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8日訊】 平心看顛覆
提起「顛覆」，令人立刻聯想到那些出人意料、令人震撼的事件，像哥白尼的日心說顛覆了對托勒密的地心說，邁克‧傑克遜的演唱顛覆了古典的音樂舞蹈，近年來流行全球的露股溝低襠褲顛覆了傳統的服裝審美，像德國四年一度的大選是選民對政府的顛覆……
「顛覆」，不過是用來指稱變化，那些重大的、急遽的、出人意料、令人震驚、影響深遠的變化，變化所及則無所不至，文化的、科學的、社會的、政治的……。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變化都是常態，即使是顛覆性的變化。在一個民主、法治、自由、和平的社會，顛覆可以是令人興奮的，卻不必是令人不安的。民主制度之下，顛覆政府不是犯罪，而是公民受到憲法保護的不可予奪的權利。美國人投票顛覆了布什的政府，德國人大選顛覆了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社會依舊安定和諧。顛覆政府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至於如何看待這樣或者那樣的顛覆，見仁見智，那是思想與言論的自由。
顛覆不必是破壞性的。破壞性的是對顛覆的扼殺，以政治權力、以國家暴力的扼殺。像在今天共產黨極權制度下的中國，對一切敢於對抗國家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國民，概以「顛覆國家」罪逮捕、判刑和關押，以為動用國家暴力就可以鎮壓一切「顛覆」，一勞永逸地消滅一切黨國計劃外的變化。如果胡錦濤們還具有常識的智力面對二十年來現實的中國與世界的話，就不會昧於明白的歷史與現實：顛覆隨時隨處都會發生、都在發生，扼殺「顛覆」無異於螳臂擋車，扼殺「顛覆」者到頭來必被「顛覆」。像二十年前東歐共產主義制度的崩潰，惶惶如喪家之犬的昂耐克、死無葬身之地的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像國內壓不住的維權與反抗。法蘭克福書展前奏討論會上中國官方代表一意孤行，到頭來被顛覆的是自己。
法蘭克福書展的傳統
到德國很多年了，一年一度的法蘭克福書展經歷了也有二十幾度了，但都未曾到法蘭克福親歷書展。每年書展期間，像《法蘭克福匯報》、《南德意志報》和《法蘭克福評論報》這樣的大報每天都會增刊厚厚一疊文學版，推出暢銷的新書、介紹文壇的老將與新人。對於像我這樣對於德國文壇只偶有瀏覽的讀者，會在這裡遇到自己曾經相識又喜愛的作者與作品，瞭解到文壇的掌故，是十分令人愉悅的事請。與書展聯在一起的還有德國圖書交易聯合會一年一度的和平獎，這是德國非常著名的大獎。頒獎儀式定在書展閉幕的那個周日，會有著名的政要出席，電視台全程實況轉播。在和平獎六十年的歷史上，人們認識了許多十分傑出的獲獎者，非常精彩的獲獎致辭與賀辭。記憶中印象深刻的有一九八五年耶路撒冷市長T‧考萊克（Teddy Kollek）獲獎，一九八九年日後的捷克總統哈維爾獲獎，一九九一年有前匈牙利著名異議知識份子康拉德獲獎。德國前總統魏茨埃克在八四年和九三年兩次發表賀辭，他優雅的德語與不落俗套而洋溢著人文氣息和充滿批評精神的演講，令人久久難忘。在1984年到1994年間他連任兩屆德國總統，1985年5月8日二戰德國投降40週年紀念日上，這位新任的總統把這一天稱為德國人「從仇視人類的納粹暴政下被解放出來的」的日子。此舉堪與德國前總理勃蘭特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相比，對於此後十五年後依然保守的德國主流社會不啻是一個「顛覆」，在其後很長時間內還被譏為「漂亮的空話」。
這是我所經歷的法蘭克福書展的傳統，崇尚人文精神和自由主義的傳統。這個傳統來自於書展所由創立的基本價值：自由、人權、和平。在我有幸親歷這個傳統之前，書展和平獎1958年授予雅思貝爾斯，著名德國猶太心理學家和存在主義哲學家，與會致賀辭的是另外一個世界著名的猶太哲學家，漢娜‧阿倫特。1977年授予著名波蘭流亡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他的《馬克思主義主潮—產生、發展和衰落》已成為世界上研究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必讀書，它的第一卷的中譯本近年在中國問世。1979年授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二戰結束後，他率先（1945年）訪問德國，為被解放的納粹集中營囚犯演出，並最早（1947年）和與納粹有染的著名德國指揮家福特萬格勒同台演出。此舉當時遭到許多指責，但是在文化藝術領域中，與二戰後援助民主德國重建的馬歇爾計劃或許有異曲同工之妙。1981年授予旅居德國的蘇聯流亡作家科佩列夫（Lew Kopelew）；……
全新的挑戰
如今塵埃落定，回過頭來看，必須承認，2009年第六十一屆法蘭克福書展，充滿了顛覆性和戲劇性，但是一個空前成功的書展。
空前是因為，自從1976年設立主賓國以來，以一個共產黨極權國家為主賓國，本屆書展是開天闢地第一次。2005年書展的主賓國是韓國，但是北韓拒絕出席，當時書展主持人博斯剛剛走馬上任。書展還不曾有和共產黨極權國家打交道的經驗：冷戰時期，和鐵幕後的共產黨國家沒有交道；冷戰結束，與之相交的東歐各國已經是民主國家了。不僅是對博斯，對西方公眾社會與一般民眾而言，中國毋寧是一幅炫目的改革開放社會的宣傳畫，共產黨的形象被斑斕的色彩與耀眼的光澤隱去了。
書展當時之所以能夠邀請民間獨立的個人出席「世界與中國」討論會，因為言論自由對他們不言而喻，因為他們天真地相信，中國可以接受他們的價值，和這個國家可以按常理打交道。在其前的一切協作中，中國不是一直慷慨而大度嗎？
當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時候，書展的舉辦者撞見了合作者「軟實力」後面超級專制大國的真「強拳」，撞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堅硬內核：不准異議人士出席，雖然僅僅是兩個與政府聲音不同的個人。頓時，書展方無還手之意，立即讓步，軟硬兼施阻止兩位異議人士赴會，只求保住中國的參展。什麼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什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書展六十年安身立命之本、書展的自由主義傳統，一時間統統化為烏有。為了生意、為了利益已經到手的和被許諾的利益，不惜任何代價？！……這是令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在這裡自由生活的人們真正不安的。
（待續）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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