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龍淑蕙採訪報導）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10月底透過大紀元發表致胡溫公開信，四萬言的文字針對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等議題提出了廣泛建言，無疑的對十七大會議後的中共擲下一顆震撼彈。這封信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的迴響，目前定居美國的兩位華人經濟學家謝欣玲以及俞偉雄也分別的就個體及總體經濟層面發表他們對汪兆鈞公開信的看法。
勞動經濟學家謝欣玲：中國終於有人敢說出真話！
北密西根大學經濟學教授謝欣玲認為汪兆鈞敢於公開針砭中國經濟的陳痾，其勇氣值得喝采。她認為經濟政策就是需要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率的分配，中國社會上的各種資源本應拿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及就業，但是中共自執政以來在歷次的運動中利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迫害善良老百姓，這就造成資源嚴重的扭曲以及不當的運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汪信中所提的經濟問題就是長期中共對資源扭曲所造成的苦果。
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所得分配不均
主攻勞動經濟的謝教授，也針對汪信中所言中國現今社會不公的現象提出她的看法，她認為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所得分配不均。
衡量一國所得分配的狀況可以從一國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看出，越高社會分配不均就越嚴重，指數0.4是一社會穩定的臨界值。
謝教授指出，中國在1978年吃大鍋飯時代其吉尼指數是0.15，90年時是0.23，94年時0.37，到2000年時已高達0.458，可看出中國所得分配不均不斷惡化。根據中國官方資料，農村的吉尼係數是比城鎮更大。中國人民大學所進行的調查得出的吉尼係數比官方還高。中國在進入21世紀後，吉尼係數始終超過臨界值0.4。根據聯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在2005年發表的報告，中國吉尼係數高達0.45，中共因此被警告一定需要對社會不公現象改正。謝教授指出，中國民間自己進行調查所得出的吉尼係數是高達0.59，由此可想像問題的嚴重程度。
吉尼係數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可以對照台灣的發展歷史加以觀察。台灣在1978年的吉尼係數為0.287，隨著經濟的起飛，整個1980年代一直維持在0.28~0.29間，1990年時是0.312，在歷經亞洲金融風暴、股市崩盤等考驗後，1994年是0.318，到2000年時成為0.326，進入21世紀後始終維持相對穩定的水準。日本在21世紀同一時期為0.284，韓國為0.358，顯示亞洲地區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並不會造成社會不公、貧富不均的極端現象。
香港在97年回歸後貧窮率攀升至18%
謝教授表示，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分析，香港在1997回歸之前貧窮率（poverty rate）一直維持在15%以下，但在中共接管後，自1998年起貧窮率躍升至18%，並居高不下。相較於美國在2001年的11.7%，香港貧窮人口的比率現在仍是較高的。即使是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在中共勢力進入後，也同樣加重其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
失業是中國存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
「失業和下崗的職工是中國大陸的一顆不定時炸彈。」謝教授如此表示。中共在面對高達2億的過剩農村勞動力所施行的辦法，是以「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來限制農民工向城市的流動，這解決不了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嚴重，把農民工置於更痛苦的境地。
謝教授認為，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要像台灣的政策，朝向促進就業的方向努力，把資源投入改善農村的教育、健康，或提供職業訓練，而不是鐵腕的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人民有權利選擇遷移、選擇居住的地點、選擇職業，目前中共的政策和自由市場裡的自由選擇背道而馳。農村資源的缺乏也和中共長期扭曲整個國家的資源分配有關。
另一方面，謝教授指出，由於產業結構不合理、服務業發展緩慢，其實現在中國不只是農村人口失業，大城市也存在失業問題。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後所帶動的服務業的發展，會因此帶動對高學歷就業人口的需求，如財務、金融、法律等行業的發展，如果兩者不能配合，第三產業的發展就會受阻，這個結果就會反過來影響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速度。另外，中國法治系統的不健全，也影響了商業活動的進行，阻滯服務業的發展。
計量經濟學家：百分之百贊同汪信所言中國經濟問題
專研總體計量及財務等領域的經濟學家、目前在維諾那大學任教的俞偉雄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非常贊同汪兆鈞信中對中國經濟分析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中國經濟過熱的問題是中共的匯率政策造成
俞教授認為，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過熱（overheating），總體的需求面超過其生產的產能。只要看一個指標就可知道中國經濟過熱的現象，如八月份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通貨膨脹比前一年度增加了6.3%，這是一個很高的數字。第二個問題是資產的泡沫，如最明顯的是股市及房市。在過去一年上海股市漲了百分之三百，上海股市的本益比是69，而美國一般都是低於20。
「這兩個問題都和中國的匯率政策有關。」俞教授認為，現在人民幣的幣值從一個均衡價格的角度看應該是要升值的，但中共為了讓其出口物保持價格便宜的競爭力，刻意壓抑匯率的升值，讓人民幣緩慢的升值，這就造成了一個預期的心理。國際投資者想要利用這一投機套利的空間，因此他們不斷的把錢匯到中國境內。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為了延緩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就必須不斷的發行人民幣買進美元，造成他們無法控制人民幣的貨幣供給。
俞教授解釋，在經濟學的模型下，一國政府很難同時控制國內的貨幣供給和匯率。中共為了要控制匯率，因此犧牲了貨幣供給，而貨幣供給的不斷增加導致了總體經濟過熱及股市、房市的泡沫化。
他強調，只要有泡沫，就一定有破滅的一天，只是時間的早晚，快的話現在就開始，慢的話一兩年就會破滅。他認為，與其破滅的晚，不如破滅的早。因為泡沫越大，牽連的資金及參與者越多，破滅時所牽涉的整個經濟、社會、金融體系衝擊越大、越嚴重。
美國歷史上發生過兩次很有名的泡沫，一次在1920年代，泡沫破滅後產生經濟大蕭條，第二次即發生在90年代的網路公司泡沫；日本在80年代有資產的泡沫。美國從第一次泡沫破滅處理不好產生10年的大蕭條中學到教訓，因此第二次泡沫就積極的介入處理。他認為中共的體制不同，經驗不同，應變的結果也會不同。他建議中國目前要面對的，是如何使泡沫破滅時不要那麼痛苦。最關鍵的，就是改變中共的匯率干預，因為這是一切過熱的根源所在，應該立即讓市場自由決定其價位，才是根本之道。
在中國的投資者是非理性投資
俞教授同時指出，其實現今在中國股市、房市的這些國內和海外資金都是非理性投資。即使這些投資者明白泡沫現象的道理，他們仍是非理性、一窩蜂的心理進入中國的市場，破滅時就要承擔這樣投機的後果。
而泡沫破滅後的影響程度端看中共處理的能力，如果處理不好，將達到如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程度，可以預期中國到時經濟成長下降、失業率上升、公司倒閉、金融體系縮減、信用擴張減少。而他也預期，這一經濟層面的衝擊，一定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社會層面，造成改變。
他也舉出日本的例子，在90年代泡沫破滅後，造成日本長達10年的經濟蕭條期，和其政府政策不當及金融體系的問題有關。
經濟學家看中國的經濟成長：如果不是共產主義，中國早該發展了
俞教授指出，經濟學的梭羅模型(Solow Model) 可以解釋，只要一個國家有不錯的儲蓄率，相當程度的投資率，以及自由開放的貿易，就能夠持續累積資本，而能從低度發展開始持續高度經濟成長，如戰後的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中國、印度，都是如此。當到達一個均衡點後，成長就會減緩。他認為，中國經濟的成長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其勤奮、廉價的中國勞動人口，而非歸因於中共政策的成功。他並強調，如果不是共產黨及毛澤東當初發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在50、60年代就會像四小龍一樣經濟起飛了，不用等到80、90年代才開始。
汪信所提的自由、民主化對經濟發展有好處
俞教授非常贊同汪兆鈞信中所提中國應盡快朝自由化、民主化的方向發展。他表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要長遠良好發展的國家需要有民主體制來運作。「制度」（institution）是決定一個國家能否長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最根本因素，人治而非法治或許會讓國家短期內興盛，但無法保證能持續多久，衰敗終究難以避免，因此造成一個國家發展不穩定。相較而言，民主法制是一個最穩定的制度，政府的重要政策會面對制衡的力量，可在公開而全面的討論下凝聚多數人的價值與共識，從而創造長期健全的投資環境，國家經濟因此能永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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