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文件》一书的出版，在国际媒体引起强烈反响。该书长达五百六十页，除了引起轰动的所谓秘密文件之译文外，还包括大量注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为此书的编辑，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夏伟（Orville Schell）为该书撰写后记，无疑为该书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提供了背书。
任何一本新史料文献书籍的出版，必定会引发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质疑。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书籍的编者有责任对有关疑点进行澄清。然而，有关文件真实性的争论，却因该书中文版尚未出版而复杂化；而中文版在英文版之后出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
很少有人质疑全部文件的真实性。事实上，就在六四事件发生之际，相当大部分中国党政军各种部门有关的文件，已经透露出来，而且对于社会方（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其他势力）的行动发生过具体的影响。因此，在厚达五百六十页的英文版和据说会厚达一千页的中文版中的大部分内容，无疑会具有真实性。关键在于有关八老和其他中共高层关于天安门清场之决策的所谓记录，是否真实，尚属疑问。
在有关《文件》报导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少人以捕风捉影的方式，试图把该书同中共目前正在进行的权力交班联系起来。据称，这些“机密文件”在这一敏感时刻泄漏出来，乃是中共高层内部的改革派人士有意为之，以达到阻止其中的保守派继续在十六大掌权之目的。据说把文件偷运出国的“张良”还在采访时煞有介事地说要返回中国，在体制内推动政治改革。还有人甚至指名道姓地评论何人会从中受益、何人会从中受损，更是从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政治逻辑来度量中国。
实际上，这些文件为美国学者所获得，绝对不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试想，阅读文件、考订文件的真伪、翻译编辑这些文件，最后制作出一本厚达五百六十页的书，需要多长时间。对于读者判断这些文件之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事实，在于该书的编者何时获得这些文件，或者“张良”何时把它们偷运出中国，如果“偷运”的故事是真的话。如果是在两年前，那么有关该书和中共十六大之联系的种种说法，便难免商业炒作之嫌了。
该书的出版，激发人们关注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有关的评论几乎采取了某种一元化的进路，彷佛中国的政改必须以平反六四为前提，彷佛政改就意味着西方（或台湾）意义上的民主化，彷佛政改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些评论者的逻辑是，只要有关六四的真相一揭露，那些在这一事件中持强硬立场的人，就会声名扫地而下台。别忘了，我们究竟在评论中国还是美国的政治。
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的确有大量的人士具有改革的思想和观念，并且努力在为改革而尽一份心力。政治改革也不是什么禁区，问题是怎样的政治改革。中国相当高层的党政机构愿意派出年轻的人才，到美国和其他西方的大学，来学习有关公共管理和法治建设的知识，便表现出对政改前所未有的内在驱动力。根据笔者的了解，在中国体制内中层干部中，主流的见解是主张从各种具体的、政治性不
太强的社会、经济、法律、行政制度入手，渐进地推进制度变革和创新，为未来的民主化改革奠定制度的基础设施（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这样的见解同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民主化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说不谋而合。
中国的确需要政治改革。中国政改的大思路，同台湾目前面临的情形类似，就在于非意识形态化。某些所谓“改革派高层”，如果有的话，倘若采取平反六四这种极具情绪和意识形态震撼性的动作，不会受到务实的新一代政治精英的支持，也无法登上中国的最高权力台阶。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政治现实。
(转自<<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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