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2日訊】我仔細閱讀了余杰最近的文章《以真話維權》，他在《真話》中寫道：「中共是一個倚靠謊言和暴力治國的龐大機構。要戰勝中共，手無寸鐵的我們，惟有倚靠真話和真相的力量。如果我們也像中共一樣說謊，那麼我們在中共的面前將變得更加脆弱不堪 。甚至有一天，我們會變得與我們所反對的對象一模一樣，將說謊內化為自己的一種本能。這是當前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的維權活動中一個不可迴避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認同余杰的這個推論，但這個推論不夠嚴密，「謊言中國」不是一個「中共統治機構」能完全承包下的。中國社會歷經百年暴政洗練，已經完全像一個靈魂脫了竅的軀體，其中苟活的每一個細胞都是掙扎在虛假幻滅的意境中，尤其是自1921年以來，產 生出系列現代暴力革命黨後，與暴力孿生的謊言政治也就瀰漫了中華大地。
1949後，謊言經濟、謊言文學、謊言教育等等謊言文化全面佔領了大陸每一個空間， 到了今天，每個中國人做到了心不跳臉不紅的撒謊的地步，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理由，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的恐懼社會裏。用前蘇聯政治異議者納坦的話說就是在持不同政見被禁止的地方，社會破裂為三個群體。一個群體是由那些因為其欣賞現行秩序而仍然忠誠於它的人物組成——他們是真正的信仰者。另一個群體是是由那些儘管冒著被懲治的危險依然公然反抗現行秩序的人——他們是持不同政見者。這兩個群體的人員的人數很少，他們各自在他們自己的個人思想和公開表達上沒有裂隙，心口一致。不同於真正的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見者，第三個群體的成員們說的不是他們所想的，心口不一。這個群體的成員們不再相信現行的意識形態，但他們害怕受到與持有不同政見的風險，他們是「悖思者」（雙重思維者）（doublethink）。
我從89年親身 經歷的學生運動中就深深體會到撒謊本能已成為基因符號滲透在每個中國人的骨子裡 。每每想起那些單純而勇敢殉難的民主義士們，我就提醒自己，我是靠謊言活下來的，不論這個謊言是自己編織的還是別人強加的。
在今日之中國，除了高智晟、劉曉波 這樣與利益集團徹底斬斷物質利益關係的人外，即使在所謂的民運界、維權界、宗教界能有幾個敢向他們那樣公開天天講真話的人呢。劉曉波在《用真話運動瓦解現代獨裁政權》中直言：「每人一句真話，再暴虐的制度也將失效。點滴積累的拒絕說謊，將匯成反抗暴政的民間洪流」。所以，高智晟用當代最悲壯的行為藝術開講了幾篇真話，繼而滔滔不絕。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只有決絕任何藕斷絲連的利益，才有超然的勇氣面對真相。很多人不理解高智晟、劉曉波們的處境，為甚麼他們既不能出國又不會入獄？高智晟劉曉波靠的是把真話講到底的膽量，共產黨玩的是與時俱進的政謀。真真話與真謊言旗鼓相當。共黨也看不起那些講假真話、半真話、假謊言、半謊言的調皮的知識份子。老百姓罵黨罵娘比他們直白多了，對現在文人騷客們的批罵早已置若耳旁風。
余杰等有志於中國真話運動的號召者，首先是否「慎獨」一下 ，我們既然生活在一個空氣裡都佈滿虛假氣氛的環境下，最好坦然承認不是「甚至有一天」，就是今天，我們已經「變得與我們所反對的對象一模一樣，將說謊內化為自己的一種本能」。我自己沒本事高昂甚麼和解、寬容、正義、理性的論調，但我現在非常可憐「共產黨」、「中共」、「當局」“統治集團」這些詞彙名稱，中國社會的一切邪惡都可以掛到這些空洞的名字頭上，言說者好像自己生活在不相干另類空間。 中共黨史家們把1921年來的共黨罪錯全部弄到一屆又一屆領袖們身上。這種御用文人生來就是睜眼看別人，張嘴罵別人的思維慣性已然傳染給了在一塊共同土壤裡刨文字飯的形形色色的公眾人物們，那些獨立知識份子們，獨立自由主義者們，獨立作家們依然沒有擺脫靠攻擊別人張揚自己道義的這條路徑。他們張嘴閉嘴自己的真話偶像是哈維爾、薩哈羅夫、米奇尼科，但在他們身上看不到偶像們萬分之一的影子。
余杰舉例說：「由於許多維權人士亦深受共產黨文化之潛移默化，許多人在其言語行事中，不自覺地混淆了真話和謊言的界限，逐漸習慣了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謊言，並享受這些謊言所堆砌出來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兩三名警察的跟蹤，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的 時候卻非得誇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這樣誇大不足以顯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沒娛樂場所，並與地方黑勢力發生衝突，卻非得將這樣的事件泛政治化，將其描述成國安策劃的陰謀；再比如，有人明明是『獨行俠』，在海外卻宣稱自己掌控數萬復員軍人，可以一聲令下，揭竿而起……我完全不認同法輪功在『退黨』活動中偽造數字的做法。」
民運也好、維權也好、法輪功也好，對自己所受的迫害形容過度，或者疑心過重，或者數字有假，也可能是如余杰所分析的動機所致，但我經過20年對中國民間抗爭運動體驗和觀察，一個充滿恐怖和不自由氛圍的生存環境裡，人們遭受迫害的第一反應是懷疑一切。我舉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89年6月4日早晨10點鐘我回到學校，很多人問我外邊死了多少人？我根據自己在西長安街的親眼目睹的概率加上對其 他四個方向的推算回答，大概死了400-500多人，因為我感覺西長安街一段死亡大概 100多人，加上南面、東面、廣場的大概400-500人，我也是推測而已。令我尷尬的是旁邊的人在短短的幾分鐘裡就電話向外電報了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的死亡數字。因為在那種混亂、恐怖的場景裡，作為個體的人只有疑問的能力了。公佈真相的責任在政府，政府不公佈真相，十幾年了，民間還有甚麼《六四真相》《天安門之子》一類的書在暢銷。
趙昕、高智晟的遭遇的真實情況，只有政府有責任來公佈真相。趙昕 、高智晟完全可以懷疑是警察設計謀打人、完全可以懷疑是幾十人、甚至幾百人在跟蹤他們，懷疑與撒謊截然不同，他們沒必要靠誇大數字來抬高自己。
法輪功的三退數字我開始也不相信，我也懷疑他們炒作，但是正如總是有局外人問我，六四廣場到底死了多少人？我說只看到我身邊一個女生中彈犧牲，至於總共死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只強調一點，一個人也不應該死。到底有多少人三退？我只要看本質，趙紫陽 、胡耀邦離世後，中國已沒有幾個真正共產黨了。我只能是每天面對死去的英靈檢討自己，我自己今天少說了幾句假話而已。
余杰說的沒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許多維權人士亦深受共產黨文化之潛移默化，許多人在其言語行事中，不自覺地混淆了真話和謊言的界限，逐漸習慣了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謊言，並享受這些謊言所堆砌出來的英雄感」，但有一點你錯了，這「許多維權人士中」應該包含你自己。正如你自己所說： 「僅僅是像先知那樣指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罪孽是不夠的，因為我們自己並不在這些罪孽之外。我們更需要徹底謙卑順服下來，更需要像耶穌基督為門徒洗腳一樣，去關心和幫助那些深陷絕境、在黑暗中苦苦掙扎的同胞」，「方舟教會走出了這第一步。 我們還計劃使得這樣的探訪成為教會的『傳統』——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我們便去上訪村、孤兒院、養老院等地方探訪。如果你不是個逐漸習慣了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謊言 ，並享受這些謊言所堆砌出來的英雄感的人」。
那麼你完成你的計劃了嗎？實際上， 我觀察上訪村一年裡，看到最多的倒是一位佛教徒經常每天清晨為訪民們送來熱呼呼的粥和饅頭，但是他連一個名字都不願留給我，更不會寫一篇文章給甚麼布什等老外看看——我等基督徒多仁慈。
這麼多年，我一直是懷著敬佩的心情盯著余杰這一年輕才俊，十幾年前我和老婆做「三渠道」書商時，曾親自背著滿口袋余杰的《冰與火》 到各大學宿舍兜售。我懷疑余杰也不幸染上了「二渠道」出版商們的自以為是自我誇張的毛病。有時說，這本書發行了10萬本，有時說這本書發行了100萬本，對媒體說發行量很大以期造勢，對收稅的說發行量很小避免繳稅，真真假假，誰知道書商們的哪句話是真哪句話是假？在奸詐的中國書商們包裝中上市的余杰老弟，一定不要忘記 ，在一個謊言大國裡，誰都有撒謊的可能，而且是毫無意識的以為自己在堅持真話的狀態下。我們之所以歸順了上帝，因為我們明白，牛頓到了愛因斯坦這裡就可能是一個撒謊者，人類最有智慧的人尚且不能逾越謊言的邊界而到達真理的彼岸，難道一個上帝的奴僕還有上帝那樣論斷別人真假的能力嗎？
如果余杰還是一個基督徒，就請你謙卑下來，不要輕易論斷別人了，有一次你當著李海、康玉春等民運人士的面就說民運人士都是一群沒有信仰和文化的人，我們出於禮貌沒有表態，不久你見了美國布什總統，大概也是說了這個意思。實際上您是被中共工作人員綏靖交往和談話中的觀點感染了，否則不會眼睜睜說瞎話。海內外老的少的民運人士，有幾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至於信仰，可不敢瞎說，這個好詞被共黨弄斜歪了。甚麼算有信仰，我看佛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法輪功等等宗教有一個共性，就是忘我。通過行動放棄自己的一切，求證一種真義。這就是信仰。共黨早期有點這個意思，正如余杰所寫的《瞿秋白 ：一個人的義路》中表達了瞿秋白的一種孤獨，一種堅持信仰的孤獨，一種堅持純潔的孤獨，也許余杰在用瞿秋白自比，折射自己目前的一種文人心態，我少年時也很敬佩瞿秋白。我把瞿秋白寫的詞倒背如流：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但是我從余杰身上看不到瞿秋白這種超然。「因為我也是失敗者中的一員。我安於失敗的結 局，甚至連臉上的唾沫都不願擦去。此時此刻，不同的時空交錯在一起，我向隱沒在 驚濤駭浪中的瞿秋白伸出手去：他那雪白的圍巾在風中飄舞，他那柔軟的雙手仍然如 此溫暖…」
余杰如此自戀的表白自己像烈士瞿秋白一樣的孤獨和悲愴，是您那驕傲的情感世界裡沒有看到包含您成都老鄉在內的無數現代的瞿秋白，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王丹 、陳子明、王軍濤、鮑彤、楊健力、王秉璋、劉青、劉剛、劉賢斌、許萬平、胡明軍 、秦永敏、江棋生、劉曉波、周舵、胡石根、唐元雋、高洪明、冷萬寶、何德普、楊天水、康玉春、李海……包含您所敬佩的楊子立四君子等等無數民運先鋒，哪個不是受過教育的書生？哪個不是大義凜然的走入鐵牢？哪個不是為了自己的人生理念拋家 捨業？也許余杰會以自己的立言傳世，難道這些人不但立言甚至立德的行為就不會傳世嗎？
十幾年前，劉賢斌、王天成就提出哈維爾式的真話維權路徑。 法輪功早期不提倡講真話，會有那麼多講了一輩子假話的老幹部來皈依嗎？余杰現在喋喋不休的販賣「前蘇聯、東歐等良心人士的真話聖經」，大有盜版之嫌，完全扭曲了哈維爾、薩哈羅夫、米奇尼科、索爾仁尼琴等人知行合一追求真話的理念。如果是劉曉波、江棋生向我推薦這些人的作品，我會虔誠地去讀這些聖徒們用血淚書寫的文字，因為他們不是用變化無緒的情感來對應這些文字，他們是用自己的生命來體驗過薩哈羅夫們靈魂的人。而這些白面小生除了賣弄文字的功夫外給我的感覺就是假惺惺。千千萬萬的民運志士竟然被余杰先生說成是一群沒有文化、沒有信仰的人。甚麼袁紅兵短高智晟長、甚麼維權政治化了，甚麼民運人士素質不高了…….，我想 哈維爾等量級的人絕對不會糾纏在別人所謂的短處上。
如果余杰先生志存高遠，千萬不可再糟蹋自己，別總計較甚麼余王郭事件中丟了面子而心底慼慼然。哪怕向您的同伴王怡學學，把眼光放遠一點，少說兩句別人。有時候沉默的力量大於表白的力量，退守的力量大於攻擊的力量。多向劉青、劉曉波老師學學，把主要精神放在反共、限共、融共上。
從余杰口口聲聲最欽佩的哈維爾、薩哈夫、米奇尼科等人的所有文集中，你也找不到一絲誹謗戰鬥在一線如瓦文薩之類同仁的味道，今天，高智晟、趙昕、陳光誠、齊志勇們不斷受到當局「武圍」的當口，余杰把講真話的勇氣總是用在「文攻」這些普通公民身上，與薩哈夫們面對最強暴最黑暗的地方講真話求真像的道義精神實在是相去甚遠。
2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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