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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3日讯】 《中国“六四”真相》公开出版，无疑会在中共内部引起反应。由于它披露了目前在位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六四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因此会对他们产生一定影响。问题是，它的发表对谁有利?
美国学者黎安友在书中前言写到，天安门文件的发表，会对李鹏、江泽民等造成不利，对朱容基、李瑞环、田纪云等有利。然而，有几位中国学者专家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真相》的发表很可能适得其反，它会强化强硬派的地位，而使温和派陷于被动。不久前，中共高层召开会议，重申维持“六四”原结论，甚至还宣布“永远不准翻案”。这个消息似乎印证了后一种观点。
在我看来，以上两种看法貌似对立，其实相反相成。正因为《真相》的发表会对江、李造成损害，江、李做贼心虚，才会先发制人，恰恰他们又占据着党内头两把交椅，正好利用外部压力强化自己在内部的地位。不过若说这是《真相》造成的副作用，那恐怕也难说。譬如李鹏搞了个关于“六四”的内部记录片，那并不是对《真相》一书作出反应，因为在时间上这部记录片应是在《“六四”真相》发表之前完成的。道理很简单，“六四”事件是强硬派的一块心病，不论有没有《真相》这本书，他们都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钉钉子，唯恐这个案子还钉得不牢钉得不死。
在“六四”之后，中共内部的开明派处境艰难。许多开明派代表人物遭到清洗，少数免于清洗的也难免在党内失去了公开发言的立场。什么叫“失去公开发言的立场”?我们知道，过去党内开明派为民主运动辩护，反对强硬派武力镇压，总是申辩说民主运动并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例如赵紫阳在五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反对实行戒严，为学运辩护时，就强调绝大部分学生和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他们总是在表面上维护一党专制的前提下说话，或者是在要不要维护一党专制的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问题是，在“六四”之后，在苏东巨变之后，情况变得明朗化，也变得简单化:要维护一党专制，就必须要血腥镇压民间力量，要容忍民间力量存在，要和民间力量对话，就意味着放弃一党专制。因此，原先那种模糊策略，原先那种假定一党专制和容忍民间力量可以并行不悖的言说方式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这就是说，如果党内开明派不敢公开挑战一党专制这条党内头号禁忌，他们在党内就只好沉默，他们在党内就不能不处于被动。
由此可见，对于中共内部的开明人士而言，唯有彻底抛弃共产党话语系统，明确坚持人权和民主，断然拒绝一党专制，才能使自己化被动为主动。现在的问题，早已经不再是去费力申辩八九民运中的学生和民众是不是要反对共产党——好象党是反不得的，反了就罪该万死。现在要强调的是，不是人民不能反党反政府，而是党或政府不能反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占据真正的道义制高点，理直气壮。不消说，党内开明派要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下大决心，采取必要的大动作，努力和各种反专制的力量高度配合。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但问题是，如果不下决心迈出这一步，开明派就不可能摆脱被动地位。岂止是不能摆脱被动地位，到头来他们势必连开明形象都保持不住。因为他们让强硬派牵着鼻子走，历史就会把他们认作强硬派一伙。毕竟，对于那些手握权柄的政治人物来说，历史的评价只根据你做出了什么，而不是根据被猜测的你想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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