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本文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導言。】
本世紀的人們常常傾向於對過去時代的愚昧落後嗤之以鼻，自以為已勝一籌。我們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們在做出這種估量時要慎重。必須承認，多數人福利的增進以及我們這一時代帶來的巨大的技術進步確實為人們這種頑固不化的自負感提供了依據。但是，我們的後代們將對這一切做出怎樣的評價呢？難道他們不會得出這一個世紀是放蕩不羈的野蠻世紀的結論嗎？美國歷史學家魯道夫-Ｊ-魯梅爾在他 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本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這一數字中幾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戰爭所造成的「正常」死難者人數，同樣也不含該書出版後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人數，比如在盧旺達或者巴爾幹地區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在人類歷史中，如此多的人死於暴政在此前是亙古未有的。這裡，若要說這是在回退到那種昏暗年代，那是不貼切的，因為這種規模的大屠殺是一種現代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歸因於一種現代的、冷酷自私的邏輯。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險和錯誤的思想－－應該對本世紀這一可怕的統計數字承擔連帶責任。
幾乎不曾有過任何一部比《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為宏大的、反對這些作為本世紀暴行之基礎的思想的作品。這部著作出版於1945年，那時候恰恰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對世界的威脅已經日落西山、反納粹和抗日戰爭達到尾聲和高峰的時候。卡爾-波普爾，也就是這部著作的作者，後來有一次聲稱寫作這部作品是「他為戰爭所盡的一份力」。最多可能還有一位同鄉弗裡德利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也許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過類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爾- 波普爾1902年 7 月28日出生於維也納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與在這些知識分子圈子裡如此多的人一樣，他的家庭對奧匈帝國的專制政府制度持懷疑態度。由於波普爾的猶太血統，這種態度在他身上尤為強烈。這種猶太血統使得他在部分有影響的、日益熱衷於反猶太主義的保守階層中變得可疑。在他的年輕時代，波普爾最初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而且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還變得強烈），但是，當他在戰後時期的國內戰爭動亂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階級鬥爭」所表現的藐視人的一面之後，他又拋棄了它。後來他承認，如果事實並未表明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話，他還會一直樂於追求社會主義理想。
不過，政治最初並非處於波普爾的知識興趣的中心。他從1922年開始學習數學和物理，然後修完了木工學專業，然後暫時從教，以便在1930年取得博士學位。1930年，他與約瑟芬-阿娜-海寧格結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終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婦倆攜手度過了一個美滿的婚姻生活。
1935 年，波普爾《研究的邏輯》一書出版，該書樹立了他作為重要哲學家和科學理論家的國際聲望。在該書中，他與「維也納小組」的實證主義者們（如魯道夫-卡爾納普）展開了論戰。那些實證主義者們把一種嚴格的經驗分析方法用作為各種語句是否「有意義」（科學性）或者「無意義」（無科學性）的尺度。按此，「有意義」 的普通語句總是從「基本語句」中歸納出來，而這些「基本語句」又是基於具體的經驗內容。與此相反，波普爾證明，早在18世紀就已經由蘇格蘭啟蒙運動哲學家大衛-休謨提出的「歸納問題」在此受到了疏忽。按照休謨的觀點，歸納從來就不能產生邏輯結論，因為總是存在一個無知領域，它又可能推翻那種自以為是的「一般規律」－－如果我們把表達方式更口頭化一些的話。波普爾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發展了一個方法思路，它已作為「批判的理性主義」寫入了史冊。波普爾認為，一般性知識（表述為「規律」的知識）總是假說性的，因為它永遠也不能通過歸納得到「證實」。不過，假說（也就是暫時表述的「規律」）在理論上總是通過所觀察到的單一事實（基本語句）證偽。在一個嚴格演繹過程中，通過批判性檢查進行經驗上的證偽的可能性才確立了普通說法的科學「意義」。
《研究的邏輯》所引起的激烈的學術辯論不久已經被政治形勢所淹沒。在那時，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在奧地利掌握了政權，在這樣一個保守的天主教政體裡，反猶太主義已經變得越來越讓人不可忍受。波普爾估計希特勒德國不久將要「接收」這一國家，對於他這樣一位納粹的反對者和猶太人來說，這將意味著嚴重的生命危險。還趕在1938年奧地利令人可怕地「加入」德意志帝國之前，波普爾和妻子就開始流亡國外。1937年，他已經在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大學接受了一個教席。波普爾在那裡遠離歐洲的戰事，首次系統性地從事了政治哲學問題的研究。1944年，英國專業刊物《經濟學》分兩期刊載了《歷史主義的貧困》－－該文在後來被合併出版成書。波普爾在文中從以下信仰中推導出極權主義的政治觀：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絕對有效的「歷史規律」來控制和計劃社會的發展。在這一信仰背後，蘊藏著最終站不住腳的哲學概念即「本質主義」。「本質主義」的出發點是：事情只依賴於概念根據其「本質」所作的明確定義，這些定義然後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把世界構築入邏輯的和普遍適用的關係之中。波普爾認為，這一「本質主義」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大多歸結到「歷史主義」，也就是對「必然的」歷史發展的可知性和可預見性的信仰。無論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它們都利用這樣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解釋並拓展了對「歷史主義」的批判。「歷史主義」不僅通過傳播歷史的「解脫預期」用一種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總是可能助長暴力的）意識形態理由來裝點革命運動，而且從方法論原因來看也是不可立足的。最後關係到的是一種形式的「整體論」，它把「全體的」集合概念（比如「社會」、「階級」或者「國家」等概念）如此對待，似乎它們要比只是出於舒適理由而選擇的對複雜的事實關係的縮略要來得多。這一行為把集合體當作一種能夠有著一個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順序的東西來處理，必然會導致人們在政治中可能選擇一些似乎作為「整體社會的」、相互聯繫的問題解決辦法而出現的方法和思路。波普爾把這樣一種政治觀稱作為 「烏托邦社會工程」，比如所有蘇聯式計劃經濟或者希特勒的純粹種族國家思想就以這種政治觀為基礎。
波普爾認為，所有這些「本質主義」和「整體論」哲學危險的誤區似乎在於：它們意味著一種「對知識的非分要求」（這裡沿用了波普爾的好友和論爭對手哈耶克後來的話），在此，波普爾有意識地聯繫了他的《研究的邏輯》一書中的對歸納邏輯的批判。這些哲學用一種可以簡單運用的一般性知識和簡單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蠱惑人心。但是在事實上，它們不再能夠與確實複雜得多的現實世界掛鉤。這一現實世界是不能通過「集合概念」，而總是需要通過清晰表述的單一觀察進行把握的。一種「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須總是從一種「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出發。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並且是非極權的社會計劃方案。進步總只是通過解決各單一問題得以實現的。不是 「烏托邦的社會工程」指明了一個更好的未來，而是「零星社會工程」。後者已經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為前提，從而也是以言論自由和多元主義為前提。波普爾把一個根據這些原則組織起來的自由主義社會稱作為「開放社會」。與此相反，為「本質主義」和「整體論」思想所迷惑的社會不能把各單一的批判理解為系統干擾。自由和多樣性在這樣一個幻境中沒有其位置。它是一種「封閉社會」。
與哈耶克幾乎同時以其《通往奴役之路》所試圖做的那樣，波普爾的這部著作較少地針對極權主義的公開的追隨者（他們幾乎是不可救藥的），而是更多地面向被誤導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雖然也想擁有一個「開放的社會」，但並未由此吸納與之相容的思想。如同哈耶克把那種國家對運作正常的市場經濟的自以為無害的干預看作一種對整個自由的潛在的危險一樣，波普爾對一些思想家的觀點提出了警告，這些思想家享有作為「古典主義者」的聲望，似乎已經沒有了任何的表面危險性。如此系統性地對哲學神話進行尖銳批判，如此多的「紀念碑」從其底座上被掀起，這是罕見的。波普爾的這部著作把柏拉圖的哲學國王們的嚴格等級制國家、黑格爾把國家作為美德思想的實現這一執拗觀念，以及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觀當作是我們這一世紀中所發生的暴行的思想來源而加以揭露。波普爾在此是當真的，有著自己的方法論要求。人們不應因為這些自以為「人道的」古典主義者就是古典主義者而簡單地接受他們。人們必須使之接受批判性的檢驗，一旦接收檢驗，這些古典主義者還往往幾乎經受不住。這應當是重要的，因為從學術角度看「毫無意義的」概念大多為人們的幸福和自由帶來災難性後果。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其出版後馬上成為「暢銷書」（至少從哲學類圖書的銷售數字來衡量），不久被譯成若干種語言。這也促成了波普爾在1946年，即在戰後不久獲得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職位。他留在該校直至退休。在這一時期，政治哲學的地位又有所退後。通過波普爾的影響，倫敦經濟學院不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學術理論中心之一。在那裡，他的學生的名單讀起來如同某一行會組織的人名錄，其中包括威廉-W．巴特利、約瑟夫-阿嘉西、J．W．N．沃特金斯、伊姆勒-拉卡托斯、保爾-費耶阿本特或歐內斯特-蓋爾納。波普爾的《猜測與反駁》（1963年）包含了一種知識增長理論，在這類著作中，他進一步發展了《研究的邏輯》一書中的方法和思路。在他與約翰-埃克爾斯爵士合編的《自我及其大腦》一書中，他試圖把有關人腦的相面術研究與他的認識論聯接在一起。他的朋友，特利爾哲學家格拉爾德-拉德尼茨基後來在為波普爾作出最終定論時的一番話幾乎毫無誇張溢美之詞：「波普爾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理論家。」由於他的學術成就，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1964年授予他爵士頭銜。
儘管如此，波普爾告假離校並提出了政治主張。即使在蘇聯共產主義勢力範圍之外的「自由世界」裡，他也看到了非理性主義和不自由（潛滋暗長地）在活動。由於他的「零星社會工程」概念可能被錯誤地詮釋為一種通往帶有福利國家特徵的社會主義的明智和平穩的道路，而且正是這一點使得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也為許多社會民主黨人所喜愛，他已經在他1956年發表在德國《秩序》雜誌上的論著《自由主義原則下的公共輿論》中對這種可能的錯誤詮釋進行了駁斥。在該文中，波普爾對披著任何形式的外衣的國家信仰提出了警告：「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痛苦。它的權力不應增多到超越其必要的程度。」早在 1947年，他和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及許多志同道合者（包括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肯以及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喬治-施蒂格勒）一起建立了一個鬆散的、遍佈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聯合會，即朝聖山學會。該協會應當有助於交流和傳播自由思想和市場經濟思想，到目前為止，該協會仍然把這一點作為其任務之一。
波普爾終於在60年代末又作為政治思想家進入到公眾關注的中心。那是聲勢浩大的學生動亂的時代，這些動亂與其說是真正的社會弊端的指示器，毋寧說是表現了只在富裕條件下才可能的、無端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和帶有不負責任的生活風格的文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推翻現存制度和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呼籲聲震於耳，但是最終沒有結果。人們推崇赫爾伯特-馬爾庫塞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他在公開場合把西方民主的自由主義的寬容解釋為「令人壓抑的」，因為它通過毫無目的的批判性追問可能性使得通往烏托邦社會的真實道路失去作用。在這個時候，波普爾在哲學上已升躍為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對極，他與後者進行了無數次公開交鋒和辯論。在這一領域，波普爾不久也擁有了大量富有影響力的學生，他們繼續發展了他的「批判的理性主義」 政治理論，其中有德國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道夫和哲學家漢斯-阿爾伯特。
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屬於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思想經典著作。
當波普爾在1994年 9 月17日以92歲高齡逝世時，他留下了重要的哲學遺產。當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並未宣告有關政治的終極性真理。這似乎也是耐人尋味的，因為這位思想家始終不渝地把所有知識看作為假說，並且把可通過事實推翻假說的性質變成為科學性的規定性尺度。
在本部著作中，波普爾似乎在經濟學領域裡極少有其見識。儘管有著所有各種贊成限制國家的權力以維持自由的辯護詞，但他總是一再為它指派一些任務（如景氣調控），這些任務雖然符合有步驟地進行的「零星社會工程」的尺度，但是從長遠看會低估自由市場的功能。波普爾的方法和思路本質上不可以為他所希冀的限制國家作用提供明晰的尺度。許多市場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無道理地對此提出了指責。
但是這並不會削弱波普爾這部著作的意義。他這部著作的最重要的觀點最終是其極其明顯的 「否定性」。它是對所有那些威脅開放社會的偽科學（整體論、本質主義、實證主義、歷史主義等等）的方法論處事方式的批判。在他的思想的「肯定」部分，尤其是奠定經濟學基礎的方面，有時還存在尚未解決的問題，對此波普爾總是供認不諱。對於他，最終證偽這些假說的「否定性」的處理方式始終是進步的惟一源泉。由此也就清楚，波普爾的哲學綱領是一種對新的和更好的解決辦法的孜孜不倦的尋求。並非徒勞地，他把自己在1974年出版的自傳取名為具有眾多含義的《無盡的探索》。因此，如果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還總是顯示出一些漏洞和前後矛盾之處的話，那只是意味著，波普爾由此給他的學生和追隨者留下了繼續研究的任務。借助由他所設想的批判的理性主義的方法論工具，波普爾也將進一步激發人們在政治哲學中發展一個改進的、建設性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從根本上使這種發展成為可能。本書的真實意義也就在於此。他將繼續幫助我們反對那些把我們的世紀變成一個充滿暴行的世紀的思想。
【1999年於科隆】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卡爾-波普爾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原載：《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