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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4日讯】 昨天，五月二十一二日，美国总统乔治布殊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这次会见美国方面虽然强调达赖的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身份，而不当他是政治领袖，但是，其安排与克林顿时期的做法相比，是大大升了级。克林顿当总统时采取了“滑头”的做法，在戈尔副总统会见达赖时“碰巧”走过，与其见面。这次，乔治布殊堂而皇之，在国务卿鲍威尔周二见过达赖之后，他本人以美国总统之尊接待达赖。更有甚者，昨天亦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俗称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之日，乔治布殊专挑此日会见达赖，岂无挑衅之意？
西藏问题在西方吵得沸沸扬扬，除了西方政界有人利用来做文章这一政治因素之外，还存在若当代西方开明人士对西藏存在问题的不满和批判，这些问题包括破坏西藏文化，摧毁其宗教、迫害喇嘛尼姑等民族、人权和信仰等一系列问题。
中共执政以来，在西藏问题上，不同阶段有不同政策，大概而言，从《十七条》签订到五九年平息叛乱前较为宽容，在西藏自治区大致做到维持原状，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维持统治(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藏区则无此条件)，五九年平叛之后，适值中共日起左倾冒进，头脑发热，西藏开展改革，鸡飞狗跳，矛盾加剧，到文化大革命时，藏文化遭到空前蹂躏，西藏六千多喇嘛寺庙中的绝大多数遭到破坏，满目疮痍，不忍卒睹。毛泽东统治结束之后，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对西藏的政策此较宽松，达赖派出的代表团多次到北京谈判，可惜谈判未有结果，又在八十年代后期，亦即胡锦涛主持西藏工作时接连发生反对汉族统治的示威，中央政府的政策收紧。在此同时，八十年代以来的商业浪潮冲击下西藏城市地区日益商业化和世俗化倾向有增无已。因此，不论是政治的冲击还是商业的冲击，都使得对西藏怀有香格里拉式幻想的人(主要在物质过分发达的西方社会)痛心不已。
西方人对达赖的支持虽然在国际上造成噪音，成为中国在文明行为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另一障碍，但是，更重要的是，只要中国政府一日不采取当代文明社会对待少数民族，对待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真正宽容的态度，藏族与汉族政府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乃至不时爆发的反抗就难以消除。
目前，在藏区的城市地区，有愈来愈多藏人日益世俗化乃至汉化，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造成的藏族文化根深蒂固，每年都有许多藏人将其年幼男童翻过雪山峻岭，历尽千辛万苦，冒若生命危险，送去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驻地念经学佛，继承藏文化。受中国当局礼遇善待的西藏第三位宗教领袖、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活佛在去年年初也历尽艰险出走(今年正式获得印度政治庇护)，说明藏人和西藏喇嘛远未如中国官方宣传所说，已经“忠心归顺，享受幸福生活”。世俗化的现代汉人以为的“幸福生活”并未获得所有藏人，遑论藏传佛教信徒的认同。
中国政府当年对西藏的政策虽未使用“一国两制，藏人治藏”的文字，但其精神相近。不过，由于西藏与香港许多方面条件不同，西藏的自治试验失败。当年的中共有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对于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他人信仰充满信心，结果是将由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酿成深重灾难。同时，在充满功利观念的汉人看来，西藏封建迷信，贫困落后，一无所有，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确不停“输血”，提供物质支援。然而只是物质援助，并未使藏人真正“心服”。
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是在中共对其原有共产信仰幻灭之后提出的此一方针的对象港澳台与西藏不同，以世俗汉人眼光看，这些地方在各方面都较大陆先进，中国的“一国两制”承诺，因此予人较大的信心。
（信报社论二００一年五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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