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破牢籠！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這是著名的《國際歌》第二段歌詞。這首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堪稱為全世界共產黨人的黨歌，直到現在也仍然類似于於中共的黨歌。
不過，儘管中共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必先高奏《國際歌》，其間與會者全體肅立，作恭聽狀，實際上，人人心態迥異。其內情，正恍如魯迅所寫30年代國民黨高層參拜中山陵那樣：
大家去謁陵，強盜裝正經。默念三分鐘，各自想拳經。
對擁有中共黨票者來說，他們不會有人真的遵奉《國際歌》的主旨，去想什麼「解放全人類」，而是粵語所云：「潮州佬拉二胡——自己顧自己」。如何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這才是共幹最關切的問題。
也正因此，他們的思想不可能「衝破牢籠」，而必然在毛設計好的框架之內，把毛的意旨奉為圭臬。假如毛的旗幟倒下了，他們的地位也會岌岌可危。
在這方面，夏衍的一段反思令人感慨。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24年在日本經孫中山動員，由李烈鈞介紹成為國民黨員。1927年6月加入中共。後長期從事左翼文化工作。他晚年的回憶錄中有一段寫道：
從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調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華東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傳`文教。所以我接觸最多的是知識分子，最使我感動的也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來我被攻擊得最厲害的也就是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我青年時代到過日本，解放後訪問過印度`緬甸`東南亞`東歐各國和古巴，就我親身經歷，直到現在我認為世界上最愛國`最擁護共產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國，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這就很不尋常了。十月革命之後，大批俄羅斯作家`藝術家跑到歐洲和美國，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瞭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而中國呢，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這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寫到這裡，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夏衍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243-245頁）
在夏衍上面提到的著名學者`藝術家中，傅雷57年打成右派，文革開始時不堪淩辱，夫妻雙雙自殺身亡。周信芳主演過《海瑞罵皇帝》，響應毛號召宣揚海瑞，不料毛朝秦暮楚，演海瑞給他惹來殺身之禍，周死得極慘。這兩位文藝界名人若是當初跟國民黨去了台灣，絕不會落得如此下場。至於從美國回來的老舍，1966年8月遭紅衛兵毆打後自沉於太平湖，連周恩來都為之內咎不已，慨嘆「我怎麼向社會交代？」以夏衍的學養和理論水準，他對於知識分子何以在運動中「首當其衝」的問題，不難「找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是由於其思想沒有衝破毛的牢籠，所以用一句「只能說是民族的悲劇吧」敷衍過去。
上述問題其實說穿了很簡單。毛歷來忌恨知識分子「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將之視為心腹大患。他始終把「權」作為「重中之重」，早就說得很清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要「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打江山就是為了掌權；坐江山當然也牢牢地把權抓住不放，一切可能威脅到他至高無上的統治權的勢力和個人，他都必欲去之而後快。在「新中國」，地主階級一開始就被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也很快被共了產，作為階級也不存在了。於是，他要對付的便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是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首腦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即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能不狠狠收拾知識分子，讓他們服服帖帖嗎？
我們不妨逐一審視一下前述各位，除傅雷`周信芳以外，其他各人的情況。
最幸運的是梅蘭芳（1894-1961），他在文革前五年就去世了，風光大葬，生榮死哀。
最吃香的是錢學森（1911-2007），1959年加入中共，後來成了九屆至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他所擅長的火箭導彈技術是中共極需要的，其本人又善於體察聖意，深獲毛之青睞，當然一直交好運。
同樣從事自然科學的茅以升`馮德培也還可以，沒受太大衝擊。另外一位吳有訓，曾任中央大學校長，中共建政後將中央大學大卸八塊，原有的名教授幾乎全部調離南京，分散到京`津及東北`西北等地，吳有訓調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屈居郭沫若手下。不過總算得善終。
周予同`錢鍾書`徐森玉等人文科學領域的大學者明哲保身，「夾著尾巴做人」，也還平安無事。正如錢鍾書夫人楊絳所言，他們夫婦早就「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我們夫婦始終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楊絳《我們仨》）
曹禺和袁雪芬是積極靠攏當局，非常聽話的，因此政治地位很高，只是藝術上已乏善足陳，遠不能跟49年之前的光芒四射相比了。
回到夏衍的反思。儘管他受到毛思想的束縛，未能暢所欲言，但能夠提出問題也還是十分可貴的。希望更多的高幹`資深的黨員傚法這位德高望重的「夏公」（夏曾任中顧委委員，49年中共建政前夕已被定為「兵團級」），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要困在毛的牢籠中而不能自拔。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解放自己。誠哉，《國際歌》斯言！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