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推行的“屠夫经济”时代，中国的工业化以难以想象的巨大综合社会成本换取了可观的成就。到1978年，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上升为49‧40％，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国营工商业体系粗具规模，而且在军事上成为极少数拥有核威慑力的国家。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庞大的城市职工大军。
但是，由于大陆中国的工业化完全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特别是与市场化脱节，使整个国民经济及城市职工畸形化。一方面，计划经济、重工业及其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浪费，大量设备闲置或使用不足，生活用品的供应严重匮乏，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农民不但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极不公平地为承担了工业化的高昂成本。他们被户籍制度和集体化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和极低的劳动效率补贴着庞大的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市场化的几年竞争机制，公有制下的国企职工享受着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所有者缺位所导致的效率低下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利益，因而也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他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现在工作上，而是表现为隐蔽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效率的巨大损失则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保守或观望的暧昧态度。直到国企改革使效益低下的代价必须由他们自身来承担时，他们才产生了真正的危机感和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城市职工，由于在旧体制下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经济收入上，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他们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有着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份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除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高通涨时期对物价飞涨的不满之外，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其利益也没有受到真正的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所以他们既没有知识界主体由“臭老九”到执政者的辅佐者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的感觉，他们对于改革的态度一直不太明朗。只是在工人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被经济大潮所动摇乃至淹没之时，他们才切实感到了在社会地位及荣誉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伤害。
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中共政权不堪重负，只能用甩包袱的办法让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国营经济改革的深入，不仅使中小型国企、就是有些大型国企都陷入破产和被拍卖的悲惨命运，县乡镇一级的国企的关闭率高达95％，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对国企职工来说，失去了饭碗直接关系到看得到摸的着既得利益，显然比名义上的主人翁地位的损失更具毁灭性。同时，旧的由国家全包的福利保障制度的逐渐废除，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同步建立，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研究就业和社会保证的经济学家冯兰瑞提供了一组数字：“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5400万人，同期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倘有1600万人失业。国有企业再产生1500万至2000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岗位。这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再加上现有的剩余劳动力有2.14亿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样一算大陆失业人口高达27.78%。在失业补偿严重不足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现存体制中，城市的3000万失业者是国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另外，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败，破产、负债的企业的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肥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那些自认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人，那些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的人，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近于绝望的境地。社会地位的急速下降，生活水平的相对大幅度下降甚至朝不饱夕 ，使他们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发出对现行政权和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
于是，上访、请愿、游行等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城市中愈演愈烈，正如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在广大的农村迅速上升一样。仅2000年十月下旬以来至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大陆一百五十五个地区，共发生了八千一百五十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
与此同时，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简，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第一次彼此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二十一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五百三十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这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有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
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组织的存在，工人的权益又得不到法治的保障，他们的利益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表达渠道，没有与厂方或政府进行平等谈判的权利，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而政府在应对这类以群体反抗为手段的利益诉求时，除了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治标的权宜之计，而无法建立长远的治本制度。
在对现存秩序强烈不满的意义上，城市的失业群体作为改革成本的仅次于农民的承受者，他们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从这个庞大群体的以往经验、利益诉求和改革理念上，他们又是大陆中国走向健全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强大阻力。因为在改革之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他们中的主体是从农民转化而来，既有着农民式的懦弱和自私，又有着不同于农民的对绝对平均主义的铁饭碗时代的记忆，他们在目前的卑贱境遇中，自然会与昔日的处境进行对比，因此更怀恋经济上吃大锅饭、生活上有免费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誉主人翁的毛泽东时代。而现在的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5％的先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和私营业主们，在私有化的旗帜下名正言顺地合法占有全社会80％的财富，而他们自己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丧失。所以，他们宁可通过再一次“劫富济贫”的经济文革来重新均分社会财富，也不愿意继续推进这种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和社会地位的改革，他们宁可要陈胜、吴广和洪秀全，也不要瓦文萨和哈维尔。
据中南社会调查所对武汉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四十项热点话题中，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惩治腐败。反腐败被排列成为第一热门话题，关注度高达85.4％，而对排在第二位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的关注度仅为56.7％，两者差距近三十个百分点。零点调查公司对七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也显示，农村居民对反腐败的关注度也高达70％左右，但只有近38％的受访者对反腐败有信心，大多数都持保留态度。
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但是并不能说明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正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在大陆中国民众的经历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式的以应得权利（天赋人权）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的恩惠，没有依靠私有制来保障个人财产的经验，没有尝到过利用市场竞争来积累个人财富的甜头，更没有用宪政民主来达成个人自由的体验。而只有通过“劫富济贫”和“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分配来达到结果平等的经验。中国传统“劫富济贫”式的农民起义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绝对平均主义，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他们宁愿为了得到强权恩赐的绝对均分的一小份面包，为了回到集体主义的大锅饭而出让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意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权利而暂时损失一片面包。
更重要的是，中共伪造历史和强制意识形态灌输，使他们只有对分配上绝对平等的美好记忆，而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国有化让中国人付出的巨大代价（物质匮乏、政治恐怖、精神一律、人权毁灭）的悲惨记忆。这种由执政党精心制造的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割断了真实的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历史，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是每一次大变革都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在毛泽东的名字仍然作为“大救星”，而深植于大陆最广大民众的记忆之中时，怎样引导民众接受他们毫无经验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怎样把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纳入渐进的理性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而不是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新老毛主义所利用，的确是对大陆的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各类精英的严峻考验。而自由与平等之间、经济效益和贫富不均之间的吊诡，在大陆语境中能否得到常识性的澄清，则是自由主义能否说服民众的启蒙关键。
2001年1月16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争鸣》2001年2月号， 感谢作者授权大纪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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