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甘肃《兰州晚报》五次报道共军跋扈违法事件；《中国国防报》说，当局对报道非常重视，“作出严肃处理”。《兰州晚报》几位编辑或遭处分，或遭革职。
同时，《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揭露官场贪污的报道也获得当局重视。严肃处理的结果，是高勤荣因受贿、诈骗、拉皮条等罪名被判入狱十二年。因高勤荣报道而一度丢官的山西运城公安局长则官复原职。
此外还有陕西《各界导报》记者冯钊侠：他多次揭发当地黑幕，上月下旬终于横死西安市郊，咽喉、动脉都给割断。当局马上断定他是自杀，由他妻子奔走喊冤好了。
以上一切，都很符合新中国国情。最近中共信息产业部因应科技发展，颁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说网上言论须负刑责，贯彻了新中国言论自由的精神。
这种精神，唐朝权相李林甫阐释得最为透彻。他居相位十九年，教负责论政的谏官但领俸禄，切勿论政，理由是：“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群臣顺从明主命令还来不及），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你们不见立在宫门外的仪仗马吗）？终日无声，而饫（饱）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他更把上书论政的谏官杜 贬逐，以警其余，故此群臣都变做仗前暗马。今天，只要忠实执行李林甫遗训，一定可以免却不少革职、牢狱以至自杀厄运。
唐朝由盛转衰，始于唐玄宗重用李林甫。玄宗晚年和朝臣裴士淹闲谈，承认李林甫“嫉贤妒能”。裴士淹乘机问：“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耶？”玄宗没有回答（《新唐书 李林甫传》）。他总不能说自己耽于淫贻祸国家。
今天新中国的言论自由精神会不会贻祸国家，天下有目共睹。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民谣里变成“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其他都不言可喻了。
而在香港，新中国式言论自由也渐趋蓬勃。今年初，大律师公会主席汤家骅出席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说董建华政府不应敌视敢言者，不应出动大埔儿童合唱团支持所谓《公安条例》。他似乎不知道新中国需要的正是合唱的儿童，不是争鸣的万马。(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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