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最近一段時間，以抵制家樂福為由頭，正反雙方已形成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營。看起來抵制派聲音更強大，口號也更激進，網上甚至已將反對派上綱上線到「漢奸」、「賣國賊」的高度。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這類爭論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公民言論自由的體現。即便言辭激烈、誇張一點，也遠比壓制言論好得多。從憲法角度看，我甚至為這場爭論感到欣慰；只有當言論游離於「出格」邊緣的時候，才能考驗這個民族對言論自由的耐受力。不過從個人角度看，我也忍不住對「愛國」言論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和建議。畢竟，如果動輒「扣帽子」、「打棍子」，不僅無助於探討問題的實質，而且很可能將整個討論誤引到罵街、抹黑、人身攻擊的歧途上去。愛國主義本來是一種寶貴的社會資本，但是如果為一種非理性的力量所主導，那麼盲目的「愛國」往往會產生誤國的效果。因此，即便愛國也是需要一點理性的。
愛國的理性首先出於「愛」字的真義。在這個意義上，愛國和愛一個人其實是完全一致的。對於一個人，我們都知道有真愛、假愛或溺愛之分。如果別人不分是非地說自己好話，即便自己做錯了還是一味阿諛奉承，那麼這種「愛」顯然不是真愛。雖然每個人都喜歡聽好話，但是我們都聽說過諱疾忌醫的故事；凡是理智的人不會不聽逆耳忠言，因為只有批評才能使一個人更加完善。因此，中國傳統儒學極為強調內省，主張「聞過則喜」。如果別人說我臉上有一塊泥巴，我應該趕緊照照鏡子，如果說的屬實則盡快清除自己的污點，免得更多的人笑而不言，而不是怪罪言者無禮；如果射靶不中，也怨不得靶放歪了，而是只能怪自己射技不精，趕緊提高自己才是。孟子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這種態度與其說是虛懷若谷的美德，不如說是一種理性自私的精明，因為只有這樣做才對自己真正有益。反之，如果一個人不斷吹噓自己或祖宗八代如何了不起，別人說一個不是就怒氣衝衝、惡言相對，那麼這種人與其說是狂妄可笑，不如說是膚淺、短視、無知、可憐，因為任何有點遠見的人都知道這種態度傷害的無非是自己而已。
一個民族又何嘗不是如此。儒家強調個人內省，但是由於周邊歷來都是小國，無法與蔚為大觀的中華文明相提並論，於是逐步養成了民族的自大與狂妄，誤認為自己是世界惟一的文明。及至鴉片戰爭屢戰屢敗，仍然不可自拔，以致多次失去自我改進的機會，最後甚至遠遠落後於擅長借用他山之石的東瀛小國。盲目拒斥他國經驗，結果只能是自身落後。百年歷史再三證明，這就是民族自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如果有人批評我們——無論是針對個人還是整個民族，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即便別人說我們民族有缺陷，理性的應對方式不是反唇相譏，而是深刻的整體反思和自省。只有這樣，我們的民族才能進步。
實際上，個人乃至民族的自我封閉是從人類進化發展而來的一種自我保護本能。人只有自私自愛，才能在自然和社會競爭中生存和繁衍；一旦遭遇敵情，我們就得提高警惕、準備反擊。只不過這種防禦機制過分發達之後，往往草木皆兵，誤把善意的批評理解為惡意的攻擊。這樣，原本有益的自我保護就異化為有害的過度自戀和虛榮，而民族的虛榮心是個人虛榮的直接轉化或昇華；如果個人自誇還有點難為情，民族自誇則因為集體鼓勵的效應而變本加厲。殊不知民族自誇和個人自誇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在誇讚自己身上的某種特徵，只是民族自誇因為表面上的無私麻痺了人們的恥感，因而同類之間相互吹捧、津津樂道，民族虛榮在不知不覺中膨脹得無邊無際，以致容不得半點批評，否則就是反華、陰謀、「賣國」。一旦愛國失去了理性，就很容易墮落為民族自戀，進而情緒化地排斥他國的有益經驗，結果反而耽誤了民族發展的進程。
其實不論他人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我們大可不必在意其背後的圖謀；儒家傳統告訴我們，真正應該在乎的不是別人怎麼說我們，而是我們自己究竟如何。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今天還存在許多問題，因而與其將注意力放在如何回應對方的攻擊，不如切實解決自己的問題，讓別人無話可說。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崛起，中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實惠而非虛假的口惠。大凡缺乏自信的人，往往搖擺於自負與自卑兩極之間：一方面對自己身上的問題束手無策，進而麻木不仁和迴避否認；一旦遭遇批評，則又暴跳如雷，順勢將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帝國主義」或「賣國賊」的陰謀。但是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如此不自信，我們有過一個雍容大度的文化傳統，過去三十年也確實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我們應該有能力正視並解決自己的問題。
在我看來，從根子上解決中國的問題，讓中國變得更好——這才是真正的愛國。
轉自《天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