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5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鏵採訪報導）最近，中國互聯網和傳統媒體紛紛關注兩個熱點新聞「張鳴事件」和「最牛的釘子戶」事件。張鳴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系系主任。因為在其博客以及媒體上披露他和國關學院院長之間的矛盾並譴責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病，結果引來學院院長四封公開信並撤銷張鳴的系主任職務。
「最牛的釘子戶」是指重慶市一個開發區，開發商已把土地深挖十米，而中間孤獨地聳立著一座兩層小樓。其戶主因為不同意開發商給出的條件，拒不搬遷。
這兩件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成都的評論人士冉雲飛和北京的憲政學者陳永苗告訴記者申鏵，從這兩起事件可以看出，中國「公民社會」正在逐漸形成。請聽他們的討論。
記者：我就首先請教一下冉雲飛先生，您從這兩個事件中有沒有看到相同點呢？
冉雲飛：我覺得當然有相同點，「釘子戶事件」是關注現實的物質利益，「張鳴先生」的那個事件是關注我們的精神層面，我覺得精神和物質是缺一而不可的。
這些權益都值得關注，現在高校相當腐爛，像張鳴這樣的學者，我在我的博客上面評價，我說「高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死光」。我覺得這兩者他們有相同點，一個是民生，一個是物質利益，一個是精神層面，我覺得這是我的看法。
記者：他們兩個都像挑戰現有秩序的兩顆釘子是不是？陳永苗先生。
陳永苗：我覺得這種釘子是多多益善。
記者：陳先生您的看法？
陳永苗：我想換一個角度說這樣的事情代表說跟體制相對立的，比如說民間的社會的形成，就是不管是重慶的釘子戶也好；或者是學校裡的張鳴老師也好，他們不忘跟體制告別，批判那個體制，不斷的去形成民間的公民社會，慢慢的就會長大。
記者：您剛才提的這一點很有意思，就是說張鳴教授是中共很有名的歷史教授，是屬於知識份子中的精英；但是重慶的釘子戶又是很普通的民眾。
陳永苗：重慶的比張鳴厲害多了。
記者：他們都不約而同的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來抗爭這個現有的體制。剛才陳永苗先生說這代表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冉雲飛先生您看呢？
冉雲飛：我覺得也是這樣吧，就是說怎麼樣做公民，我覺得就是像「張鳴事件」，尤其是「史上最牛的釘子戶」這種事情，我覺得應該編入公民教材課本。
記者：您覺得像釘子戶這個事件，它有什麼意義呢？對這個公民社會。
冉雲飛：我覺得第一它告訴你要做公民，比如說聯繫到學校的教育，就是你要知道公民是什麼？比如說其中有一點，就是你要做到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我自己的權益我自己要維護，重慶的那個釘子戶楊武、吳萍夫婦這樣起來不懈的努力告訴人們，每個人的權益不是恩賜，而是自己必須去做的，我覺得這一點中國人應該逐步逐步地通過這些事件加以覺醒。
記者：說到釘子戶戶主楊武和吳萍夫婦，我從這個媒體上看，他們兩位好像對法律、憲法是掌握得很透徹。吳萍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拿著剛剛通過的《物權法》，她說《物權法》上面說為了公共利益可以拆遷，但他們釘子戶周圍拆遷的目的是商業利益，不是公共利益，所以他不能按照《物權法》上面所說的為了公共利益可以拆遷就要拆遷，所以她把《物權法》的法律弄得很透。陳永苗先生，您覺得這是不是確實是每個中國公民應該要學會做到的，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是吧？
陳永苗：這邊有個帖子說吳萍的法律水平比我們的民法學泰斗還高。
記者：您說她比民法學家還高。這兩個事情現在都還沒有完結，張鳴教授還在人民大學教書，但是人大方面在討論有關解聘他的問題；但是張明說我不會主動離開人大，就看他怎麼對待我。釘子戶現在也還沒有主動搬出去，說是沒有達到我們的條件，我們就不會搬出去。冉雲飛先生，您覺得這兩個事件最後結局是不是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景呢？
冉雲飛：以我對中國現實和中國利益的了解，這兩件事最終的結果不一定都會天隨人願，但是這個過程對所有老百姓權利意識的喚醒，還有對大學裡面教書的人的尊嚴、還有做學術的自由這些的東西的喚醒，這個過程應該是有它的積極意義。
但是對於結果我倒不是那麼樂觀，但是我覺得這過程是必須的，你要讓他們知道民眾不是那麼好欺負的，民眾的權益他們自己是會維護的。然後要讓他們以後再做相同事情的時候，他們會有所收斂，不至於那麼太過於肆無忌憚。
陳永苗：說到重慶的這個釘子案，它為什麼有意義呢？就是有個歷史性意義呢？大家媒體現在倒是看著它，以《物權法》作為那麼重要的根本大法，那是有重要意義的。好，你在這個案件上你如果能保了自己，那我們就都說你這《物權法》是好的東西，有希望的東西；如果你保不住了，那《物權法》也就沒有用了。所以這時候大家心裡就盯著這《物權法》，它要沒有這個《物權法》放著這個時候，它可能也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凡響。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