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如果你在大街上隨便問一個人，什麼是政府行政管理費用？肯定沒幾個人能答的上來，即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知道其準確含義的也不會多。如果你再問他們，政府的運行成本有多大，你們交給政府的稅都被它用到哪去了，怎麼用的？就更不會有人知道了。不過，你要是問他們這次汶川大地震中倒塌了多少校舍，死了多少學生，能回答的上來的人一定要多得多。
據不完全統計，剛剛過去的汶川大地震中，共有7000多間校舍倒塌，近一萬學生死亡。輿論公認，之所以會有如此之多的校舍倒塌和學生遇難，除了地震的破壞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校舍的質量太差，有許多本身就是「豆腐渣工程」。而校舍的質量之所以那麼差，「豆腐渣工程」之所以那麼多，一是因為存在工程腐敗，二是因為校舍的造價標準太低。至於校舍的造價標準為什麼太低，則又跟中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長期過少有很大關係。那麼中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為什麼一直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龐大的行政管理費用擠佔了國家對包括教育在內的民生的投入。說到這裡，就不能不觸及到政府的行政管理費用問題了。
我們知道，建立政府的目地是為了對社會進行管理，同時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共服務，而無論是對社會進行管理，還是為社會成員提供公共服務，都是需要費用的。費用分為各種各樣，它們的總和就構成了政府行政管理費用，又稱政府的行政成本。專家們把政府行政管理費用分為兩個主要部份，即靜態成本和運行成本。靜態成本是構成政府組織機構所需的費用，包括政府辦公場所、辦公設備、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等；運行成本是維持政府正常運轉所需費用，包括公車、公務接待、培訓考察會議和政府採購等。
一
行政管理費用是政府行使行政職能的必然產物，無論何種體制的政府都不可避免。但是，並非所有的政府行政管理費用都是合理的，當它超出了政府管理社會所帶來的效應時，就屬於專家們認定的過高的也就是不合理的行政成本了。中共政府便是當今世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和不斷膨脹的典型。
1978年，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為4.74%，到2003年上升到19.03%。這個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分別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個百分點。今年中共「兩會」期間，九三學社中央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另一方面，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增長了87倍，而同期財政收入增長21倍，GDP增長31倍，經濟建設費增長10倍，國防費增長1l倍，社會文教費增長44倍。因此有專家稱：「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昂貴的公務和最昂貴的政府！」實際上，上面的數據還只是預算內的行政管理支出，除此之外，還有很大一部份行政管理支出是預算外的。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說，由於預算外收入的不透明、不公開，每年政府行政支出到底花了多少錢，誰也不知道。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實際的中國行政管理費用比上面的數據還要高。
二
那麼，如此龐大的行政管理費用都用到哪去了呢？除了人員經費外，公務消費是個大頭。就這一點而論，中國政府即便不是世界上最鋪張最奢侈的政府，至少也是最鋪張最奢侈的政府之一。
根據媒體公佈的數字，2005年中國公款吃喝的數字是6000億元（2007年3月18日的《法制日報》）。根據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2000年以後，出國學習、培訓、考察之風依舊，公費出國有增無減(見2007年３月11日的《中國青年報》)。由於沒有更新的數字，按照中國近幾年財政收入支出增幅均超過20％計算，2005年公款出國費用應該超過4000億元，就按4000億元計算。根據竹立家教授所蒐集的官方數據計算，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務用車400萬輛，公車消費4085億元。假設2005年公車消費沒有增長與2004年持平還是4085億元，那麼，上述三項費用則共計為14085億元，佔了31649．29億元的44．5%。但是，中國還有大量預算外、制度外的資金沒有納入財政預算管理，成為單位的自留資金。這部份資金，據有關專家測算，全國一年約有9000億元，因而2005年的財政收入應該說有4萬億元。所以，2005年的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的14085億元支出佔了財政收入4萬億元的35%。這就是說，每100元的財政收入中有35元是用於官員的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消費的折射出中國官員的貪婪無恥和奢侈浪費到了相當大的地步。
在許多地方的公務接待中，已形成「非茅台酒不喝，非茅台酒拿不出手」的潛規則。接待標準出手闊綽，動輒「燕鮑翅」天價盛宴。「一頓飯，一條牛，屁股底下一座樓」。同時，文山會海膨脹，一天可以開完的會要開三天，本單位可以開的會，卻拉到大飯店、渡假村開。此外，考察培訓等變相的公款旅遊，每年也浪費掉大量的錢財。據《中國青年報》最近報導，四川地震災區展開重建工作，內地不少地方官員前往慰問、幫助重建，但也有部份官員的巡視、慰問只是「蜻蜓點水」，更像參加災區「豪華游」。他們住在成都的星級酒店、吃山珍海味飲美酒，去災區時坐在巴士上，隔車窗「視察」災情和「慰問」災民，簡直是浪費公帑。報導指，有一行20多人的慰問團，全都住在成都酒店，官員們吃飽喝足了要到地震重災區時，也是坐在車上，隔車窗「視察」災區情況和「慰問」災民。據估計，他們的往返機票、賓館或酒店住宿費，至少花費人民幣二、三十萬元，但他們送給災區的慰問金，遠低於他們赴災區的開支。
三
難以記數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和蓋的越來越漂亮的豪華辦公樓，也是龐大的政府行政管理費用中的一個重要部份。長期以來，中共各級政府部門領導為講排場、比闊氣，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或保自己的烏紗帽，或想陞遷提拔，不顧本地財政實力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不顧群眾的利益是否受損，樹立一些「政績工程」以達到贏得上級領導肯定的目的。據有關部門披露，大陸五分之一的城鎮建設存在「政績工程」。許多地方政府把修建豪華辦公樓當作政績，美其名曰「展現地方形象」，為了「招商投資」。於是，「真皮座椅老闆台，電視電腦隨時開」，轎車一輛比一輛豪華，辦公大樓越修越豪華，一些縣級市或區的辦公樓可以和歐洲中等國家的總統府相媲美。在一些經濟十分貧困的地方，許多領導也喜歡搞豪華工程、面子工程。甚至通過貸款、舉債，挪用扶貧款等，打造超豪華辦公樓、大廣場、大劇院、大體育館以及高爾夫球場等工程。
一組來自國家有關部門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政府機構年電力消耗總量佔全國總消耗量的5%，能源費用超過800億元，單位建築面積能耗超過世界頭號耗能大國———美國政府機關1999年平均水平的33%。更有數據顯示，政府機構的人均用電量，相當於普通居民的19倍。可見，政府機構變成「電老虎」，並不是公共服務的實際需要，而是縱容浪費的結果。
四
在財政資源總量一定的條件下，政府消耗的財力越多即政府行政成本越高，政府對社會公共事業如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的投入必然就越少。換句話說，過高的行政成本勢必擠占教科、文衛、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事業的資金。這正是中國的現狀。
比如醫療，政府財政性投入在所有醫療費用中所佔的比例，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在40%以上，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也達到了27%，而中國只有17%。由於政府醫療投入資金不足，醫療機構的公益性特徵被抹殺，功利性特點得到強化，這正是長期以來醫患矛盾尖銳的根源。再比如教育，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了9%左右，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也達到了4.1%，而中國曾經提出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在上世紀末占GDP的比例達到4%的目標，至今未能實現。全國政協委員殷鴻福提供的數據顯示，2005年，全國教育支出3951.59億元，占GDP的比例是2.16%，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進入新世紀後，儘管中國公共財政收入不斷增長，但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4年社會文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為26.29%，2005年為26.38%，2006年為26.83%，不僅徘徊不前，甚至低於2000年的27.6%。2005年，中國政府只從財政中拿出了300億元，就減免了農村中小學生的學費，使全國1.5億的學生受益，而做到這一點，只需公車出行開支節省10%，吃飯支出節省8.1%即可做到。倘若行政事業開支能夠大幅度削減(比如一半)，那麼，無疑能夠解決更多的民生問題。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收取納稅人的錢，有義務向納稅人負責。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更應該降低行政成本，把有限的財力優先考慮到民生等重大問題上。但中國政府在公共財政支出的優先次序上，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民生，而是政府開支優先。
五
政府的行政管理費用來自哪裏？來自國民繳納給政府的稅收。用共產黨祖師爺馬克思的話講，「賦稅，就是餵養政府的母奶」。正因為如此，一般而言，政府的行政成本與公民的稅賦成正比：行政成本越低，公民賦稅越輕；反之，行政成本越高，公民賦稅越重。政府行政管理費用的居高不下和不斷膨脹，不但擠占政府對國計民生的投入，而且勢必加大國民的稅收負擔，影響他們的收入增長，使得社會財富更多的被政府官員而不是民眾所佔有。嚴格說來，不合理的過高的政府行政管理費用，實際上是對本應屬於納稅人的社會財富的一種變相侵佔。
去年《福布斯》發佈的「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中國排名全球第三、亞洲第一，前年則是全球第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稅負較重的問題。稅負偏重意味著，一部份「小河」（指普通國民）的水（即財富）可能被「大河」（指政府國家）舀走了。中國社科院藍皮書提供的數據表明：從1978年到2007年，大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由343元和134元提高到13786元和4140元，扣除物價因素，分別增長了7.1倍和5.3倍。而上面我們曾經提到，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增長了87倍。可見，文革後，大陸行政管理費用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國民人均收入的增長。一方面是政府富得流油，另一方面是還有相當一部份人特別是邊遠地區的農民生活得還很貧困。顯然，如果政府開支的增長不是如此失控，大陸百姓口袋裡的錢一定會比現在多得多，窮人也一定會比現在少得多。
去年11月，「嫦娥一號」探月成功，中國邁進國際「月球俱樂部」。當《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這體現了中國的經濟實力時，重慶沙坪壩3位市民卻為搶購一瓶低價食用油被踩死在家樂福超市，31人受傷。有網友不禁感歎，一邊是國家財政收入高達5萬億富得流油，而另一邊，卻是物價飛漲下的生活越來越讓人捉襟見肘。這就是大陸的現實。
建設「廉價政府」是中共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漂亮話，但它的實際作為卻恰恰相反。如果說「廉價政府」就是使全體國民作為供養政府的納稅人能以較少的稅負，得到政府高質量的服務，其實質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官員在履行公務的過程中儘量的壓縮其經費開支，以減輕國民的負擔的話，那麼中共政府實在夠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奢侈政府」。
六
當然，政府要運轉，就必然會產生費用問題，就必然要支付成本，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在不同的社會體制下，由誰來確定政府的行政管理費用，費用的規模有多大，如何使用這種費用等等，卻是不同的，甚至有著很大的區別，而正是這種不同和區別，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政府和百姓之間的關係。
在西方民主國家，預算決策過程是公共的，即民主的、公眾參與的和透明的過程，確定、審查和監督預算和政府行政管理費用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選的議會。具體講，預算大概分兩個過程。一個是行政參與，看起來和中國差不多。由總統向國會提出預算草案，由國會通過。這個過程一般在財政年度前一年多就開始了。第二個過程是議會審議、修改和通過。美國國會要花大半年時間討論預算報告，最後總統提出的預算草案往往被修改得面目全非。所以，雖然各國行政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對預算起實質性控制作用的還是議會。正因為如此，才確保了政府對納稅人的錢能夠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中國的情況恰好與之相反。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下，黨和政府握有至高無上和不受監督的權力，無論是預算的編制、審查還是監督，都是政府主導型的。換句話說，黨政機關用多少錢，用在哪裏，怎麼用，完全由它們自己說了算，作為納稅人的普通百姓不但無權監督，連最起碼的知情權可以說都沒有。
中共不是總稱自己「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麼？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政府用多少錢，用在哪裏，怎麼用，就應該由人民說了算，而不是由中共自個說了算，最起碼得讓人民知道吧，但這幾條中共做到了哪一條？一條都沒做到！那麼我們再退一步，就算這幾條暫時都做不到，就算在這幾個方面老百姓都放心的讓中共代他們做主，它拿著老百姓的錢又是怎麼花的呢？又都花到哪去了呢？如果它真的「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理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當然就會千方百計省著花，儘量節約開支，而且會竭盡所能把錢都花到百姓最需要的方面，而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大手大腳，鋪張浪費，用納稅人的錢來滿足自已的各種慾望，但事實恰恰正是如此。
說到底，一個公款消費、公車消費和公費旅遊名列世界第一的政府，一個「全球最昂貴的政府」可能「代表人民」嗎？除了白癡，鬼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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