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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9日讯】 土改杀人有指标
保护人身自由，首先是保护人的生命自由，这叫“人命关天”。但在共产党政权眼里，视农民生命轻于鸿毛的事却是经常发生的。
共产党杀农民，始于土改。这个时候杀的农民主要是地主。但也不分青红皂白滥杀。在广东被滥杀者中，就有名中医、好乡长、归侨教师、中农、前国民政府低级公务员。
土改中被杀的地主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丁玲女士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农村的斗地主“按照农民的心理，要么不斗，要斗就往死里斗。在（河南）杞县丁庄乡的斗地主运动中，发明了坐飞机的刑罚。把地主束缚后，再用绳子系于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烛，火烧牛身体，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几分钟，人就血肉模糊了。”
第二类被杀者是被逼死的。前新华社社长穆青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二日的中共《内部参考》中报道：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四十余起。且其中大部为中农以下成分。兰封县瓜营区在二十天内即接连逼死七人。据《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一九五三年春季，广东粤西地区的土改中有一千一百五十六人自杀。其中，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只一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八十五人。
第三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定指标杀人。广东杀人如麻，领导者是后来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死的陶铸。当时，广东土改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为贯彻这一方针而被滥杀的农民有数十万之众。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泽东嫌原来在广东主持土改工作的方方“迷失方向”、“打慢板”，遂将陶铸调到广东，自此以后，广东滥斗滥杀处处开放绿灯，居然发展到可以随意拉人回村斗争，甚至杀害的地步。一位土改曾担任乡土改队副队长的当事者说：五二年荔枝大熟时节，过去杀地主没有限定数额，现在每个乡要定出多少个村杀多少个地主的计划：过去审批判处地主死刑的许可权由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巨头共同掌握，现在下放区一级领导：过去对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还要核实，看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查有实据”，后来只要肯靠拢土改队的穷苦农民（不论良劣）敢于“揭发”，不需查证，便可用以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这位当事者说，“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照看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的，被处分。”
共产党政府在这个时期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官方没有统计数位。外国人写的《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估计，在土改中被处死的地主达一百－二百万人。这是数位可以算是最保守的数位。前《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萨泽蓝的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众死亡”认为，被杀的“地主”在一百万至四百万之间。（《华盛顿邮报》，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七－十八日）而最多的统计数位是“不少于一千”。
统购、合作化整死农民
如果说地主不属于农民之列，如果说共产党奉行阶级斗争之说，把农民与地主关系看成你死我活，因此可以放开手来杀地主的话，共产党政府又如何解释在杀完地主之后，又腾出手来杀农民呢？
一九四九年之后，规模化的农民死于共产党政府之手开始于统购及合作化运动阶段，然后延续到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时期及农业学大寨阶段。
统购统销开始的时候，农民开始只是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当时农民发牢骚说：“国民党不好，粮油随便买，共产党好，吃过头粮食，三两油。”但他们马上意识到，共产党政权是一个杀人的政权：一九五五年，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内的一个调查组撰写的一个调查报告中透露，一些农民反映“现在政府不知怎样，共产党要整死人”。
山东曹县，统购和合作社运动中提出的著名口号是“那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什么人”。
一九五三年一零月，陈云在建议实行统购统销时，就明确说过：“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
但政治局会议还是决定搞统购统销，很明显，当时的政府已经明摆出一副你农民要死就死去的架式。四零年后，统购事件的见证人之一薄一波回忆说：“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像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
统购统销大行其道的时候，杜润生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他参与撰写的一份浙江农村情况的报告透露：浙江农村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像已续有发生。当时的浙江，被称作全国冒进第一。
一九五五年四月，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农民的数位是一百三十四人。（他在报告中用的是“顶牛“这个词）这一数位是迄今官方透露出来的统购中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
逼死农民排行第二的是广东。一九五五年一月以前，“全省因购粮自杀者一百十一人“。一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广东新会县莲溪乡被杀的人中间有一个老太太。可怜的老人，被前来收粮食的工作队封在屋子内，然后上吊自杀。
迄今为止，公开披露出来的统购统销期间最著名的整死农民的案件是甘肃镇原“反革命集团案”。据统计，在这个县的范围内，因“反革命集团案”受株连的人达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逮捕判刑一千五百零三人，死在监狱的三百三十三人，被管制的一百四十七人，老百姓前后受到批判的有三千多人。
如此多的农民遭受如此大难，仅仅是因农民无法向国家贡献粮食，而必须吃返销粮。当时，省地县各级政府官员断定，粮食问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在作怪。
大饥荒饿殍遍野
大饥荒发生在大跃进时期，但诱发因素是统购统销加谎言。一九五五年之后，粮食征购是在核定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在那个谎言遍地、人们连常识都没有了的疯狂年代，饿死人的事件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核定的粮食指标是五零零零亿斤，而五九年－六一年实际产量分别为三千四百、二千八百七十、二千九百五十亿斤，这三年实产平均比一九五七年减产八百二十七点六亿斤，由于定购数位太高，平均年征购粮食反而比一九五七增加九五点八亿斤。
这种收购“过头粮”的必然结果是农民的灾难。迄今为止，河南信阳是已经披露出来的在大饥荒时期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李先念当时目睹的最为恐怖的场面是：他所见的村庄中，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这样严重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据事件当事人，已故的原信阳地委副书记、主管农业的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全地区粮食产量最多只能达二十亿斤，但地委书记及其河南省委的领导却放“放卫星”放到了七十二亿斤。结果是，农民被迫把口粮、种子粮都交了统购。秋收刚完，农民便没有饭吃了。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不仅把他们的锅砸了，还认为外出逃荒是破坏“大跃进”，层层设岗，阻止农民外出逃荒。
事情发展这种程度，当地的干部不仅不检讨，反而认为是农民把粮食隐瞒了，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结果带来的是更大范围的死亡。有一个党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张树藩的秘书余得鸿告诉他，在半个月内，他的大爷大娘父母亲全部饿死。张树藩追问这位秘书，农村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秘书告诉他，仅仅他们村的村西头就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人埋。
令张树藩惊讶的是，他原来估计当地饿死的人在二十－三十万人之间，后来内务部、中纪委派人来信阳了解情况，结果是他说的数位的好几倍。
令人气愤和遗憾的是，到底有多少农民成为大饥荒的受害者，到今天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在此罗列的数位只是想让中国的农民了解共产党政权大概夺走了多少农民的生命。薄一波说：仅在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数是一千万。美国学者彭尼·凯恩推算，三年死亡二千六百万。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大饥荒，死亡一千六百－二千七百万人。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推算死亡人数是三千万。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茨伯里估计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因饥饿死亡三千七百万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大陆死亡人数为四千零四十万至四千三百十九万之间。胡志伟说：三年饥荒饿死五千万农民。
社教与杀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对不是单纯的对农民的思想教育运动，它实际上是一只包着天鹅绒的铁拳头。许多人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杀农民？说得高尚点，是为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乌托邦，说得低下点，是为了让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而集体化则是为了从农民那儿多弄点粮食。中央办公厅的一份文件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广东、云南实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同时，还帮助了完成粮食任务。“从运动初步情况来看，效果很好。……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潮阳县五个乡统计，在二百十六个单干户中，原来只卖粮一万三千斤，经过说理斗争后，多卖了六万二千斤。”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办公厅的报告说：广东三个专区统计自杀四十五人，逃跑九十人。山东吓死、打死十多人。
继续一九五七年的大规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是六十年代初的更大的一次社教运动。薄一波说，到一九六三年二月底，湖南死亡人数七十六人，（有的说死了九十七人）。
在一九六四年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仅北京郊区通县，自杀的有七十多起，死了五十多人。山西洪洞县也死了四、五十人。
文革农民死于非命二百万
紧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是文化大革命，丁抒对这个时期农民死亡情况的研究表明，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物件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全国以二千余县计算，一个县平均死一百左右，农村死亡总数在二百万左右。”
血染的大寨红旗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口的旗帜的最大因素是它符合毛泽东政权集体化乌托邦的理念和农村为城市服务的功能界定。周恩来在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夸奖它“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么快，完全是靠集体的力量。”“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点八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二千斤。”
三十年之后，人民终于发现大寨这面红旗除了愚昧、谎言，还有恐怖的血腥味。一九八零年《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说，大寨制造的祸害之一就是“不断爱斗，七斗八斗不停止”“把许多干部群众当作‘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这样乱批乱斗的后果，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残废，后果是严重的。”这份报告没有披露大寨到底有多少人被整死，但《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履行了一个记者的天职：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年期间，昔阳县死于“全面专政”人总计一百四十一人，伤者不计其数。其中二人棍棒之下当场毙命，十四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不堪谩骂凌辱自己惨烈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其中六十二人是用绞绳上吊，三十六人投水自尽，六人跳崖，还有二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瓮窒息而死。
暴力横行的农村
中国名气很大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将传统中国乡村的权力类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叫横暴权力，这是一种利用暴力进行自上而下的不民主的、威吓性统治的力量；第二种是同意权力，是一种经过社会默许、契约、退让而形成的权力；第三种是教化权力，即通过文化的继承和传统的限制所造成的力量和社会支配。费孝通教授的三种权力划分理论虽然是讲“传统中国乡村”，但在现代中国，中国乡村社会的横暴权力仍然随处可见， 甚至是一种主导性权力。
一九七八年前，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农村行使横暴权力的开始是土改。第一次威吓的农民是地主。在这之后，共产党政权则基本上是对农民行使横暴性权力。
在一九五三年的那个决定实行统购统销的政治局会议上，共产党政权的最上层决策人士因为心中无底，担心农村爆炸性的后果发生，毛泽东因此号召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准备“打一仗”。统购统销就是在这种国家政权摩拳擦掌的背景下开始了。
在统购过程中，说有的政府就是强盗政府，并不是夸张之举。广东新会县莲溪乡的政府、高要县第九区的政府就是这样干的。他们拿着秤挨家挨户要粮食，不卖的就当场绑起来。一份报告披露说，高要全县各区均发生严重的吊打现像。
中国农民是温驯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永远就是沉默的羔羊。一九五七年之前，中国农民眼见着自己的自由日益被剥夺，也曾经一再尝试对毛泽东政权的集体化有限反抗。例如，江苏泰县数个乡“闹事”，到县里请愿的农民有二千多人。
浙江在集体化过程中全国冒进排行第一，但广东也不逊色多少，大概因此之故，这两个地方的农民闹得最利害。广东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浙江仙居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全县三十三个乡镇中，有二十九个发生闹事事件。全县三百零二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者占一百十六个，部分垮台者五十五个，入户社员由91％下降为19％。“大几百农民和县领导形成对立，由于不答应他们散社，在少数人的煽动下，竟将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门窗砸烂了，这几乎是一场暴乱了”。
据说现在已经披露的材料看，浙江仙居事件是合作化运动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事件，这一事件惊动了中南海。毛泽东曾经派人火速赶往事故发生地进行调查。当时参加这一调查的人员回忆说：仙居的农业社基本都已经解散了。当时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从中央农村部下去调查这位官员说：由于社会不稳定，不要座卧车去，那样目标太大，要坐吉普车。这些“钦差”“车出钱塘在萧山县属的路上，便遇到结队的农民张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浩浩荡荡迎面而来。”
但是，伴随反抗的便是毛泽东政权对农民施加的更加直接的暴力。在仙居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政府组织侦察力量，逮捕九人，拘留四十二人。广东为了遏制退社潮，在一个月内，批判斗争了二千多人，戴帽一千一百多人，管制一百三十五人。
镇原惨案
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情况看，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农村最具暴力和恐怖色彩的事件是甘肃镇原冤案。镇原是甘肃省的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在一个国家向农民要粮食几近疯狂的年代，这个地方的农民却要吃返销粮。这是这个地方的农民命运悲惨的最大原因。
一九五八年七月，平凉地委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带工作组进驻镇原县，他们的使命是要揪出影响粮食增产的反革命分子。两个月之后。他们在这个贫穷地方居然查出“阶级敌人”二千多人，被逮捕的人数达一千零九十六人。
考虑当地如此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甘肃省第一书记张仲良听完工作组的汇报后居然立即表态说：“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前来打击阶级敌人的除了公检法这些专政机器之外，还有正规公安部队。
镇原县城开始戒严，机枪随处可见，然后，全县大逮捕开始。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录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逮捕四十八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与村里的一个贫农社员重姓重名，在逮捕大会上叫到这个人的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站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二百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张沟大队有个社员到大队部要粮，问姓名，回答说‘刘国章’，工作组负责人居然荒唐地说：‘刘关张！刘关张在三国时就搞得乌烟瘴气，现在又来搞乱社会主义，给我抓起来。’此人吓得转身就跑，结果还是被抓进监狱，不多时即死在狱中，其母亲也饿死了。”
一九五八年一零月三一日，甘肃省委批准将此案定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到一九五八年底，这个县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一千六百五十人，（在社会上还逮捕了一千三百四十七人）其中逮捕判刑一千五百零三人，死在监狱的三百三十三人，被管制的一百四十七人，老百姓被迫扒驴粪、钻鸡窝，抱磨盘、拔胡子。三百四十七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前后受到批判的有三千多人。
强迫组织化与暴力
三十多年的农村集体化，衬托出来的政权性质及其权力行使方式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横暴权力。可以说，中国农民是从共产党将其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开始体验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不自由。
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最需要的是一种作为种田人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就是“干活自攒自，有劳有逸，自由自在”。合作社时代的“吹哨集合，插旗干活”这种近乎军事单位般生活，农民会有自由感吗？有的合作社不准串亲赶集，不准私自经营副业、否则以“违法集体利益论处”。有的合作社甚至规定，夜间不准私自外出，违者以“偷窃论处”。为了实行此规定，有些乡在街口持枪站岗搜查。在这种情况下，怪不得农民说“入了社， 还不如劳改队”。
很多人认为农民失去人身自由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高潮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农民没有人身自由的事情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这主要是指中国农民被直接和间接地强迫纳入共产党政府主导下的集体化过程，农民向政府抱怨“组织起来不好”实际上就是控诉政府以集体化为名，剥夺农民个人自由。
强迫性的集体化过程开始于东北，东北是共产党最早接管政权的的地方，由于担心农民中有的人先富起来，高岗领导的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手段强迫农民加入互助组比率达高达70－80％。强迫方法之一是无休止的开会，说服，直逼得农民怕耽误生产不得不答应入组为止。在强迫入社之外，还有强迫不许退社。有的地方规定，组员要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仍然要退，就只能‘净身出组，车马留互助组’，而且不准组员和退组户来往。有的还规定，哪个互助组散了，罚款一百万元（旧币），给军属代耕一坰地。
一九五一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华北地区召开农业合作化会议。毛泽东对主持会议讨论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说：“一定要请树理同志参加，别的人缺席一个两个不要紧，赵树理可千万不能少。”“他最深入基层，最了解农民，最能反映农民的意愿”。人们都知道赵树理写过《小二黑结婚》这样的名篇，但毛泽东对赵树理如此看重，并不完全因为他是书生，实际上，赵树理还是一个专管农民的父母官。他后来话：“照我了解到的农民是愿意单干，不愿合作”；现在的农民不愿意搞集体化，他们正在琢磨“一家一户，吃吃劲劲，自自在在地好好几年”。
尽管农民的民意如此，但农民的民意算什么？共产党政府没有让农民“一家一户自自在在好几年”的时间表。将个体农民纳入组织化过程的集体化立即开始。“在浙江萧山市尖山下村，一九五零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以村为单位进行了土改。土改一结束，县委即以增加生产、阻止两极分化为目的，组织农民办互助组”。
一九五二年的四至八月，一个包括全国劳模和农业科技工作人员在内的二百余人的庞大中国劳模代表团被派往苏联，此行的目的是学习社会主义老大哥的集体化经验。劳模之一吉林韩恩农业市场合作社领导韩恩说：“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与此同时，党的喉舌为也开始为集体化迅速制造舆论，大意是如果不走集体化的道路，旧社会就要马上卷土重来。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河南十六个村发生了悲剧，那里的三千七百五十三个农户当中有一百八十五户正在卖地。”
在劳模说教，舆论导向之外，强迫组织化的惯常手法就是搞政策倾斜、经济强制。与其他的强制比较起来，这种间接的强制手法算是那个时代最温文尔雅的强迫了。高岗领导的东北在搞农民互助组时首先使用这些手法。“吉林、松江两省某些老区，采取各种方法排斥限制单干，如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荒时不准先占场子。……不给贷款、贷粮、贷农具、合作社不卖给任何东西。有的人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单干户‘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
河北雄县北沙口乡，有的社员因不满要求退社，乡总支书记威胁社员说：“退社就是和国家分家，分了家，粮食局、供销社、农业社一律跟你们绝交。”
山西长冶晋诚一些农民因为没有入社，供销社干部拒绝卖食用油给他们，晋诚三区贾泉供销社规定社员加入农业社每人每月共油七两，入了互助组六两，“单干”社员只供五两。
在“经济强迫之后，便该轮到“政治强迫”了。当时官方的一篇文章给“政治强迫”了另外一个名词叫作“政治威胁”。即将所有事情，无论大小，上纲上线，如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挂钩，对农民搞“政治威胁”。这种“政治威胁”法是共产党政府在历次农村运动中使用的惯常手法。
河北省大名县的两个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那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文集村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
浙江吴兴县善连区利用一次斗争富农大会向群众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这一招真灵验，农民怕重新划分成分，与富农为伍，便苦苦哀求入社。
河北雄县北沙口乡，有的社员因不满要求退社，乡总支书记威胁社员说：“退社就是和国家分家，分了家，粮食局、供销社、农业社一律跟你们绝交。”
山西长冶黎城的干部，以“不入社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想美国”等威胁群众报名加入合作社。在那个中美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的年代，让美国与自己有瓜葛是祸非福。
“政治威胁”往往伴随两条路线斗争，在那个路线是纲、是生命的年代，一旦问题进入路线阶段，暴力和恐怖便立刻将至。官方文件将这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名义下的“行政强力”例如，一九五八年秋末，在农业合作化已进入高潮的时候，浙江祝会乡某村的原村长就是顶着不办，还说了一些“怪”，县公检法派人随工作组进驻该村，先把他们当“阶级敌人”批斗，后来又把他们全家遣送黑龙江。
集体化往往伴随着“单干化”,这是物极必反的规律在起作用。在当时，“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化。在一九七九年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之前，中国农村先后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单干化”运动，最早是一九五七年浙江温州的包产到户，然后是一九六零年在安徽的包产到户，接下来是一九六二年在安徽、广东、甘肃、宁夏、贵州、河北、湖南更大范围的包产到户。“如此交替，回圈不止，‘包产到户’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单干化”出现的同时，便是共产党政权为捍卫集体化而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个规律性的现像。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单干风”相伴的是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社教运动，在一九六零年的包产到户出现之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指示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而对付一九六二年几乎蔓延了半个中国的的包产到户的则是一九六三开始的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些年头之外，毛泽东一旦发现反集体化风吹草动，也要发动社教运动。可以说，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毛泽东的社教运动就没有停止过，毛泽东成了一个十足的“社教狂”。
伴随社教运动的往往是赤裸裸的强迫。例如，一九五七年的社教运动是将合作社的优越性、统购统销以及肃反和法制这些问题搅在一起的，这使使人们看到共产党政权在温情脉脉之后“教育”运动之后的铁拳。借助这种形软，实硬的两手方法“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迫使解散了的和退了社的农民，只好又回到农业社里来。”因此，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质上是毛泽东政权在对农民洗脑和强迫集体化。
一个对合作社过程一清二楚的官员说“农民经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条路线斗争，受到批判，甚至有一些富裕中农还受到了斗争和拘捕，但也取得了一条重要经验，这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是绝对散不得和退不得的，虽然农业合作社章程有入社退社自由这样的明文规定，但只是条文而已。……”
恐怖遍野的乡村
许多人纳闷，人都是有良心的，为什么要撒谎？许多人纳闷，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如此驱使中国农民，更有人纳闷，为什么农民不造反？这是因为共产党政权在农村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恐怖。
对农民来说，一旦一无所有，最终会铤而走险，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遵循这一逻辑过程发展。农民虽然穷，但是，他们不恐惧，不害怕。但对共产党政权时代的农民来说，他们不但赤贫，而且恐惧。中国大地数千万农民死于饥荒，共产党的江山居然还是铁打一般。这是因为毛泽东政权把农民整怕了，他们从骨髓里害怕共产党。陈胜、吴广造反的那个年代，皇帝再昏庸、专横，农民的命运再悲惨，也没惨痛到自己被宰割的时候还不能喊叫。中国的农民最后都变成了一座座无声的石碑，唯有在大雨冲刷时才掉些愤怒的眼泪。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农民后搞了多少运动？互助组、统购统销、合作社、五七至六六年几乎不间断的社会主义教育、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无穷无尽的运动，在运动中，农民还被批判、斗争、折磨、谩骂、吊打、毒打、捆绑、游街示众，逮捕、逼得逃跑、被吓死、气死、饿死、活活打死，从里到外遭受从肉体精神的折磨，还目睹了梁漱溟、李云河、彭德怀、邓子恢等大小中共官员为农民说话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命运，遭受过所有这些劫难的任何人都会对毛泽东政权毛骨悚然， 恐怖之感油然而生。
薄一波在回忆中说，当年河北徐水县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区后，所有党的领导人几乎都参观了。在这些参观人当中，如果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和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是骗局的话，实在难以想像。他到徐水参观的时候，他看出那些挂在棉桃上的棉花全是假的。他的同伴也告诉他不要与这些假棉桃合影。但是，没有人出来揭穿这种骗局。
在河南信阳百万人大死亡事件时，“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至横川县的公路上看到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见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们的饥饿情形。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号实话。”
大跃进期间，在甘肃镇原的有些地方，农民吃一顿好饭，也要设岗放哨，唯恐干部看见。
庐山会议之前，河南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手下的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庐山会议后，马龙山凭其第六感官预感大难将至，居然在县委会议上反咬张福鸿擅自作主搞包产到户。张据理反驳。马龙山先是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其发动批斗，然后将张福鸿活活打死，以图杀人灭口。在犯下如此罪孽之后，还编瞎话说张是畏“罪”自杀，立即埋掉。（这个真实故事的结尾是马书记按律当斩，但仁慈的毛泽东大笔一挥，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集体化的任何一个过程中，强迫与恐怖都是相伴相生的，最后，毛泽东政权将恐怖“升华”到了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超级境界，让人们随时都感觉到一种无法捕捉到的莫名其妙的恐怖感。
想到共产党政权制造的这种恐怖，便可以想到安徽小岗的农民在那份满是错别字的生死协定上为什么要将包产到户与杀头坐牢相提并论了。在他们以前，浙江永嘉农民在李云河带领下，带头搞包产到户，最后曾导致上百万农民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二百多农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农民徐适存因在群众大会上高喊“包产到户就是好”而被定罪为“破坏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后死于监狱。
在毛泽东政权体制之下，农村干部时常扮演双重角色，他们既是抄刀的刽子手，也是毛泽东政权路线的受害者。河南信阳事件中，不仅有百万农民成为饿死鬼，还有八位县市委书记被逮捕法办，其余的统统被撤换。永嘉县委带头搞包产到户，结果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被打成中右分子，撤职降薪；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被定成右派、撤销职务，劳动改造；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戴洁天成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县农村工作部予以取缔，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周祥千、局长胡宣哲均为右派，秘书潘长平为坏分子，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
即使在毛泽东死了数年之后，恐怖之气氛在中国农村的上空丝毫也没有减缓。到一九八一年冬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使已经得到中央首肯，但在农业大省四川，有位市委领导还在公开发表讲话，声称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性质问题，要坚决纠正，为此不要怕减产，不要怕干部躺到不干，不要怕群众闹事，甚至扬言要动用专政工具。长江边一个大城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莞里钻，那也没有办法。”
鉴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恐怖，今天的人们不得不佩服陈庭元、王郁昭、万里这些农民父母官在推动农村“大包干“改革中的勇气。前《人民日报》的农村工作部主任说：几乎是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包”字便成为禁区，“从一九五七年后到一九八二年前，在《人民日报》上找不到‘包产到户’的字样，提到的只是批判它的。”他们可以是冒着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的代价在推动农村改革，安徽包产到户的试点县肥西县的负责同志曾经说：“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万里这个省委书记先是受到《人民日报》的围剿，当时的全中国也只有区区三个省委书记与他有共同语言，要不是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个中共元老出来为他所话，万里的政治命运和生命故事肯定要重写。
──原载《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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