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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3日讯】中国劳改制度的强迫劳动一直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财源。 对犯人的惩罚并不一定随着那一枪击中犯人的后脑而中止。犯人的家属被迫支付那子弹的钱。在不到二十年以前，一种抑制免疫系统从而可防止接受器官移植者的身体对新器官排斥的药物CYCLOSPORINE被引入中国，然而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劳改营已转变成为经营死囚器官的公司。
魏京生，这位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中心的人权推动者，在1998年6月4日的美国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 ，当他身为死囚犯时，一个卫兵告诉他，“几乎没有例外。先给犯人打麻醉，就象杀猪一样……我们用布把他们包起来，再把他们带到行刑的地方 。无人在乎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而且，魏先生还说，他通过一位二十岁的同狱死囚犯人的合作，证实 官方违背犯人的意愿摘取器官。那位姓张的年轻犯人与魏约定，假如他看 到配有摘取器官装备的医疗组在等着他被执行死刑时取他的器官，他就大喊：“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医生。”假如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张就象其他被处死的犯人那样喊叫。
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默，张传来了信息。“我第一个反应是满足感，知道这个证据已证实了官方非法摘取器官的事实。但这种感觉马上就被 另一种感觉代替了。”魏先生对国会的委员会说，“我第二个感觉是心头非常沉重，明白这位年轻人用了他的生命记录了一件难以置信的罪行。假如我没有机会把这罪行告诉别人，假如我没有机会争取制止这种罪行的继续，那么，我必须向这个年轻人道歉。一直以来，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责任感。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恶行。”
吴弘达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9年，他也曾在国会作证。他的劳改研究基金会指出，枪击犯人的子弹的用法反映了器官的市场：枪击头部，说明肝脏有人要，枪击胸部是因为需要眼角膜。国际大赦组织也报道一种在中国 已得到接受的毒药注射方法可用来处死犯人而不致伤害关键器官，也可用 来模糊生和死的界限。
他们给年轻的不吸烟的囚犯作血检和医疗检查来评估囚犯的器官是否与正在到来的病人相匹配，调查员解释道，法院再随后确定行刑的日期。
●中国的犯罪延伸到美国
早在中美间谍飞机事件爆发以前，西方阵营就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个逐渐崛起的超级大国。魏和吴把器官交易公布在中国的人权展示台上， 而此展台早已被监狱劳工、童工、强制流产、对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和西藏民族精神的迫害这些罪行的指控所占满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香港自由的令人寒心的压制以及时不时地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实在 难以消去华盛顿的反感。商业利益团体努力用帮助中国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方式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关系，那么在迪弗罗医生公布了爆炸性的已涉及美国本土的中国的罪行的事实后，现在那些商业利益团体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要难得多了。
突然，那个曾经仅仅是一种都市传说，一种远方世界的科幻恐怖故事 ，一下变得非常真实，而且就在这儿，纽约街头。人权活动者说，假如此事在这儿可以发生，那么在北美其他成大城市，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到温哥华、到洛杉矶都可能发生。
中国政府在1990年公布了“使用死者或死刑犯器官条例”，声称犯人作为器官捐赠者，必须事先征得本人同意或其亲属同意，除非尸体无人认 领。人权活动者对此宣言只能苦笑。他们说，犯人常常是不允许和他们的家人联系，执行死刑后没有人去认领尸体，囚犯的器官被摘下后尸体马上就火化掉了。政府还要求从事器官摘取的医护人员秘密地操作，“外科手术车不能带有医院的标志；医生在刑场不能穿医院的工作服装；摘取器官时必须有警卫看守，尸体必须在器官摘下后马上火化掉。”
试图找到器官来源的人权组织也许可以把手术的日期与同一城市执行死刑的日期相对照。但这办法并不一定可靠。尤其是政府已有所选择地公布执行死刑的记录。劳改研究基金会说那些为中国政府帮腔的医生们宣称不准接触器官捐赠者的家庭成员的规定，不允许他们告诉病人器官来自何 处。
器官交易使类似迪弗罗这样的医生感到十分愤怒。“我认为这是严重违犯人权，而且这种做法与器官移植界所向人们宣传的关于器官移植的做 法相关太远。这种做法根本没有用合适的方法得到捐赠者的同意。我认为犯人并没有给予捐献或不捐献器官的选择权，这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观点 。”迪弗罗医生这样评述。他还说：“中心议题是没有经过本人同意而摘取器官，并把人体器官当作一种商品。”迪弗罗医生甚至没提他压根就对死刑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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