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鲍彤的新书《中国的忧思》。鲍彤先生是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一九八九年鲍彤因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而被逮捕入狱。他被中共开除了党籍，并被判刑七年。一九九六年他刑满出狱后，仍被软禁了两年，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获得自由。《中国的忧思》一书收入了鲍彤先生出狱后所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接受采访的实录。
鲍彤是因反对“六四”屠杀而坐牢的中共最高级官员。他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拥有四十年党龄的时候，被开除出党。回首人生，看这一入一出几十年人生经历，现在在北京的鲍彤先生说：“我当年是高高兴兴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高高兴兴地离开。”
主持人：鲍彤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他在上海南洋中学求学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
鲍彤：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是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度过的。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学里的两位老师和好几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
主持人：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年的一首歌唱共产党的歌曲：“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鲍彤：我当时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党是为全体人民争取民主的党，所以我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赶上了“反右派”，赶上了“大跃进”，赶上了“反右倾”；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人生的道路增加了一点阅历，增加了一点经验，使我产生了改革的念头，觉得中国是要改革。
主持人：曾经在鲍彤主持的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室所长，现在在美国的严家祺先生回忆鲍彤先生推动中国改革的许多作为。
严家祺：一九七八年鲍彤在国家科委工作，为全国科学工作者大会起草了大会报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七八年《光明日报》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发表以后，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次会议我去了，鲍彤他们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化革命中对待知识分子非常不尊重，所以那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影响非常大。
一九七九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理论务虚会，鲍彤在会上作了很多很好的讲话。赵紫阳在一九八零年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鲍彤就从国家科委调到赵紫阳那边去工作，他还参加过《光明日报》组织的一些座谈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鲍彤发表过一通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当时我想，他在赵紫阳那里工作，还出来反对官僚主义，这倒是不简单，所以我对鲍彤有很深的印象。到一九八六年的时候，邓小平通过赵紫阳成立了中国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办公室，当时鲍彤主持办公室工作，我当时和他一起工作。鲍彤工作得非常认真。
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经担任鲍彤先生重要助手的原《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共中央政改办研究员吴国光先生回忆说：我是一九八六年认识鲍彤的，我参加了中国当年政治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在鲍彤主持下我们当时非常广泛地讨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通过党政分开制约党的权力，通过强化行政权力来提高行政效率，从中央下放权力到地方，政府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制度的改革，民主的发展，特别是提出差额选举，还有法制的建设等等。鲍彤在其中都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
但是，中共十三大以后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使得民众非常不满，这才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鲍彤在一九八九年学生刚刚开始起来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情况下，我看到他召集了座谈会，他说中国的改革一定要过民主这一关。他还代赵紫阳起草了在亚行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学生这样推动民主，热情是非常可贵的，我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学生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说腐败的问题，言论自由的问题等等”。他的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进步的，但是，当时中国政府内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强硬保守力量很快就压倒了这样一些主张改革的声音。所以，鲍彤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的前几天就被非法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并在“六四”以后被判了七年徒刑。
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现在在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张伟国先生认为，鲍彤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的说理方法，与鲍彤在中国改革中的经历很有关系。张伟国说：由于鲍彤先生原来从事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工作，他的说理的方法对于那些跟共产党体制和中国大陆社会有密切联系的人来说比较能够接受，比较能够对症下药。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的鲍彤先生谈到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以及他被开除出共产党一事时说，现在作为一个为民主而呼号的公民，他于心无愧，晚上还睡得着觉。
鲍彤：通常，人们都把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的中国叫作“新中国”，不过我看在民主问题上，无论旧中国，无论新中国都不及格。如果是及格的，就应该是“公仆”向“主人”靠拢，跟“主人”保持一致，难道会反过来要“主人”跟“公仆”保持一致吗？民主尚未及格，不去努力建设民主，反而把民主看成洪水猛兽，如果这就叫作共产主义觉悟的话，那么我自愧觉悟不够，理应被开除出党。所以，我觉得现在作一个为民主而呼号的公民，于心无愧晚上还睡得着觉。
当年，我加入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跟人民在一起，跟老百姓在一起。现在共产党把我开除了，那我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但是我仍然跟老百姓在一起，跟真理在一起，这个初衷在我是不可能改变的，我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追求。求仁得仁，实现了我的理想。
主持人：回首人生，鲍彤先生心中有很多喜欢的诗句，其中明代于谦的《石灰吟》为鲍彤先生所最爱。
鲍彤：我很喜欢这首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还有一首诗，叫作《除夜：太原寒甚》，“除夜”就是除夕夜，“寒甚”就是“冷得不得了”，这时他作了这首诗：“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意思是，我有一句话送给远方的人，这么一点点冷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发愁，马上春风就要到了，它就在屋子的东边，很快就要吹过来了！于谦曾经在太原一带作过战，挽救了明朝，最后明朝的皇帝又把他杀了脑袋。这首诗跟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意境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于谦比雪莱要早三百年到四百年的样子。
主持人：在很多人的经历中，对某些歌曲和乐曲的爱好也常常与自己的人生经历有特别的联系，在鲍彤先生心里，有三首让他最难忘怀的歌曲。
鲍彤：我不会唱歌，但是我喜欢听歌。四十年代的时候，有三首歌我很喜欢。今天我就讲讲这三首歌。
一首是古代的歌，明代的民歌，题目叫《老天爷》：“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不会作天，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你塌了吧！”
这首歌表现的是愤怒，天公不公啊，对这个腐败的统治者表示愤怒。这不是现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歌。我听到这首歌是在五十多年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悄悄地把它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我，还悄声地唱给我听。他悄悄地告诉我，这是三百年以前，明朝末年的民歌。不过我当时隐隐约约觉得，也许不一定是古歌，也许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人谱写的歌，很可能是影射国民党的。但是，不管是谁作词谱曲，也不管影射的是谁，我喜欢这种愤怒，因为这是一种正义的愤怒。
解放以前我喜欢这种愤怒，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这种正义的愤怒。我这个人不分敌我，只问是非。毛泽东说，“敌我”高于“是非”，我不敢苟同。如果是非都还没有问清楚，怎么分得清敌我呢？硬要区分，一定是胡说八道：凡是敌人，就是错误，凡是我，就是正确。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分清是非，“是”就代表正确，代表正义，即使是所谓的敌人，如果他讲的对，那也代表正义。“非”就是非正义，即使是我，即使是我的老师，即使是我的领导，即使是我自己，如果“非”了，那也是非正义。所以我觉得，声讨非正义总是正确的。为非正义而愤怒就值得我满腔热血，为之共鸣，所以对这首歌我是很感动的。
第二首歌就是一首老歌了，是一首送葬的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我担忧。你流的血，照亮道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使人惋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
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悲伤，“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使人惋惜、悲伤”，这也表现了一种希望。“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更表达了一种沉重的、不允许推诿的责任。“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听了这首歌很可能以为是写给“六四”的，不是。这里面有一句话，“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这首歌是写在初冬的十二月，而不是在初夏的六月。这首歌是献给一九四五年昆明“一二.一”烈士的，“一二.一”事件的死难者一共有四位。为了抗议，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昆明联大、全昆明以至全中国的学生示威，要民主，要自由。当时共产党号召全中国人民为这四位死难者同声痛哭。我认为，共产党当时的号召是非常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我们应该把这首歌也献给一九八九年“六四”的英灵。“六四”的死难者当然远远不只四位。到底有多少在”六四“期间死难？也许邓小平知道，因为他是当时唯一有权下令开火的军委主席。也许李鹏知道，因为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了当时他是趾高气扬宣布戒严的国务院总理。
到底有多少人死难？咱们老百姓不知道，因为要保密，当时不许调查、不许访问、不许登记、不许统计、不许估计、不许议论！这是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而十一年以后的今天准不准呢？同样是这些“不准”！有人安慰大家说，中国今天的民主和人权是历史上最好的，中国人应该知足，应该歌功颂德，应该飘飘然。谁能飘飘然就让他去飘吧，谁要愿意歌功颂德就让他纵情歌唱吧！我唱不出来，也飘不起来。
一九四五年有几个特务杀了四个学生，那时候是反人民的独裁政府当政，就是那时的独裁政府尚且容忍全国学生发动示威表达悲痛，表达愤怒。可是，一九八九年呢？那就不是反动政府，而是革命政府、人民政府当政了，这时候不是几个特务杀人，而是出动了几十万军队，用坦克、用冲锋枪来对付几万在天安门前和平静坐的学生！事隔十一年了，现在我们享受“最好”的人权了，可是我们的人民还没有权利知道，到底十一年以前多少人被杀害。老百姓没有知道的权利，有没有悼念的权利。这就叫做“历史上最好的人权”？
所以我想，这一首本来是一九四五年给“一二`一”烈士送葬的歌，应该用来给一九八九年“六四”的烈士送葬。我们有责任告诉“一二`一”的四位死难者，也有责任告诉“六四”的成百上千的死难者，告诉他们：现在不是死者安息之时，更不是生者休息之日。为民主、自由继续努力仍然是我们这些后死者的不可旁贷的责任。历史是辛辣的、残酷的、曲折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历史，面对这份残酷。既然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在我们心里播下了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种子，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应该被任何花言巧语所麻醉，我们理所当然要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匹夫有责，我们自然要当仁不让。继承“一二‧一”死难者的遗志是光荣、伟大的、正确的，继承“六四”死难者的遗志同样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
第三首歌是一首苏联歌曲，旋律是非常欢快的，歌名大概叫《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没有见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四十年代的时候，许多人，包括我，都是这样讲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么苏联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呢？这首歌里面讲她“辽阔广大”，讲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觉得，什么辽阔、广大，什么田野森林，国家大一点小一点，田野多一点少一点，那是祖宗传下来的客观存在，没有讨论的余地，小也可爱，大也可爱，多也可爱，少也可爱，重要的是能不能自由呼吸。能够自由呼吸的国家，那才是可爱的国家。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不可爱，可怕！只要存在着不能自由呼吸的现实，那就无法剥夺这种扎根在人民心中的追求。
后来才知道，所谓”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俄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讲了真相，勇敢地揭穿了这个笑话。在斯大林的统治下，非但反革命不能自由呼吸，老百姓不能自由呼吸，连和列宁一起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也不能自由呼吸。在苏联，自由呼吸是一种特权，那是斯大林一个人的特权。
我们有毛主席，他是真理的化身。我们这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是幸福的，可惜在五十年当中，这种中国人幸福的美梦经常被恶梦打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恶梦，彻底葬送了毛主席的神话，产生史无前例的醒悟。
张志新死了，我们这些侥幸没有死的人总应该作点什么，千万不能给后人留下一个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千万不要把后人复制成为不能自由呼吸的奴隶，或者不会自由呼吸的木偶。于是，我们大家兴高采烈地参加改革，确实有了希望。但是，一九八九年坦克轧过了长安街，冲到了天安门，站在天安门上面的不再是毛泽东，而是“一贯正确”的邓小平。接着是九十年代，五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主持人：鲍彤先生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谈到他自己走过的漫漫心路历程。
鲍彤：对于我来说，四十年代是向往的年代，五十年代是困惑的年代，六十年代是恐惧的年代，七十年代是大彻大悟的年代，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但是到了九十年代，那是夭折的年代，政治改革夭折了，我在监狱中和软禁中度过了九十年代的全过程。九十年代又是忧思的年代，也可以说我的书《中国的忧思》就是我心中的三首歌，对昏聩的、腐败的老天爷表示愤怒的歌；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征途当中，体会到自己责任的歌；对自由呼吸表示向往的歌，经常使我共鸣，使我激动不已。
我的遭遇远远不能与和许多我所尊重的人的遭遇相比。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我所尊重的人被打成右派，我没有，只批了我半年多。反右倾，许多我尊敬的人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没有，只批了我一个星期。文化大革命，许多我尊敬的人被折磨死了，我没有，我只当了十二年的走资派。“六四”，许多我不认识的年轻人被杀死了，我没有，我还活着，只坐了几年牢。在所有经历了这些事件的人当中，在比较肤浅而不太健忘的、始终无法忘情于自由呼吸的人当中，我算是其中的一个。
主持人：鲍彤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现在的日常生活？
鲍彤：我现在每天早上送外孙女，每天晚上再接她回来，此外就是帮助家里作点家务，买买东西。我出去时都有很多人跟着我走。
主持人：一般有几个人跟踪您呢？
鲍彤：六个。
主持人：他们与您保持多大的距离？
鲍彤：有的时候，他们离开我两三米，有的时候就是紧挨着，肩并肩。
主持人：你们是不是都相互认识了？
鲍彤：那当然，我们非常熟悉。而且我知道，今天是这班人，明天是哪一班人，后天又是哪一班人，他们三班倒监视我，他们的汽车、摩托车的号码我也很清楚。
主持人：那么，你们之间有没有说话的机会呢？
鲍彤：那没有，跟我说话，大概他们就没饭碗了。
主持人：在这个过程中，您还有思考的机会吗？
鲍彤：因为不需要考虑别的问题了，所以那时候是思考问题的很好的机会。有节奏地步行，不需要左顾右盼，我也很少停下来，因为我一停下来，那么多人就得停下来。
主持人：有没有机会碰到朋友，停下来聊聊天？
鲍彤：没有。
主持人：您是不是有机会了解社会情况呢？
鲍彤：这种机会当然还是有的，比如理发的时候，站在摊子前面买东西的时候，有些观察，也可以问些问题。
主持人：是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您任何时候出门都会有人跟踪？
鲍彤：对。不管是白天黑夜。
主持人：回忆您的人生经历，什么时刻是您觉得特别快乐的时刻？
鲍彤：改革的时候。
主持人：您觉得什么时候是您最痛苦的时候？
鲍彤：过去曾经有过很痛苦的时候，后来慢慢地就无所谓了。我最痛心的时候就是当我不能自由说话的时候。
主持人：鲍彤先生的夫人蒋宗曹是从事翻译工作的。谈到他的夫人鲍彤说：我只觉得她跟着我受了很多委曲。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加社会活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想着要革命。后来，她跟着我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乐趣，她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但是她却没有得到什么愉快的生活。我们全家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沉的生活调子里面生活的，大概我每过几年总要挨一次斗，因此，弄得大家都提心吊胆。但是，我夫人对我很体贴，她知道，我不能不说出我必须说出的话。
这次我正而八经地坐牢，实际上我的儿子、女儿、外孙，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很愉快，但是，他们对我总是给我支持，给我温暖，有这样的妻子，有这样的孩子，我很高兴。
－－转自《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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