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希望之聲《橫河評論》節目)橫河：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橫河。今天我們來談一下六四20週年以後，看一看六四發生的事情對今天中國的影響。
今年的六四和往年還是有所不同的，第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特徵，是國外主流媒體和主流社會對六四的紀念活動要超出往年很多。雖然每年六四都有一些紀念活動，也有一些文章。但是像今年這樣子各大媒體廣泛的報導，而且非常廣泛的採訪，這種情況已經很多年沒有看見了。
今年主流媒體大量的採訪了中國問題專家、有關的學者還有一些當事人。特別我看到就是像CNN。CNN在當年六四發生的時候，在北京它有一個工作小組在那裡，幾乎是日以繼夜的在報導當時發生的情況。後來就接到他們在亞特蘭大總部的通知，要關閉CNN在北京採訪的辦公室，然後全部撤回。
今年，CNN採訪當年在北京採訪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時候採訪小組的主要成員。回憶了當時發生的情況。各個媒體也廣泛的找出當年的錄像片來進行播放。所以今年在國外的聲勢還是比較大的。在國內大家知道，天安門是幾乎處於關閉狀態。當然有一些記者有一些媒體也會到天安門去採訪。不過天安門的警察、便衣要比遊客多的多。CNN它專門有一個節目，就是CNN的攝影組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採訪的時候，一些便衣用打開的傘擋住他們的鏡頭，所以鏡頭必須要不斷的躲避這些擋著的傘。
另外，就是大量的訪民被抓。馬家樓那邊已經關了上萬人了。國內各地的紀念活動，也比以前要明顯。很多人提出來穿白衣上街，這些在以前並沒有達到如此的廣泛。雖然說整體上不管是網絡自我限制也好、或者是受到命令關閉也好，大量的網站以維護的名義被關閉，但是對於六四的紀念活動，仍然還是在相當程度上進行著。
各地在六四前抓了很多人，這些人還不僅僅是跟六四有關的。像在江蘇有些地區，大量的抓的是法輪功學員，而不是跟六四有關的。另外今天有報導說，在六四期間，很多維權律師被軟禁在家，告訴他們不能出門。也有律師被抓，像唐吉田律師，著名的維權律師，就被警方帶走，到現在下落還不明。
香港今天的紀念活動是比較大規模的。一共有15萬人參加每年一次的燭光晚會。香港這個地方是很特別的。事實上在六四以後，每年能夠舉行大規模悼念活動的，在全世界也只有香港。其它地區沒有這麼多人，雖然每年都有很小規模的，但像香港每年幾萬人的悼念活動，是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今年有15萬人，規模是達到這麼多年來的最高。
另外一個是根據趙紫陽的錄音所整理的回憶錄出版了。出版以後，雖然中國大陸禁止了，但是顯然已經有人把它掃瞄了以後上網，所以在國內通過P2P，已經能夠下載了，而且下載的速度很快。據說上網以後的一個小時之內，已經有一千多人去下載，已經有幾十個人下載成功了，在大陸顯然已經開始迅速流傳起來了。
這是今年六四在各地的一些紀念活動，當然還有六四的當事者在美國的華盛頓聚集。有當時的學生領袖、還有市民等各方面的參與者。這是海外比較大的一次聚會。我們現在看一下20年來，六四以後對中國的影響是怎麼樣的。
六四究竟當時提出了什麼要求？各家各派說法不一樣。即使是參與者說法也不是完全一樣。據我個人看六四主要提出的口號其實是「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這個是比較一致的。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當然是以紀念胡耀邦為導火索，但是很快提出來基本上集中在「腐敗」這個方面。後來參加的階層多了，參加的人多了。各個階層、各個不同的團體也會提出一些自己的口號。
比如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從1949年中共統治以來，媒體一直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被控制在中共手裡面，是完完全全的喉舌。人們說：中國的媒體享受過幾天的新聞自由，那就是在六四之前的幾天。那時候在中國媒體從業人員是真正的提出了要求「新聞自由」的這個口號和要求。比如上街遊行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標語是「不要逼我們撒謊」。這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就是根據他的行業的特徵所提出來的要求。但我個人認為，它是各個行業提出來的這些要求會融起來的，可以說提出了一個兌現憲法裡面所允許給公民的自由，這些要求是提出來的。但是重點來說我認為整個運動當時還是集中在反腐敗方面。
20年以後，這個腐敗到了什麼程度了，據官方自己的調查。公款吃喝一年已經達到了9千億。特權階層不僅是已經形成，而且是佔據了中國大陸的官場上上下下。政治局常委的子女，沒有一個不經商，沒有一個不發財，沒有一個不是利用這麼大的權力在獲取他們最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這是最高層。
到中間層，我們知道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趙曉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其中就有談到中國大陸財產超過一億的富豪，一共是3,220人其中有2,930多人是高幹子女。也就是說超過一億財產的富翁，91%是高幹子女。而且他明確的說明了他們的財產的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下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這就是特權到今天發展的情況。
而且這個特權還不僅僅於這些高層的太子黨們，一直到權力最低層的包括鄉鎮。我們知道中共它的權力機構和以前各個朝代包括國民政府時期的統治是不一樣的。各個朝代到國民政府它的統治不下縣，是在縣一級就為止了。而中共的統治它是從縣往下一直到鄉鎮，當然在村一級也有它統治。但村一級它不屬於脫產的國家幹部。脫產的國家幹部一直落實到鄉鎮。像這一次發生的鄧玉嬌的案件，強姦或者是強姦未遂參與的人，犯罪份子就是鄉鎮最低層的，還不是鄉鎮官員，而是鄉鎮的一般行政人員，也就是說在鄉鎮跑腿的，中共權力系統最低層的人。它的特權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從上而下，無人能夠倖免的。
五月份的《開放》雜誌裡面就談到了中國的基層官員的精神狀態。就是這些人多半都有一些精神病的狀態，其原因特別指出了一些自殺的人。這些人往往是比較老實的，不能夠隨波逐流的，不能夠在這個系統裡面心安理得生存的人，最後不得不走上自殺的道路。列舉了很多案例，就包括四川地震災區的一個被提升到宣傳部，他因為自己的孩子在地震中死亡，最後走上自殺的道路。
也就是說在這個系統之內，能夠生存下去的，能夠心安理得生存下去的，基本上都是特權階層的人物了。哪怕是最底層的人。這就是今天20年以後，當時人民要求反對的特權，經過20年以後發展到什麼程度。也就是說，20年來我們不提其它的東西，不看中國全面的變化，包括環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我們都不去討論，因為那個課題太大。我們只是看一看，當時六四提出來最主要的要求，是要求當時的黨和政府改革的這些東西，今天改了沒有。顯然六四當時提出來的反腐敗要求是合理的，因為事實上歷史己經證明了。恰恰不像中共發言人在上個月所提出來的，說歷史證明了鎮壓是正確的。恰恰相反的是，歷史證明了，中共整個集團對人民的敵對和對財產掠奪，都恰恰證明了，20年來，這些方面沒有得到改善，情況反而越來越糟。
對於西方主流媒體關於六四的報導，有很多很多的文章。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面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篇文章是6月3日發表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編輯傑克比(Jeff Jacoby)在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通向痛苦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China’s socialist road to misery)。
他在第一段裡面就簡單的描寫六四天安門事件和他的一些看法，然後他筆鋒一轉就轉到了20年來，中共的統治一點也沒有變得更加仁慈或者軟化，而是隨時準備粉碎任何一個對抗極權統治的人。他把筆鋒立刻一轉，就轉到了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他說，這是證明中共極權殘暴的例證，他列舉了很多事實。
這些事實就是從各種的酷刑，從獨立第三方調查的結果，包括聯合國特別報告員的報告，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觀察組織，包括法輪大法信息中心自己提供的證據，包括中國律師挺身出來為法輪功做辯護，來說明北京當局，它們捍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只是一條不容異己的道路。
他也提到了迫害異己的手段越來越殘酷，對家庭的教會基督徒，對西藏的佛教徒，對追求自由民主的異議份子，對那些不聽共產黨命令的記者，還有在勞教所的接受改造的被囚者，還有不遵守一胎化規定的婦女等等。
這篇文章，他比較全面的在人權的方面，分析了六四以後這20年來，特別是鎮壓法輪功以後，中國人權狀況的日益惡化。他最後引用了一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譚若思(Ross Terrill)曾經寫到的一句話。他說：「首先，中國是個壓制人民的政權，北京當局唯一不變的政策，就是徹底堅守列寧獨裁統治路線。」這個作者最後說，在「1989年是如此，現今還是如此。」事實情況確實是這樣。
我們談到六四，就不能不談到一個六四鎮壓的直接結果，就是強硬派江澤民從上海在臨退休的時候，被直接調到北京。自此以後，中共採取一個策略，就是用經濟高速的發展，來維持它的統治，而對任何不滿意採用武力鎮壓。對任何民間產生的不滿；或者是認為對它們的統治會產生威脅或者產生挑戰的，用武力來鎮壓，因為六四開了一個先例，就是直接對民眾用開槍的方式。
所以最近這些年來，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汕尾血案，包括各地發生的群體事件，現在動不動就出動武警開槍鎮壓。在一個正常的國家，在一個穩定、統治者和民眾都有信心、都有自信心的國家，這種對和平時期的民眾開槍的行為，是任何一 個國家都不能容忍的，但是現在在中國大陸己經變成是統治者維持統治的一種常規措施了。
我們再看看，實際上在六四發生的事情，是一個違反中國的法律、憲法，甚至是黨章這麼一次行動，因為把趙紫陽趕下台和把江澤民扶上台，不符合任何法定的程序來改變領導人，而且也違反了中共自己的規定，因為並沒有經過政治局或者是經過全體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來討論決定的，而是由幾個人商量了以後就決定把總書記趕下台了。
這個作法就造成了一個後果，這個後果是什麼呢？中共統治是屬於黨的統治，而 且是通過運動，各種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進行統治的，而不是依據一個正常國家的機器的管理方式來進行統治的。這個統治一直到文革的時候，它都沒有變。我們可以看到在文革之前，它基本上沒有一套完善的法律系統，基本上是靠各種文件和毛澤東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文革結束以後，中共確實是在法制的方向，進行過一定的努力。既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那麼就有必要在法律和政治生活方面有相應的措施，能夠保證這個轉型能夠完成，所以在那個時候確實是花了很大的精力，企圖讓國家納入一個比較正常的法制的軌道。
但是六四以後，因為六四的整個處理是離開了法制的軌道，包括在六四調動軍隊，在北京屠殺北京市民，以及後來對參與六四的人的追殺。這一切原來都是毛澤東時期的這種政治運動治國的方針，政治運動治國的措施，所以使得這個法制建設就失敗了。自此以後，中國的法制建設再也沒有恢復到六四以前，整個80年代的時候，努力的想建立起一個法制社會，那個時候再也沒恢復。這個事情對後來中國的大規模人權迫害，就是迫害法輪功也有很大的影響。
談到六四的話，我們知道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這個日子不大會被別人記住，其實它對中國今天的政治生活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就是1999年的6月7日，當時的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關的領導進行一次講話，這次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宣布要成立一個610辦公室。當時沒有叫這個名字，當時就是說要成立一個機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在3天之後，6月10日這個辦公室成立了，這個辦公室後來以成立的日子叫做「610」辦公室。
嚴格的說，這是一個非法的組織，這個非法組織成立的目地是什麼？就是因為迫害法輪功的時候，一直沒有法律依據，一直不可能用當時任何的法律條文來對法輪功進行迫害，因為法輪功學員沒有違反法律。為了使這個迫害能夠進行下去，它就必須把當時存在的法律體系拋到一邊去，然後用另外一個法外的機構來執行這場迫害，所以就成立了一個610辦公室。
這個非法組織一直存在到今天，只要有這個非法組織的存在，中國就不可能有法制。這個610辦公室不僅存在，而且從去年奧運開始到今年的「6521工程」，它的活動明顯加強。在幾年前，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610辦公室不在在公眾面前出現，也不在媒體上出現，而現在又在政府的網站，在媒體上廣泛的進行報導。當然伴隨著它的活動明顯的加強，是對法輪功的迫害明顯的加強。
這種類似的思維，就是從六四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大家知道有一個叫「天安門母親」的群體，她們20多年來一直在悼念她們在天安門被屠殺的子女，她們一直在非常艱難的找尋她們子女的名單，想要求政府給他們正名。但是中共一直對這幫人進行迫害，這是非常不講道理的。在任何一個國家，戰爭結束以後對於失敗一方的個人是沒有懲罰的。因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當通過戰爭把政治問題解決了以後，參與者其實是沒有罪的。參與者只是在這個政治當中，他失敗了，他本身是沒有罪的，除了犯了戰爭罪行以外。所以他們有戰爭，但戰爭之後沒有仇恨。
我到美國來以後，我覺得很奇怪的是，在美國南方的一些州到現在還在掛當時南方邦聯的旗幟。要按我們一般中國人的思維，特別是在中共統治下的話，在一百多年前的南北戰爭打完以後，那北方應該把南方所有的跟戰爭有關的東西，跟他們原來的制度、跟他們系統有關東西都應該消滅掉，不要說把人的肉體消滅掉，這些東西都應該消滅，但事實上並沒有。南方在戰敗以後，重新成為美國的一個部分以後，他們仍然保留了很多邦聯的旗幟。
中共卻是保留了仇恨，因為天安門這個事件已經過去了，這些天安門六四那天和之後幾天被屠殺的民眾、傷亡的人，他們的親屬要弄清他們傷亡的原因，要追究責任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舉動，仍然被迫害了這麼多年。六四當時被抓的一些參與的人士，到現在還有人在監獄裡面，有的人被關了很多年。這些人實際上並沒有違反法律，並沒有違法什麼。但是顯然在中共看來只要是中共認為是敵人的，中共把你劃成是敵人的，那麼這一部分就可以劃到法律之外去，不受法律的保護。
這就跟現在迫害法輪功一樣的。到現在為止，中共公然提出來的是不能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事實上在中共所制定的一個重大案例的匯報制度，其中就包括了這麼一條，如果你要做無罪辯護的話，你必須得到司法部門的批准，也就是說它特意的制定出來一些法律之外的規定，能夠完成它自己的政治需要而不是遵守法律。這種思維就是對一部分人可以不講法律，而且必須不講法律。那麼造成後果就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今天可以看到，當中國大陸的維權律師，當他們接手了一些所謂的敏感的案子以後，很快的他們就會遭到迫害。最近公布的一個北京律師事務所根據司法局的要求進行整改的文件就充分說明這點。它裡面講到了幾個案子。一個是維權的案子，就是四川的農民發生群體事件的案子，一個律師接了這個案子沒有進行匯報。另外講了兩個律師接手了法輪功的案子，沒有按照重大案例的匯報制度。還有一個是有兩個律師參與了要求北京律師協會直選的活動，這個也是不允許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當今社會當中，有一連串的對於法律制度的迫害。這個法律制度的迫害，我們如果追尋過去的話，中共它從來就沒有想過要遵守法律，儘管在法律制定過程當中讓中共已經佔了很大優勢的情況下，它仍然不願意遵守這些法律，那麼追尋回去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它的最先開始違反是從六四的時候。
六四的時候對於領導人的處理，對最高領導階層的處理，對戒嚴法的實施，以及後來參與六四人的這些處理，都是不講法律的。這個不講法律就把前面中國制定法律的努力給破壞掉了。又回到了以前人治社會。這個人治社會到了1999年迫害法輪功的時候，就發展到了一個頂點，就徹底的把法律拋到一邊去。以致於到今天迫害法輪功10年以後，我們回過頭來看才發現，這10年的迫害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
我們看今天中國現狀的話，我們回過頭來看，兩大事件對中國今天的現狀起到的影響是最大的。一個是1989年，20年前發生的六四。我們不談文革以前，（只談）文革以後，這個國家把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想走上一個正規的治國道路以後。事實上我們看來這條道路沒有成功，因為在政治上仍然是沒有法律的，仍然是特權階層統治的。其原因就跟在這之間發生兩次重大的侵犯人權的運動有關係。一次是20年前的六四、還有一次就是10年前開始的迫害法輪功。
今天時間已經到了，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