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8日訊】五一期間，朋友相約到香港玩，但終因電視上報導的羅湖海關的擁擠而作罷。電視畫面上過關的人流排隊排到羅湖橋上，讓我有機會能夠藉著攝像鏡頭細細打量羅湖橋。
羅湖橋是連接香港和深圳的一個小橋樑，橋的兩邊分別是香港和深圳海關，分別由香港警察和大陸公安把守，橋分上下兩層，從香港進入深圳走上面一層，從深圳進入香港通過下層的橋。
香港是1840年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在英帝國主義槍炮脅迫下，被迫割讓給英國的人的。教科書上聲稱，割讓香港給英國人標誌著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開始。1949年共產黨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後，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並沒有派兵搶回香港和澳門，這件事和韓戰爆發阻止了解放軍攻佔台灣一事加一起，形成了建國後的兩岸三地政治版圖。
改革開放伊始，一位老頭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劃了一個圈，成立了深圳經濟特區。當時的我孤陋寡聞，以為經濟特區和戰區差不多，是為了對付英帝國主義佔領的香港而設。
1992年，這位老頭再次來到深圳特區，講了幾句話，結果十二億中國人繼續在這幾句話的指引下摸著石頭走向未來。
就是在這一年，我被政府派到香港一家中資旅遊公司任部門主管。這之前出國公幹時，我兩次經過香港，但都是匆匆而過。這次我是來工作，是要長期住在香港的。當時中資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做生意，但其領導幹部幾乎都有「維護香港穩定繁榮、確保香港順利回歸」的不言而喻的任務。我是學習國際關係的，又有紮實的英語基礎，加上工作後表現不錯，很快入黨和提干，使得我在年輕人中脫穎而出，獲得了二十多歲就駐外的機會。
一到香港我就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當時在國內的工資只有不到兩百元，一到香港就拿到將近一萬元的工資。不久我還發現，除了我和其他一些真正幹事（做生意）的專業人員和中級主管外，從大陸外派出來的中資機構的領導幹部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高幹子弟，或者和各省高級幹部沾親帶故的。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由於大量的中資機構進駐香港，使得香港配給大陸中資機構工作人員的工作簽證名額供不應求，輪到我這個級別的幹部過去時，只能持多次往返簽證。多次往返簽證就像現在的通行證，持此簽證的人在香港住滿十五天時必須出境一次，以便重新進入時再次得到停留十五天的停留簽證。當時離香港最近的處境地是澳門和深圳。到澳門的船票貴一些，深圳不但火車票便宜，而且過去後的消費也相對較低。
就這樣我和連接深圳與香港的羅湖橋結下了不解之緣。回顧我前後在香港工作的四年時間裏，雖然見證了「香港之死」和香港移民潮、中英爭拗、兩地經濟大發展以及香港回歸，可到頭來，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竟然是那座小橋——就是我平均每個月都要來回兩次的羅湖橋。
至今我還記得第一次、第二次踏過羅湖橋的情景，我彷彿還能夠聽到每一次走過羅湖橋時自己的腳步聲和心跳聲，羅湖橋週末擁擠的人流至今還歷歷在目——
記得開始的那些日子，每次踏上羅湖橋都有一種新鮮感，特別是看到身邊提著大包小包匆匆而過的香港居民（當時深圳居民出入境還不是那麼方便），我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想到香港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一百五十多年屈辱的歷史最終將要劃上句號，而我不但將見證歷史，而且還或多或少地參與其中，我忍不住昂首闊步。當然，我心中也漸漸產生了不安，我開始感覺到羅湖橋連接的那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第二年，當我一次又一次踏上羅湖橋時，我的興奮和自豪感漸漸消失了，我沒有讀很多書，也沒有思考更深的問題。可是，我卻憑知覺感覺到不對勁。我開始對照、思考腳下的羅湖橋連接的同一個中國的兩個部份——這截然不同的這兩個世界，我也開始學會敞開胸懷，試著去瞭解香港和香港同胞。我原以為我在認識和思考香港，其實我卻是在思考我一直生活其中的大陸……
第三年，站在羅湖橋兩邊關卡前排隊的人流中多了一個看書的小伙子，我發現小小的香港竟然擁有整個大陸都買不到和找不到的好書，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藉以尋找在現實中遇到的諸多疑問的答案。那些年，我心中生出的疑問和疑惑實在太多了。香港要收回到祖國懷抱了，香港市民為什麼充滿恐慌？鄧X小平為什麼再三答應要保持香港制度不變？我生活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世界上最有優越性的政治制度嗎？……我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但卻是最真實的想法。八十年代充斥在大學校園對制度和文化的反思對我的影響有限，我這人不見棺材不流淚，一切以眼見為實。再說，從我咿啞學語就被反覆不停被灌輸的那些社會主義中國最偉大、全世界都在受苦受難的觀念實在已經深入骨髓，不是靠一些人的演講和幾本啟智的書就能動搖的。
直到今天，很多老朋友老同學和老同事會不時冒出這樣一個問題，楊子，到底是什麼促使了你思想上的變化？你又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化的？
如果一定需要說個時間，我想就是在我一次次踏上連接兩個世界的羅湖橋。也許我已經被教育成一種人了，但我始終認為我的本性是「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眼前的兩個世界不可能不引起我的思考。香港是一個法制的地方，也是人民享受充分自由的地方，這裡實相對行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港民安居樂業、和諧相處。這一切該歸功於誰和什麼呢？在感情上，我無論如何是不想把這一切歸功於帝國主義英國的。而且，英殖民主義者並沒有拿錢來建設香港，他們當初帶來的只不過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幾千年曆史的殖民制度，這種制度與時俱進，演變成一種尊重人權、尊重個人自由，講究法制，人民不但充分享受言論結社和出版自由，而且還擁有一定的監督政府的自由和權力……把這一切和羅湖橋這邊的大陸相比，不用我這個深入其中的體制內幹部，就算一個外人，一個文盲也能看出來，我們這裡是一個缺乏人權，人民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政府的絕對權力不受限制，每天沒時每刻都在產生絕對腐敗……。有一段時間，我開始感到自卑和慚愧，我甚至認為，繁榮、文明的香港的存在正是中國人民至今還應該感到羞恥的標誌，不是嗎？當初割讓香港給英國時，香港只不過是一個人煙稀少的臭港……。如今，香港人要回歸祖國了，可是卻憂心忡忡，弄得鄧X小平不能不向人家承諾「五十年不變」——這大概也是中華民族屈辱歷史的新一頁，只是大陸同胞都麻木了，我們已經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了，我們不但沒有權力選擇制度，而且也沒有人會向我們承諾什麼。
彈指一算，去國已經十年，可是卻從來沒有感覺像今天一樣離祖國如此之近。
這些年，我開始以各種形式（包括寫小說等）抨擊北京的權力腐敗，抓住一切機會提倡政治改革，主張最終實行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體制，有好朋友問我，我是出於什麼目的。我告訴他們，我的目的和我二十年前參加工作時一模一樣，我想中國變得強大，人民變得幸福和富強。
普通老百姓對外面那個「最不壞的」民主政治體制所知有限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精英，包括我認識的那麼多華人華僑，他們都把自己的子女放在海外，可是卻在那裏幫著北京政府鼓噪外面的制度不適合中國，他們這些中國人倒是挺適合的。這些年，我在海外看到了一個怪現象，越是那些高調支持北京權力腐敗的，越是搶先加入外國國籍。還有一大怪，這些年海外華人越來越支持北京政府走那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是他們卻沒有一個人把自己子女送回大陸，加入中國籍。這個世界上，平均每天都有上百成千的中國人宣誓加入外國國籍，到今天還沒有聽說個一位華人宣佈放棄外國國籍而加入中國籍的。這裡包含的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權和民主等等。
還是說到香港，香港人在英國人的體制下過得和諧得很，這次選特首也讓大陸人開了眼界。
其實，對於中國的精英，中國目前的機會（包括一夜暴富，發財，陞官，甚至玩女人）確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然而，普通老百姓呢？
精英們應該明白，他們自己也許有能力在腐敗和不公正的體制中靠不那麼光彩或者不那麼光明正大的手段爬到高位，從而用特權和損人利己的方式讓自己的家人生活富裕、享有特權，但沒有人有能力保證他們的子子孫孫都享受不受人欺負的人上人的特權，只有一個人民自己創造、為了人民存在和服務於人民的民主的社會制度才能保證所有的人生活在公平、合理的環境下。
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個月，我離開香港來到美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智庫任資深研究員，當時我感興趣的是中美關係和中美核子武器政策研究。
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個決定，至今還有朋友不理解。當時我已經成功從政府部門脫出，開始在香港做生意，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和人際資源。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拋棄一切，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甚至語言都沒有完全過關）的地方去搞學術研究。我其實哪裏知道什麼學術研究？
可是我還是選擇了這條道路，如果要找原因，大概也是因為羅湖橋，羅湖橋已經把我的魂勾去了，從那以後，我有點失魂落魄了。羅湖橋讓我認識到這個世界這麼大，自己的認識又是如此膚淺，我得找機會多走一些地方——不，多走還不行，不能走馬觀花，我要住在不同的地方，切實感受那裏的一切。
很多人當然不必像我這樣，他們比我聰明，也更有悟性，他們靠幾本書就能認識到真理。我不同，我必須得自己去感受。你說西方的民主制度好，好在哪裏？怎麼個好法？我一定得自己住在那裏用耳朵和眼睛去體會，用心去感受。
也只有住在那裏，你才能感受到喜怒哀樂，你才能真正切實地感受到優劣，經過這樣之後，你才不會成為一個「偽派」，一個平時高調之極，遇到一些挫折就垂頭喪氣的人。
多少年後，當我告訴朋友我當初去美國的深層原因時，幾乎沒有一個人相信，有些甚至認為我在編故事，還有說我「傻B」。向周圍看看，我確實有些傻。中國人出國有各種理由，但有幾個是要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為了所謂要去探索制度和思想的優劣的？再說，又有幾個自費出國的人會愚蠢到一頭扎進華盛頓這種政治和思想中心去搞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研究呢？
我就是這樣的傻B了，而且一點也不後悔，人活一輩子，不就是為了活得明白？
在我心中，羅湖橋連接的不只是香港和大陸，太平洋隔開的也不只是中國和美國，如果一個人不再孤立自己的內心，願意在心中搭起一座橋樑，再遙遠的彼岸也近在咫尺。（摘自凱迪網絡貓眼看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