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
政治若淪為權痞集團的工具，就必定要侵害民眾的生命、健康、財富。
《現代快報》2004年9月間有報導：《因家貧失學導致慘劇發生 南京六歲女童上吊身亡》。報導說，小潔已經是這個家第6個夭折的孩子了。父親老陶已經在南京生活20多年了，日子越過越苦，淪落到“靠妻子撿破爛、自己挖野菜”維持生計。6歲的孩子小潔是這樣自殺的：爬到洗衣機上，把一條大毛巾拋到晾衣鐵絲上，打了一個結，把頭伸了進去……這種自殺的本領應當不是一次能夠學會的。玩伴告訴記者，小潔很喜歡上學，經常爬到洗衣機上朝隔壁幼稚園看，跟著學校裏的孩子一起唱歌。但是，因為交不起贊助費……
2006年初春，一個乞丐在南京三牌樓斃命路旁。這是一位著名的乞丐了，40多歲，在三牌樓這地方行乞多年了，許多人都認識他。有人說，他可能是得了什麼急病死的，說他死前彎曲成一團，兩手按在胸腹位，有些痛苦地呻吟著。按照例如鐘南山院士最近的憤激說法——我理解他在市中心、家門口，光天化日之下遭劫剪路賊後的心情。差不多十年之前我就給廣州市委政府寫過信，將我從火車上聽到的廣州火車站猖獗的犯罪活動作了反映，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幾年後才看到《南方週末》報的相關報導——這位元乞丐無疑是眾多流浪者中的一個，應當受到比勞教、勞改更殘忍的收容遣送了。但是，我敢肯定，這位乞丐給南京帶來的不安全與南京給他的溫暖同樣少；我更肯定，多年風餐露宿、地床天被，絕非出於其本能，不是的，遊玩是人的本能，但饑寒交迫中的流浪絕非人的本能，連動物都不會有這樣的本能；我還要肯定的是，如果安徽地方能給這位乞丐提供基本的溫飽保障，他寧肯在油菜花叢中追逐蝴蝶，倚著結實的土牆根懶洋洋地曬太陽，也不願意外出流浪。就不再把流浪乞討人員當著潛在的罪犯，不再任意虐待掠奪剝削流浪乞討者而言，救助站確實已大不同於收容遣送站，但就只是把流浪乞討人員送回原籍，並沒有給其有效的生活保障來說，事情的糟糕局面還是老樣子。這就難免流浪乞討者的凍餒，以至“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的中國含義
“非正常死亡”的中國含義，簡單說就是“餓死在糧囤旁”。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是國庫的，國家不給窮人糧食，見死不救。這是發生在1959~1961年的事情。1970年代末學界多採用官方默認的說法，餓死了兩千多萬人。隨著研究的深入，例如近年四川真相的披露，學界傾向於認為四千萬是更接近真相的數字。
為什麼國家見死不救？因為毛澤東們發動大躍進運動，地方領導為了表現政治忠誠，虛報浮誇糧食多到吃不下。現在像鐘南山們不希望看到“盲流”，那時候是村村嚴防外出討飯，生怕浮誇露餡，就像現在為了上面覺得安定到處截訪一樣，那時候攔截到乞丐往死裏打是家常便飯。這就有了“非正常死亡”的第二層中國含義——“死於專政”。結合二者做概括的表述就是：“不顧老百姓死活的專政致人死命。”
擴展開來，人們直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能夠將“中國非正常死亡”的方方面面，徹底研究清楚。軍隊殺害人民、員警打死人民，是最容易指認的，這在認知上與共產黨最忌諱說軍警鎮壓人民，是兩回事。複雜一點的例如與當年紅衛兵打死人極為相似的（受到權力的默許與慫恿），“黑心老闆”壓榨死人，算不算“專政殺人”？更複雜一點的例如醫療事故、假藥致人死命、環境污染致人死命、教育產業化或者亂收費致繳不起錢的父母學生自殺、野蠻拆遷、權痞圈地致人死命，等等，這些算不算“專政殺人”？最為複雜的是很多的積郁成疾、抑鬱而終和眾多的過勞死，是不是“專政殺人”？這裏面有很多政治與非政治、社會與心理、心理與生理的環節轉化，需要綜合利用現代學科手段，一一加以調查、揭示、辨認、解讀。人們研究清楚了嗎？遠遠沒有。
是的，人們還沒有真正弄清南京三牌樓的安徽乞丐，是死於饑餓、寒冷，或者骯髒、疾病，或者專制政治的冷酷無情！但人們知道他本不該這樣死去，他的死是非正常的。 人們將終於天年或不治之症視為正常死亡，而將自殺、車禍、醫療事故、礦難等視為意外死亡。在意外死亡中，哪些屬於社會政治制度的致因呢？很複雜，尤其自殺與社會政治制度的關聯最難弄清。
中國已經成為自殺率居世界前列的國家，自殺人數呈逐年增長趨勢：1999年是14萬人，2000年是20萬人，2004年是28萬，自殺未遂者更超過百萬人。值得注意的是自殺已成為中國15~24歲年齡組的第一死因。相關的現象是中國高等學校中的自殺也逐年增長。據楊東平教授、陳學飛教授等學者完成的《2005年中國教育發展報告》中，由中央電視臺的何永振先生撰寫的《大學生自殺現象透視》調查報告所述，2005年僅媒體報導的中國內地大學生自殺事件有116起，其中83人死亡，33人存活。2004年這一數據則是68起，48人死亡；而2002年是27起，19人死亡。2001年至2005年，據從媒體報導中搜索到的不完全資料，各地共報導281名大學生自殺，其中209人死亡，72人存活，自殺死亡率為74.4％。2001－2005年間，無論是專科、本科、碩士、博士，自殺人數均隨年級而增長，也就是說，畢業年級都是自殺人數最多的年級。青少年自殺的原因呢？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學業壓力、就業壓力、失戀。熟悉中國教育的人們不難知道，這三大致因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與中國政治制度及其教育的落後相關。
國際學術界公認：在歐美發達社會，自殺多與抑鬱症、精神分裂症、酗酒有關。而發達國家的自殺人數只占世界自殺人數的不到20%。據專家研究，中國農村的自殺率高於城市，顯然與共產黨長期對農民的歧視政策造成的，農民在醫療、教育、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無分享狀況相關。人們從電視報導的有限的城市自殺案例中也不難看到，中國的自殺致因很少與抑鬱症有關，幾乎與精神分裂症、酗酒無關。貪官們的自殺不去說了，老百姓的自殺基本上都與各種生存壓力相關，例如付不起醫療費、學費，住房困難、失業壓力和各種因為貧困（政府保障的缺位）所導致的家庭衝突。等等。即便是抑鬱症，也與中國85%的人處於亞健康狀態，這樣的一個沉悶苦悶的奴隸主義大國國情，有著內在的關聯。當代醫學公認“不良情緒者易患癌症”（中國著名作家邵燕祥於20世紀末宣佈不再寫批判黑暗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出於健康上的考慮），不需要科學就能知道：例如野蠻拆遷中被毒打的民眾將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中。
“非正常死亡”知多少
“非正常死亡”是多麼籠統模糊的字眼！當年蔣介石為阻止日本軍隊炸開花園口淹死數十萬人；1975年河南板橋水庫潰壩事件造成20余萬人淹死；今年的中國又有許多人死于一般洪澇。在南京城裏的小山包尚有塌方、滑坡，在北京雨下大一點，也會出現齊腰深的積水，能說兩廣、兩湖、雲貴、閩贛等地的泥石流、洪水致人死命，不是中國嚴重疏忽環保的惡果嗎？“非正常死亡”不僅是，但的確首先是中國的政治現象。
這幾年，中國死於車禍的人年均超過10萬，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總數的1/5。這個數字與“非正常死亡”相關嗎？據報導，2005年學生死於交通事故占到近八成，這固然與行人交通秩序意識薄弱有關，但難道與例如“撞了白撞”的野蠻氛圍無關嗎？而“撞了白撞”首先是官車（例如接二連三的“寶馬事件”）示範出來的。
2005年中國死於工傷的人數是13.6萬人，（當然是很不完全的統計）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特別是在礦山開採、建築施工、危險化學品3個農民工集中的行業，農民工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8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行業無論是公企公辦，還是公管私辦，農村進城工人都處於實際上的雇傭奴隸地位，不要說共產黨根本不允許他們結成獨立維權組織，用來作秀的很少幾個民工工會也根本不可能做多少好事，政府對工傷工亡後的賠償、補償，更很少願意給予應有的幫助，求助者中極少的幸運者通常只能通過媒體的曝光和艱難的訴訟，而贏得同樣難以落實、執行的賠償、補償。相反，政府官僚們通常是能糊就糊、能騙就騙、能避則避、能壓則壓。當遇到難以避讓的群體上訪，政府總是首先動用員警甚至武警，以“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等邪惡理由加以彈壓。由此，例如礦難不斷，90%以上死於礦難的是孤苦無助的農民工，就絲毫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有作者在談到為什麼英國煤礦多年“零死亡”時說，英國“零死亡”的重要原因是有“充分發揮公眾監督。一些民間機構對煤礦的監督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有一個公司每年出版一本《英國煤礦指南》，詳細描述英國煤礦的現狀，還專門把政府負責安全和環境的部門和官員的名字、電話等一一列出，以便公眾有效監管”。共產黨什麼都敢，尤其鎮壓民眾膽大無比，但就是不敢讓民眾真正獲得有效監督的權利，因為那樣，意味著一個腐敗的政權將會脫胎換骨或者消失。由此，面對一些寫滿了國恥的數字——2003年全世界產煤約50億噸，死亡人數8000人左右。中國煤炭產量16.6億噸占33.2%，而死亡人數6434人占80.4%；2004年，中國共產煤16.6億噸，占世界33.2％，但是全國的礦難死亡人數達6,027人，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2005年1月至12月11日，全國共發生煤礦事故近3000起，死亡的煤礦工人數達到5491人；2006年5月份，全國煤礦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增長27.8%和11%，其中重大事故的起數和死亡人數都上升了50%左右……受苦受難的人們毫無辦法，只能繼續坐以待斃、徒歎奈何。
在中國，不合理用藥約佔用藥者的12%～32%，每年因藥物不良反應而住院者約有200多萬人，其中每年有19.2萬人死於藥源性疾病，其數量是傳染病死亡人數的10倍。附帶說道，每年因用藥不當造成聾啞的人數高達80萬人。何故？中國的醫院借用毛澤東當年的話，是為官僚老爺服務的官醫，絕大多數醫生眼裏根本不把群眾患者當人；中國衛生藥監管理部門的腐敗觸目驚心！（請參閱作者《中國藥亂》等文）
據2006年6月28日《環球時報》報導：“中國人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過勞死也呈急劇增加趨勢。據估算，每年因過勞死去世的人多達60萬。中國已成為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人均勞動時間已超過日本和韓國。隨著加班的‘普及’，年輕人死在辦公室的例子屢見不鮮。”中國的過勞死當然主要不在白領、銀領、灰領，例如最近媒體披露的華為公司的白領胡新宇。華為這家與官方關係緊密的私營企業，也就是常常能夠在中東和非洲“夥伴國家”弄到工程的公司，我在1990年代就指出它缺少人情味（我所在的大學很多畢業生去了這家公司）。胡新宇的過勞死不是孤立的。中國的白領階層也遭遇到“超級賣辦主義”下的高度剝削之痛，但中國的過勞死主要在黑領、藍領、汙領、無領的普通工人，尤其是農村進城工人。例如福建馬尾長隆紡織廠紡織女工劉運芳，於今年7月3日患熱射病（中暑病症中最嚴重的一種）搶救無效死亡。（《東南快報》7月7日）我住在南京的老城邊緣，不難看到很多工地上冒著嚴寒酷暑辛勤勞作的民工，天知道他們中會有多少人累死、癆死（吃的豬狗食幹的牛馬活）或者中暑而死。
今日中國究竟每天每月每年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根本無法弄清。拾取友人“雲衡”提供的最新年內部分資料，看看中國“非正常死亡”是多麼司空見慣吧——5月26日廣西南寧市隆安縣一71歲男子猝死，3日後65歲癱瘓老伴餓死家中；5月31日江西上饒市民20余人食用毒鹹蛋後中毒2死；福建6月洪水繼續肆虐，死傷甚眾；6月8日廣西梧州山體滑坡造成13死多傷，6月12日貴州望漠縣遭遇暴雨襲擊30死20失蹤；6月17日廣東清遠連州和英德兩市局部發生特大暴雨4人失蹤，福建南平、龍岩暴雨2死17失蹤；6月18日淩晨5時，福建定縣洪災八人失蹤，早8時湖南株洲市洪水2死1傷，廣東連州山洪暴發2死2失蹤；6月28日暴雨襲擊四川瀘州12死；29日中午，江蘇無錫市洛社鎮花苑村龍捲風吹倒工地工棚2死13傷；6月1日北京海澱區清華東路一對騎車夫婦被撞倒，多時無人救助1死1傷；6月2日北京房山區大安山興源煤礦發生冒頂事故3死，北京海澱區皂君廟公廁撈出嬰兒屍體；山西320省道文水縣西峪口村至曹家山段馬來西亞華人旅遊團客車翻入溝裏4死3重傷11輕傷；6月4日北京房山區竇店鎮陳家房村小清河內3少年游泳溺亡；6月5日北京密雲縣溪翁莊鎮走馬莊村82歲農婦遭兒子趕出家門後服毒並自刎死亡，北京朝陽區白家樓村15號房內發現女房客裸死床下，北京大興區瀛海鎮南郊康樂乳品廠女工洗澡時遭遇鍋爐蒸汽排入3死；6月6日北京豐台區王佐村大貨車軋死幼兒，山西朔州市平魯區高鄉鐵左溝村土崖塌方埋7名小學生身亡，北京密雲縣十裏堡鎮水泉村堂兄弟間喋血2死1傷；6月7日海南昌江縣烏烈鎮昌化江8名小學生溺水身亡；6月8日福建長汀縣河田鎮80裏河突然發生決口死傷不詳，重慶南川市南平鎮後山煤礦二井放炮引發透水10人下落不明，山西繁峙縣沙河鎮西沿口村村民家中私制炸藥引發大爆炸10死1重傷，安徽休甯縣齊雲鎮山體崩塌2死2失蹤，北京海澱區復興路北京建築工程研究院內51歲工程師王衍芳為報復被領導開除捅死前院長和前黨委書記……（“雲衡”逐日搜集的來自媒體的這批資料截至6月30日，每天都有“非正常死亡”。限於篇幅，從略。）
有幾類“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很難搜集統計的，例如像河北定州、廣東汕尾農民被開槍鎮壓；像山東臨沂野蠻計生打死人；像環境污染對民眾生命的傷害（2001年8月1日河北省遷安市建昌營鎮農民萬田林因不堪忍受噪音干擾自縊身亡，此案已由法院一審判決賠償受害人13495元——幾乎所有環境傷害案都與政府部門的執法不力或有意縱容相關聯）；像專制下的謊言、蠻橫、虛偽對人們健康的傷害；像黑白勾結（例如已經因同類罪惡臭名昭著的瀋陽專政部門近前又有多名高官勾結黑社會的罪案曝光——凡是有明顯黑社會劣行而能公開進行非法營生的，必有地方專政部門充其靠山）給民眾生命造成的傷害；像假冒偽劣給民眾生命健康造成的傷害（南京今年早些時竟然查出來多年專營死豬肉的大案；近日又有消費者舉報著名的超市竟然兜售三無女性美容品）……
官方公佈的最新中國意死亡率為13•6人/10萬人，這個數字肯定是相當保守的。應當承認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與社會制度無關的“難免死亡”，但如上所析，相當一部分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著內在關聯，很大一部分則明顯可以歸因於不良的政治制度。如果對各類“非正常死亡”加以合理估算，中國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當不低於一百萬1989年以來，總數應當不在1700萬之下。
政制不變，“非正常死亡”不止
胡錦濤說的“以人為本”很好，“科學發展觀”也很好，在社會公正問題上，本屆政府也確實做出了明顯不同於往屆政府的一些努力。但開明不是，改革更不是，連鄧小平也說到的制度革命。共產黨人若有良知殘存，就不難知道：政治若淪為權痞集團的工具，就必定要侵害民眾的生命、健康、財富。
今天是2006年7月12日。中央電視臺報導高溫勞保的問題說，40多年前有過相關法規，之後沒有修訂過，而相關法律沒有具體規定，北京基本上沒有對勞動者提供防暑降溫保障的措施，天津市有政策規定“單位員工”每月40元防暑降溫費，報導沒有說都落實到沒有，我猜不僅是私營企業不可能落實。專家說，現在沒有相關的法律約束。《新京報》6月23日報導有市民建議：將高溫假和降溫費寫進勞動法，氣溫超過一定限度，如38℃時應自動放高溫假；不能放假的企業，應給員工發放降溫費。可是，我在1980年代剛參加工作就知道超過攝氏35度單位實行半修的規定，進入21世紀，卻每年都有民工中暑不治的傳聞。劉運芳的工友們肩膀、手臂、腿腳長滿痱子，有的痱子脹成了水皰。劉運芳被熱死是剝削集團與人民關係的一個印證。
衛生部部長高強曾說：中國受不同程度職業病危害的職工總數超過2億，職業病發病人數和因職業病死亡人數都居世界前列。社會問題專家朱慶芳近日撰文說：中國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指數正出現負增長。社會秩序指數25年年均遞減2.0%。每10萬人死亡率從1979年的4.4人增至10.6人，年均遞減3.5%；25年間社會穩定指數增減相抵後年均遞減1.1%。貧富差距年均遞減4．1%，城鄉貧困率遞增6.4%，其中城鎮貧困率年均遞減7.3%，城鄉收入差距遞減0.9%。每萬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從1978年的5.5件上升為2003年的34.1件，按逆指標計算，年均遞減7.0%。（《社會科學報》6.23）按照犯罪學的原理，犯罪率與社會制度造成的不公正程度成正比，那麼，刑事罪案中的死難者很大一個比例就是專制制度的死難者。
《人與人權》06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