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8日讯】2月26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记者调查显示，在湖南的一些贫困乡村，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繁重学费带来了辍学潮，分配困难加剧了“打工潮”。
心酸的事实引起了检察日报记者的强烈共鸣。以往，每次我回老家安徽农村探亲，乡邻们在我面前最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话题就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名次。村里的大学生、研究生一直是家长教育孩子上进的鲜活教材。在今天一些人看来需要批判的“读书做官”的理念驱动下，村子里那高涨的读书热情和田间地头弥漫着的淡淡书香，感动着、鞭策着一个又一个穷苦的孩子。
然而，两个学生的分配命运逐渐改变了乡亲们的眼光。含辛茹苦的父母背负几万元债务将孩子供到大专毕业后，得到的回报是孩子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到河南打工，还差点上了“传销”的贼船。
读书能有什么用？面对乡亲们迷茫的双眼，我陷入了困惑。任何高深的道理，在无形的经济压力、毕业出路和生活重负下，都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除了上个（将来单位好找一点）重点大学外，农民们别无选择———如果上学只能徒添自
己的负担，上学不能改变家庭生活的命运，上学不能见到效益甚至收到负效益的话，那么，任何试图说服生活困顿的农民具有远大目标和理想的努力，都无异于天方夜谭。
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泛起，不是农民认识在退化，而是无情的现实下，新一代家长为自己逃避义务、逃避将来孩子责难而寻找的一种借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别进一步加剧带来的观念冲击，是新一代农民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某些缺陷的无声的抗争。农民非但懂得读书的用处，而且有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优良传统。但是当他们的所有希冀和努力，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的时候，他们容易作出这种违心的、无
奈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代价太过沉重了。所以需要反思的是教育制度的设计者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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