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 「物以稀為貴」、「國亂見忠臣」，這是人類的心理邏輯和生存邏輯。《中國公民性文明公約》（討論意見稿）在中國的出現，說明了中國性文明危機，也說明了人類一些性文明努力的寶貴。「在18日舉行的2006年中國性健康文化產業博覽會暨第二屆中國性科學高級論壇上，中國性學會首次出台了《中國公民性文明公約》（討論意見稿）。討論意見稿提到，擁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有平等權利；反對對性病、愛滋病患者歧視；倡導一對一的性關係，減少性伴侶數量，避免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據稱，如果該公約正式出台，將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性文明公約。」
中國性文明危機，特指中國社會的人心秩序。對一個社會「好」與「壞」的根本判斷尺度是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而不是什麼國家軍事力量和ＧＤＰ。沒有人願意生活在什麼國家軍事力量強大、民眾生活艱難的國家，且又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都混亂不堪的國家。不管從官方的統計數據和人們的日常現實感受，中國的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都到了一個「禮崩樂壞」的臨界點。臨界點的一邊，是一個已經證明失效了的人心控制系統，和更為罪惡的政治控制系統。臨界點的另一邊，是重建適合今天中國社會（或現代中國社會）人心秩序系統，和社會秩序系統，以挽救中國。
今天的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又回到百年前的歷史起點上，即依然面臨「啟蒙與救亡」的歷史考場，「啟蒙」的試卷沒有太大改變，即依然是理性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紮實和普及，直至對國家級別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思考與參與。但是，「救亡」的試卷改變了。這就是，中國沒有亡在西洋或東洋的堅船利艦之下，倒亡於西洋的馬、列意識形態之手，亡於馬、列意識形態的代理人之手。馬、列意識形態的中國代理人，就是中共。
中國性文明危機，有幾大特點是屬於「中國製造」、屬於「中國的」，而不是「全球化」和「世界的」。其一，以娼妓職業講，中國並非沒有娼妓職業，不同於一些國家的是，中國的娼妓業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但不允許不是不存在，相反，中國的娼妓業和賭博業（中國法律也不允許），在中國不僅存在而且「繁榮」，其「從業者」的收入，不是其他一般職業可比。中國各地稍具規模並「生意」興隆的娼妓業，大都有官方的官員或警員庇護（中國媒體已爆光的就不計其數）。在中國娼妓業中，支撐其「繁榮」的「性消費者」中，也不是一般中國民眾。「性消費」人人都愛，人人都喜歡，是人的一種極健康極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現象，但中國民眾對「性消費」是有心無力。這意思是說，在中國娼妓業中，主要和恆常的「性消費者」，是一些財富擁有者和權力擁有者。這從中國娼妓業的主要和恆常的「生意」方式上，即官商勾結、買官賣官等「攻關」活動，都是以「洗桑拿」為主要鋪設。還據說，「洗桑拿」中，有什麼「一龍二鳳」，「一龍多鳳」等頂級遊戲，其消費金額是幾千上萬，連有些級別低的權貴消費之後都嘖嘖連聲，這已經是中國民眾做夢都想像不出來的外星人遊戲了。該《公約》（討論意見稿）中，「擁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有平等權利」，這是個好倡議，但不知道是權力擁有者向中國民眾平等，還是後者向前者平等。如果是倡議後者向前者平等，此倡議就太有創意了。其二，該《公約》（討論意見稿）中，「倡導一對一的性關係，減少性伴侶數量」。這一倡導也與中國民眾根本無關。在中國，超過一對一的性關係和伴侶數量，就是一個男人供養幾個情婦、幾個小老婆。這好懂。這不關中國老百姓的事。
用唯物主義的觀點，「飽暖思淫慾」，中國民眾在中國的現實生存狀況，既沒有「思淫慾」的物質條件，也沒有「去淫慾」的經濟條件。該《公約》（討論意見稿）中加上「中國公民」似不太合適，應該改成「中共的」比較合適，也比較接近真實。「中國的」這一定語修飾，在中國的政治語法中，使用得不正確，明明是「中共的」，偏偏使用成「中國的」。中國的政治語法，應該讓中國的語文學者們好好清理一下。不然，中國民眾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眼中，就成了中共的冤大頭了。在中國，有條件「思淫慾」和「去淫慾」的，是中共的一些權貴。而這些中共的權貴們，在今天的「性消費」和「性追求」上，如此瘋狂，如此如決堤之水，如過江之鯽，如此具有「中國特色」，除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權力私有制外（這是主要的），還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就是中共的（注意，不是「中國的」）毛澤東時期對中國的性文明和性文化的專橫和壓制，當時中共的權貴們是「有賊心，無賊膽」。當時中共的權貴們用民間「口頭文學」的方式，談虎色變地傳續給今天的中共權貴。今天的中共權貴們在「越禁越愛」、「越禁越想」這一人類的心理機制下，加上今天性文化的開放，再加上今天政治信念的零落，最後，加上自己手中的權力，試問，人類的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時代，有這麼優越的條件，供這麼一群人去「性消費」？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如此短短的時間內，有規模如此浩蕩，力度如此勁挺的性氾濫、性文明缺失、性特權，和什麼現代、後現代這些概念並沒有必然聯繫。有，也是間接性的。中國的社會學學者們，在探討中國的性文明怪象時，多看一眼中國的性特權和政治特權的聯繫。
如果對中國病入膏肓、「禮崩樂壞」的惡症作政治診斷，政治制度是首要病因，這是中國朝野的共同識別，共同診斷。但這不能忽略其歷史的後遺症。一為政治制度病因，一為歷史的後遺症，醫治中國這一惡症就不是簡單的事。一個《中國公民性文明公約》，斷不是中國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但是，對於中共前朝的政治後遺症，也有剝繭抽絲的作用。「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中國人實在是苦難多多。有鑒於此，中共今天的胡溫一朝（或一屆），在什麼國家軍事力量和ＧＤＰ上，在中國大政方略上，持一種保守主義路向，不要勞民傷財地去修築什麼「萬里長城」，不要瘋狂毀滅中國人的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去提高什麼ＧＤＰ。繼之，在政治改革的手筆上，多一點力度、多一點政治想像，多一點神來之筆，為中國人和中共的下一朝或一屆，少留下一點政治災難，政治後遺症，多一點中國走向憲政的社會和政治空間。
（2006年9月19日於貴陽家中）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