小圈子政策来歪曲中央有关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二)不准激化社会矛盾！制造引发新矛盾，把矛盾上交或引向中央；(三)不准滥用权力、行政命令，把合法的事变成非法、违法；(四)不准掩盖本地区、本部门的问题、矛盾；(五)不准隐瞒、谎报地方工作、改革的进度、成绩；(六)不准在处理非政治性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中，动用武力手段。
救人不如帮人自强
如果说江泽民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专为统治的“稳定” 着想，未及理会“闹事” 者会不会有他“闹” 的理由，因而对被统治者胆敢“闹事” 大为光火，明显动了杀机，那么，总理朱容基想到政局不稳的原因可能“由于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多中心论，在工作上偏离了党的政策、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另搞一套” ，并出台主要约束干部不轨行为的“六不准” ，则大有关键时刻“为民作主” 的胆识。所谓：岁寒知高洁，时穷节乃现，真有道理。不管平时如何标榜，设若在这种节骨眼上一反常态，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那可就露出狐狸尾巴了。
但朱容基的“六不准” 也就“为民作主”而已。代价是民众奉他为新的“大救星” ，新的救世主，给他足够的权威，以便管制遍布国中的大大小小欺民罔民之官，否则“六不准” 大有希望翻身解放为“六准许”。当然朱总理<国际歌>唱得很熟，他自己可能并不情愿当21世纪中国民众的救世主。
即或总理真的成了当今中国的救世主吧，以他一人之孤军奋斗，也未必能管住数以千万计，分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各种“公仆” 们。不如分权于民，让同样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民大众真正享有选举、罢免、监督自己领导人的权力。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在监督防范坏人坏事这方面，10来亿人的眼力，莫说抵一个朱容基，千个百个万个大概也不在话下。
打个浅显的比方，古时父母爱护子女，常从溺爱始，而以子女“不争气” 、离不开父母终。现代人知道，这样的溺爱，爱之适足以害之；它把子女拴在身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私自利的爱。现代人也爱儿女，做法却相反，千方百计养成下一代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和能力，并把他们最终推向社会，面向世界。事实证明，现代人的选择更为聪明，效果也更好。
而且不少事情是“六不准” 管不了的。比如，黑龙江大庆市第二建筑公司2000多名工人因两年未获发工资，将齐齐哈尔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阻断一小时，藉以向中央及省委反映欠薪情况。事件令一班列车受延误，当局拘捕了5名工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员表示，因为公司高层管理经营不善，导致负债累累，连公司的汽车都被法院扣押，因此，从98年下半年起，全公司工人就没有发过全薪，今年才发了3个月工资。许多工人靠举债度日、欠下几万元债务，生活十分贫困。现在快到年尾，工人要筹钱过年，欠薪问题仍未解决，所以工人唯有示威陈请，希望中央和省委知道工人的困境。
工人打出“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到铁路拦截火车，大庆市派出大批警力到现场驱赶，其间双方发生推撞，警方带走了几名工人，但工人仍不肯离开铁路。经大庆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员到铁路上与工人对话后，事件才告平息。
博讯新闻报道，11月27日，深圳市宝安区友利电器厂发生全厂12000名员工大罢工。原因是厂方随意减少加班费，并且长时间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直接导火线则是日方管工殴打工人，引发全厂工人的公愤。
该厂是一家日资企业，主要为美国UNIDEN电话公司生产无绳电话的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平均每小时的工资还不到二元人民币。而目前到了年底工厂的订单减少，工厂需要载员，就减少工人工资的支出，通过减薪的方法，迫使一些工人被迫离开工厂，工厂工人对此长期不满，并且在今年的4月和8月曾经有部分工人进行了小规模的罢工。
本次罢工是由于修理部的工人不愿意在无加班费的情况下加班，消极怠工，引起日方管理的不满，发生争执，被日方管理殴打。罢工从星期六晚上开始，当时仅局限于修理部。下班以后，工人们相互转告，日方管理殴打工人的消息传遍全厂，引起工人的公愤，并自动的形成了一个罢工领导小组。经过讨论，向厂方提出了建立工会，增加工资，改善工人伙食、住宿条件以及处罚殴打工人的日籍管工等要求。厂方置之不理，并威胁解雇参加罢工的工人，在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工人决定星期一全厂大罢工。
星期一早上工人开始罢工，并由5名工人代表去宝安区劳动局提出工人的要求，指出工厂许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比如，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个小时，但是这家工厂每个月的加班时间都超过120小时，工人每月工作时间长达340个小时以上，并且工厂没有给工人签定劳动合同。罢工工人同时还通知了香港的传媒。到了下午，事态进一步扩大后，劳动局的官员才来调解。被日方管理殴打的工人得到了部分经济赔偿，厂方答应适当增加工人的加班工资。
这些事关工人权益的事情，与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多中心论都扯不上关系，但是处置不当，同样能够引起威胁社会乃至政治“稳定” 的纷争和冲突。作为解决之道，“六不准” 显然行不通。不如加强有关的保障一般民众权益的立法，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并且提供充足的司法援助、建立工会等等，帮助民众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转自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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