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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4日讯】 波音公司将总部由西雅图东迁芝加哥﹐为的是向美国防部和军方争取军工产品订单﹐并获得税务优惠及与联合航空交易的利便﹐震撼企业界及政界。
今年三月﹐波音公司总部突然宣布﹐将迁离美国西岸西雅图的太空针大楼﹐在达拉斯﹑丹佛﹑芝加哥三城选择新址。在惴惴不安的两个月中﹐西雅图难以入眠﹑黯然流泪﹐而三个候选城市则铆足劲提供优惠﹐拍足波音马屁。选新址的程序保密极严。
五月十日﹐波音董事长菲尔康迪特﹙PhilCondit﹚正式宣布﹐总部搬往美国中部芝加哥市中心﹐引发美国企业界﹑政界的大震动。芝加哥为之欢腾﹐把红地毯一直铺到波音总部负责人专机舷梯下﹐欢迎财神爷﹑世界航空巨子。
总部东迁说明了什么﹖在西雅图诞生﹑成长壮大的波音公司﹐从威廉波音﹙WilliamBoeing﹚试造第一架木制飞机开始﹐直到今天成为向全世界提供六成民用军用飞机﹑火箭﹑导弹和卫星的超级航空航天巨头﹐已经历八十五个年头﹔该公司仅二零零零年的产值就达五百一十亿美元﹙引自boeing.com﹚。其总部迁往芝加哥﹐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看﹐直接好处有三项﹕
首先是税务的优惠。根据《洛杉矶时报》五月十一日的报道﹐德州达拉斯官员披露﹐他们向波音提供二十年减税百分之七十五﹐可见﹐芝加哥的减幅至少相同或比达拉斯还大。其次是与世界最大的飞机买主之一——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供销合作更方便。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总部和飞机航运枢纽中心也在芝加哥。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总部东迁为波音公司向美国国防部和军方争取军工产品的订单提供了地理和心理的便利。
波音公司在美国工业中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力﹐再从与美国宏观经济和宏观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其总部东迁更具指标意义﹕
冲击骆家辉州长仕途
波音公司总部远离民主党执政的华盛顿州﹐对华盛顿州经济和华裔州长骆家辉的未来政务和政治前景﹐无疑如美国媒体所评论的﹐是个“远远大于西雅图地震的大地震”。赞成东迁的一位商务官员说﹕“芝加哥是极好的选择﹐没有那么多的地方主义﹐是个好地点。”显然是批评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有地方主义。远离重税的华盛顿州﹐是企业利益取向的本能心态﹐也是对州政府大政府的重税和福利政策的反弹﹐这是市场经济为了恢复美国传统所作的自然调节。
美国航空业自视是世界中心﹐波音意识到这一点﹐宁可向世界股市中心﹙纽约华尔街﹚靠拢﹑向美国联邦政府﹑国防部军方﹙华盛顿DC﹚靠拢﹐也不愿屈居太平洋东岸﹐而且﹐从民主党民众占优势的华盛顿州迁至共和党民众占优势的伊利诺州﹐这本身就是美国产业经营发展传统化﹑保守化的标志。
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五月八日宣布﹐美国成立太空部队。波音无疑是今后美国太空部队武器的主要生产者和总后勤供应者﹐将获巨额军工产品的开发费用和订金。洛杉矶两位承接美国防部和军方研发项目和产品订单的企业家透露﹐同一产品﹐军用价格是民用产品的三到四倍。从这个角度看﹐美中撞机事件后﹐中国大陆有人提出﹐要取消波音飞机订单﹐以施报复﹐无疑是意气性的政治浅见。中国大陆的订单额﹐没法与波音从美军方获研发项目的费用及订单总额相比。
波音股票上升员工加薪
除国际政治和安全的原因﹐乔治布殊也想用拉大军工内需﹐刺激美国经济。波音公司总部东迁说明经济﹙民用和军用经济﹚在呼唤短线政治﹐而短线政治推动了短线经济。五月十日﹐波音公司股票立即涨了九五美分﹐以六五九五美元收盘。波音公司总部宣布所有员工九月四日将加薪。军工产品的生产满足民生需要﹐这种短线经济弊病很多﹐但也有长线优势﹕军工产品的开发﹐也将带动民用产品的开发研制。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装备更新﹐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都直接受益。美国大企业军民用合一的方式﹐亚洲也在跟进。如四月七日上海沪东造船集团公司宣布﹐新的集团公司成立﹐今后将向生产大型船舰﹑民用军用两栖亚洲超级企业的目标发展。
由此深入探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是短线的需要﹐但将带来经济的一时繁荣和总统政治声望的提升。这是亚洲批评家批评“美国霸权主义”时﹐需看到的事实﹐也需拥有的“移动观察”的视角。
当然﹐人们可以批评责备美国现政府将大量国家预算投入导弹防御系统的太空战军用设备的研制和生产﹐而对现存的环境保护﹑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投资不足﹐会带来严重后患﹐但是﹐目前美国已形成世上最好的环保系统之一﹐也已形成中小学教育“人文创造性”的传统及大学研究生院“全球化招揽吸引人才”的系统﹐使美国没有人才的后顾之忧。因此这种批评谴责﹐对于美国﹐有永恒道德的正义性﹐却没有迫在眉睫的现实的危机性。
以美国政治民为国本的原则来看﹐如果短线政治对寻求短线实惠的民众有效的话﹐即使乔治华盛顿和阿伯拉罕林肯在世﹐也会这么做。再伟大的政治家也会有精明或狡黠政客的一面﹐否则他爬不上来。在“只有自己才能照顾好自己”的美国社会铁律之下﹐欲图连选连任的乔治布殊也不能免俗。
美国政治受经济制约
应该强调﹐观察美国的政治走向﹐不能离开经济﹐不能离开一个规律﹕在美国当总统﹐第一个四年为选票﹐第二个四年为美国的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和身后影响。
因此﹐在自身良知作用下﹐在社会良知警示下﹐美国杰出政治家应该保持人类自由的理想和世界安全和平的清醒理性﹐也应具有宽广的思考能力﹐对短线政治和长线政治的运作保持充分的平衡﹐如果美国是一个有责任感﹑有理想的国家﹐如果美国想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领袖的话。
*汤本﹐现任美国PRI亚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原载《亚洲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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