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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9日讯】
假如没有了朱学勤，上海在思想上就有些贫血了。
我当然没有理由将朱学勤架空于上海，事实上，如果没有例如学勤的导师金重远先生对他的“爱护和保护”，没有“王元化先生出任”《道德理想国》作为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在关键时刻”给予学勤“关键性的支援”，没有沪上其他精神朋友与学勤的切磋砥砺，学勤怕也要出走或流浪异地吧。2000年的一天，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学勤说到他的老母亲劝他不要写“那些惹祸的文章”，（大意）联系他在《道德理想国》序言中自述的1989年秋后读博三年中的“困厄”、“波折”，我就格外猜度到尊敬的人们所给予学勤的帮助是多么珍贵！但我还是要坚持前述，因为这指证了扼杀过《世界经济导报》的城市是多么的黑暗！
朱学勤为什么能走得这么远呢？当然与他的天赋与勤奋相关，但我以为主要的原因不在此，论智商，他的智商可能不比曾率复旦辩论队获得冠军的王沪甯、俞吾金高，论勤奋，他出的书远没有例如许纪霖先生多。我以为，朱学勤所以能走得这么远，主要还在于他有着特别坚韧的执著。我下这一结论的根据何在呢？ “1989年秋，风卷残云，沈埃未定。我带着上山读书的心情 再入学府，投师复旦金重远先生。……更何况这三年还有这三年的困厄，甚至横生波折，差一点打断我在复旦的正常学业。如果没有金先生在关键时刻的仗义执言，多方奔走，我能否把心中积压多年的一些想法写出来，或者写完之后能否顺利通过答辩，都是难以想象的事。三年自有三年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将来总有回头细说的时候。”我的结论仅仅基于这里的最后一句话：“将来总有回头细说的时候”！为什么？这叫“耿耿一念”！“耿耿一念”不是学勤说的，是秦晖说的。学勤与秦晖行文的文体不同，各有千秋，但同样明白表达了对“风卷残云”年月的“耿耿于怀”！人们要说了，既然现在无法细说，又何必愤愤然表露对于邪恶的“不宽容”心迹？这就是我的朋友傅国涌在写许良英先生时说到的，一个正直书生的“迂”与“硬气”了！坦率说，有缘有故的憎恨也时刻如烈火在我心里燃烧着的！林贤治先生说过“叛逆之外无思想”，我愿意同样偏执地说：“6·4”之后──“硬气之外无思想”！是不是偏执呢？天可怜见。
对于“波折”，少年学勤就已经不生疏了！（我所以特别看重几位中年进步知识份子，就因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远离过惊恐、邪恶的纠缠，这是青年新进们还不可能有的“人格依凭”。）学勤1952年出生于上海，14岁小学毕业，碰上取消升学考试，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中学。有一天，淘气的少年寻找打飞掉的篮球，在学校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无意间翻动出一大堆“四旧”，不禁大喜过望，并抱了一大摞回家。其中有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世界史教材，40年代的翻译本。这少年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11月7日的事件，……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不久，因不在意将“娘希匹”三个字写在了“毛泽东万岁”的旁边，有了“反革命嫌疑……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一本一本全撕了……我成了一个小牛鬼蛇神，成天擡不起头……”
少年恐怖对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的摧残是巨大的（这我自己就有切身体验）。1970年插队落户时，学勤说他因为出于喜欢“问题中人”的大哥哥们而没有与同级同学一起走，去了河南兰考，我分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少年恐怖在有大胸襟的哥哥姐姐们那里，才能被稀释、淡忘，并且确保不被老疤再揭、旧账新算。
学勤1972年进河南巩县工厂做了工人。那时他对回乡知青怀有深深的同情，觉得他们这些“洋知青”堵塞了“土知青”的路，这细腻的同情心让我这当年的回乡知青特别感动──“极左”对我们农村的青年来说，罪孽更多了几层！
作为一个文革中的初中毕业生，恢复高考后的学勤直接报考硕士研究生很不顺利，个中可能也不乏“波折”，连考四年才考取。1985年学勤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直至1991年，（这么说他的博士生涯是在职的？）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此前已调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不知何年获得了教授职称。我所知道的学勤的著作现有：《道德理想国的破灭》、《风声雨声读书声》、《被遗忘与被批判的》和与《问题与主义》（秦晖）、《自由的言说》（徐友渔）一起刮出来世纪末思想飓风的《书斋里的革命》。无一本不精彩。
学勤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路而奠定其思想学术界的地位。他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作其博士论文完全是其长期思想积累的结果。他说：“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1968年为界。……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份子的身份，思考知识份子的问题。用梁漱溟总结本世纪初他那一代人的话来说，1968年的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学术中人’。……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历史实在残酷。‘68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被牺牲了，或者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68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由于各种原因，学勤的硕士论文只论及托马斯·潘恩与法国革命的关系，又过了将近10年，他才了却夙愿。
关于“文革”，学勤有几个重要思想值得人们注意，一是这里说到的1968年这一反思起界，比大多数论者说到的“林彪事件起界”早了数年；二是“两个文革”说，这主要是相对于以张承志为标识之一的，被“红卫兵”这一“抽象符号”遮蔽了的“蓝衫党”们而言；三是提出源于文革时期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现象。关于第二点，我以为他主要还是在提醒人们注意“‘文革’并没有打破前此政治社会的结构”，例如他说到刘少奇仅仅是在他自己遭殃时，才想到宪法与他的地位而不是人民、公民的关系；又如他结合中学时的亲见亲闻说到：机关、部队“大院”中的衙内“痞子”，其“大院文化”“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只是“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更加“流氓”了！而“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还能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 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1983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 学勤称此闷打替罪羊式的“否定文革”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 说得何其深刻、沈痛！一些青年人读学勤时过多注意他的文采，这是浅读，学勤的文笔固然有独特的风格，但他何尝有半点有文人的闲情逸致，他是在用力发掘被官方恶意遮蔽的深层文革啊！
关于第三点，记得钱理群先生也在为其友人篮子作序是说到了，很诗意抒情，而学勤的意图则主要是在探寻那些“思想食指”（不是“文学食指”）们何以“失踪”！大而言之有三个原因：权力的文革式压制（学勤勇敢指出“文革还在延续”）、吞噬人文精神的学院体制与动物水准的经济主义改革，当然还有当年“问题中人”的不争气！
学勤是要做定“问题中人”的！毫不奇怪，在同样“乍暖还寒，间有阴霾”的1995年，学勤参与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发起了，而且决不肯仅仅当一个“报幕员”，也不甘于被横生枝节的旁溢喧哗冲没，而是始终盯住准星，义无反顾，一往直前。先是力批犬儒主义的代表王朔与王蒙，这一点对我们尤其重要，因为我发现有些所谓“民运”人士与所谓“独立知识份子”，他们的人格、应世心态其实已经与犬儒主义貌异而神通！（当然这不应当成为官人与庸人们，从根本上否定民运与知识份子独立品质的口实！）
请看学勤道义与理性兼当的文字──
“我之所以迟迟不能接受王朔的小说，也难以同意将其评论为平民文学、后现代试验、意识形态的有效瓦解或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与我‘文革’中的那段记忆过于深刻有关。后来，我也有幸落入过那种大院，穿过几年那种颜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则更难纠正这种偏见。”
“凡尔赛（学勤的借代妙笔──引者）的前任文化部长”用他“那口凡尔赛的辩证语言说，这叫‘既不违背四项原则，又能顺应市场经济’。真是见道之语。除此之外，你还能想得出什么语言能如此透彻地道破形而下前现代痞子文学与形而上后现代话语在表面‘佯痞’或表面‘佯洋’的掩护下，骨子里算到家的那种政治滑头与经济盘算？”
王蒙问题或者王蒙现象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题。这个话题固然与文革相关，但更与中国文人传统有关。关于这一点，鲁迅的人格、文化批判，十分精到，但其视野还不够开阔，而学勤他们则更上层楼，达到了现代文明理性的高度。这高度从最直接的方面看，就是在继续注意“左”的同时，又超出“左右之争”，站到“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彻底反思中国文人的文化传统。在接受对王朔基本持保留态度的李辉先生的访谈时，学勤作了一系列相互粘连的纲领性的陈述──
“九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界掉头向下，而且是放量下跌……向下突破的标志，就是犬儒思潮盛行……认为知识份子无所作为，只能听任经济发展，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民主自然会来临。……典型提法就是笼而统之地说‘告别革命’，告别哪一种革命？如果说要告别过去那种祸国殃民的左倾‘革命’，我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知识份子今天必须保持的抗议精神当作革命情绪来告别，这就需要斟酌了。”
对犬儒主义的批判学勤是做得最精彩的，而这中间他对“传统文人”与“文史墨客、政客的局限”所作的揭露，更显得独特而重要！他这样说：“毛泽东的浪漫政治，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官僚结构的历史传统也有联系。我们科举举士，考的是文章辞赋，长期以来产生的是诗人政治家，诗人官吏。县令、知府、巡抚，长处是吟诗作画，听到老百姓击鼓喊冤，才上大堂理政断狱，这是他的业余行为。一退到后堂，他们喝酒、吟诗、作画，一派文人气息。……我对中国官场内外的文学化压力是持警惕态度的。”
沿着顾准的理路，朱学勤的研究与言说成为当今中国，对法国革命─列宁革命─中共意识形态与文革及其延续，最彻底也是最坚决的系统清理。到了1998年，清理面对的物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那就是非官方思想界出现了公开明晰的分野，除了先前的“官厅经济学”（秦晖语）之外的不论公正与腐败的“主流学院经济学”，以及羞羞答答地由“新权威主义”延续下来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学上又出现了兼具“浪漫左派”、“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朱学勤是最早公开肯定何清涟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与秦晖分别为何著作序），学勤与萧功秦都在上海大学供职，私交据说也好，但他毫不讳言与萧的“新保守主义”价值趋向之间的尖锐分歧，而学勤最投入的则是与“新左派”的争论，并且鲜明持守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点与秦晖有基于语境上的差异，二者相得益彰）。因此，可以毫不夸大的说：朱学勤是世纪之交“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将！
他申言：自由主义的“多元、宽容，第一应该针对权势而言”。自由主义不是用来坐而论道的，而是用来走路的！自由主义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洛克、休谟是其古典代表──引者）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波普是其代表──引者）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哈耶克是代表之一──引者）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卢梭式的“人民”招牌！──引者）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所谓英美价值观的发源地！──引者）……”“自由主义者始终将民主与法治列为他们在当下中国的第一要求，……”
新左派“认为史达林体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一体制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原版，这一说法与文革中谴责苏联是变修变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说法十分相像。”与秦晖相似，学秦也冷静地注意到自由主义在中国应当有的语境差异，例如“在自由主义已经实现的地方，消极自由再消极，也不会有太大的消极后果。因此，以赛亚·伯林只要创建一门自由主义的‘静态力学’即可。在自由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地方，片面鼓吹消极自由，至少有一部分会被犬儒思潮所利用。”因此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争取消极自由”。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宪政治国，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学勤先生痛陈新左派的出现盖因“当年否定文革却又不许研究的禁令”。学勤深深忧虑：如此下去，“今天有新左派，明天更年青的朋友也许会变成‘新新左派’。这样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即使赢得尊重，也不会超过日本这样的民族，因为它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时，对本民族的内部阴暗却采取了与日本同样的封闭态度。在新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确有可能走进世界前列，但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却可能是个令人担心的不可测因素。” ……新左派倾向，首先“是对二十年改革中孕育的机会主义倾向（我理解即所谓的邓小平及后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引者）的惩罚，是机会主义激起的时代报应”！
还是在接受李辉的访谈中，学勤与一些海外朋友说得一样明快：“关键之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一定要在国家制度层面以宪法成文的形式规定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使民间人文知识份子有合法的反对权，处在合法反对位置上，人文知识份子不断发出批评乃至抗议，……不批判，鸦雀无声是危险的，只批判，却不注意批判的方向，则同样危险。新左派……没有认识到毛泽东造成的文化革命灾害之所在，与他们今天浪漫的批判方向是有联系的。” “ ……真正的弊端是权力，技术官僚也好，人文批判家也好，面对这个不受制约、不受制衡的权力，你束手无策，这才是中国问题的Numer One ，中国的第一问题！绕开这一Numer One ，扯那麽多的后现代、后殖民，只会模糊这个第一问题的尖锐性。”
因此，“……只能是这样：既反对犬儒主义，又反对‘新左派’”！
关于包括“新左派”在内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倾向，学勤写过多篇文章予以回应，尤以《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著名，因为这篇大作恰好发表在大使馆被炸的前几天，好似提前几天发放“双民主义”的“避孕药”。──民粹主义有两个历史来源，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会主义的空想与农业乌托邦两者一拍即合，三代知识份子就跌倒在这一同构效应里。民粹主义还有一个历史来源，更顽固，来自中国士农工商的前现代社会结构。民粹主义在近代中国，可以表现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复古，五四以后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热烈演说──‘庶民的胜利’，也可以表现为三十年代流行于上海亭子间左联作家和酸涩文人的‘怀乡小说’，还可以表现为世纪末‘后现代’新左派思潮”。
而民族主义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一人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
近些年来，思想界对学勤有一些误解，例如说他完全否定了卢梭的价值，否定了理想与革命，我想，即使是我上述的简介也足以证明学勤根本没有那些常识错误。学勤是我深爱的常识思想家之一，他的文章很好看也不难懂。但是，我必须承认，自由主义并不能靠粗心大意的浅尝辄止，就能够把握到的，自由主义是常识的，但它是经过细心推敲、反复揣摩的思想，比如说，中国人的这样两极应世态度或表现，就很难得到自由主义从容不迫、勇而不躁的精髓，一是忍辱负重、绥靖苟且，不疼到自己身上便袖手旁观；另一种是众人乌合，一哄而起，成则必捞一把，或者一哄而散，败则推过于人，不负责任。学勤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他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不是事后说说而已的，而是一定有其行为中的人格作依凭的，当然，这也只能有待日后由他本人来细说的。
源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既然是“让人走路”的，那就必须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学勤是自觉于此的，他多次谈到过这一问题。让我引述其《让人为难的罗素》中的一段话作结──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
那麽，就让我们一起践履学勤说的话，无一日不拱“卒”！
──原载《中国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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