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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6日讯】 作为居住于中国首都北京的一个普通居民，一个从事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播的普通学者，直至1999年4月25日，笔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的存在。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政治恐怖加新闻围剿的高压态势对法轮功采取扫荡与清算，揭批法轮功的政治躁音，反倒成了笔者日常生活中最为强暴以至于神圣不可抗拒的精神骚扰，活生生的法轮功学员却依然没有见到过。
笔者与法轮功的直接遭遇，是2000年10月1日的事情，地点在天安门广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妻子年届八旬的老外婆到岳母家里养老，在身体略感不适的情况决定提前返回四川老家。途经北京时，老外婆执意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亲眼观看一次神圣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成全老外婆的心愿，笔者全家不得已在国庆节起了个大早。来到广场，老外婆靠着倚老卖老硬是穿过人山人海冲到了接近旗杆的最前端，全程瞻仰了升旗仪式。
仪式过后，一家老少正在旗杆下拍照留念，身后突然发生骚乱，爱看热闹的老外婆再一次冲到前面，笔者也只好手持相机贴身护驾。只见打着小旗、喊着口号、拖着行李包裹的法轮功学员一拔又一拔地从人群中冲出，被训练有素的便衣人员一轮又一轮地掀翻毒打，然后被扭送到警车上。穿着制服身临现场的警察与打人的便衣显然不是一个番号，他们只是站在一边观战，并没有一个人参与行动，另外还有两名特殊记者扛着摄像机在全程记录。看到这一情况，一再假冒记者参与各种采访活动的笔者，突然有了留下一张照片作历史资料的冲动，没想到闪光灯刚闪一下，就有两个便衣冲过来抢夺相机。笔者受逼不过，只好自己扣开相机让胶卷报废，幸亏又有一拔法轮功学员从人群中冲出来，两个便衣才没有继续纠缠。
围观的人群一次又一次被驱逐疏散，一次又一次地回潮反弹。当一个便衣伸手推搡老外婆时，已经跌过一跤的老人家忍不住发出质疑：“你们又不是警察，怎么能够管我们？”便衣特务自然不予以回答，还是笔者扯开老外婆解释一句：“撤吧，他们比警察更厉害。国民党抓共产党的电影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
眼见毫无反抗意识与反抗迹象的法轮功学员，被便衣特务极其野蛮残暴地施以毒打，笔者连同身边的围观者也喊出过不许打人的呼声，甚至一度鼓动人流去冲击便衣，结果只能是被便衣特务施以更强硬的驱逐。当一个法轮功学员从笔者身边跳出来散发传单时，立即被便衣特务逮捕，身边的一个毫不显眼的普通妇女则飞快地捡起传单，连笔者顺手抄进口袋里的一张也没有放过。笔者此时才明白，便衣特务并不限于剃着寸头忙着抓人的小伙子，而是大有全民皆兵之势头。
一边是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机器与专政工具的打手，一边是毫无反抗能力和反抗行为的法轮功学员，笔者再一次遭遇了人治国家的不可抗力。作为与法轮功学员一样毫无人权保障可言的个人，笔者只好采取明哲保身的不抵抗态度，在挥舞拳头的便衣特务的推搡下，随着人流退出天安门广场。面对不可抗力的政治恐怖，心犹不甘的笔者，唯一能够作到的小动作，就是换上新胶卷拍下便衣头子与“人民警察”站在金水桥上谈笑风生的镜头。
这种精神信仰，本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款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权，却偏偏为第三代核心的江泽民所不能容忍。究其原因，其实是再简单不过，大权在握的江泽民一心想学习毛泽东的榜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迫民众承认，只有他才是第三代也就是孙子辈的大救星。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革命圣歌《红方红》在江泽民手下早已有了官方翻版，那就是红色歌手张也的“我们唱着红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领着我们走进新时代……”法轮功学员一门心思地认定无枪无权的李洪志为大师傅，有意无意、不知不觉中抽了江总书记的大嘴巴，气急败坏的江总书记，也就不惜开动战无不胜的国家机器来专政、来镇压了。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大奸相曹操的话说，这叫做“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原载《中国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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